河图那年不过十二岁的孩子，那时候国家已经强制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多年，所以他也不得不送进了学校。河图要长我几岁，可偏偏早些年都给耽搁了，所以他虽然岁数大，却不得不从头学起。
不过好在河图人天资聪明，原本也识字，白天学习，晚上则跟查文斌学道，就这般的生活大约过了有一月有余。
河图所在的小学后面是一片柳树林，上方则是一石砌成的拱桥，一条小河从柳树林里穿过，距离学校也不过就二十米远。
这学校有点年头了，清一色的小平房，墙壁上还刷着文革期间的标语。黑色的石棉瓦和斑驳的黄色墙壁送走一代又一代村里人。
那时候的校园里是没有玩具的，更加别提现在随处可见的单双杆。这里没有球场，也没有跑道，地上是孩子们下课冲锋后留下的尘土飞扬。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互相用硬木板隔开，一个供孩子们蒸饭的食堂，还有六间教室以及两间老师们的办公室。
因为河图的年纪比同班级的孩子都要大，个子自然也高，他就落座在了后头。这教室的后头有一扇门，门就对着河，那里有一块浅塘，是村里妇女们洗衣服洗菜的地方，也是这些孩子们下课后的娱乐天堂。
他的目光很少停留在黑板上，而是经常看着门外的河，虽然跟着查文斌入门不久，但这些年来的耳读目染也让这个孩子对于风水有一定的了解。别人拿着铅笔或学写字，或画画，可这孩子却在纸上画这一代的风水图，作为无神论者的传播者，光荣的人民教师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做这档子事情的。
于是乎，查文斌开始作为家长被请到学校里。生活在这里的人多半是知道他的身份的，可知识分子的骨子里头就有一股傲气，用带着横扫一切迷信的眼神，查文斌只能告诫河图在学校里得注意自己的身份。
离查文斌他们村十里开外有一个小村落，大约二三十户人家，这里原本盛产山核桃，靠山吃山的人们便在此地定居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这个村原本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校，可是那些年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每家每户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下，这个村的后继人口显得有些单薄了。
到了与我年纪相仿的那一辈，他们村只剩下三个男孩子需要读书。原本那村里也有一个代课女老师，后来嫁了人，出了山，这里的学生们便没了老师。省城毕业的大学生们哪肯进那座位于半山腰的破学校，有经验的老师也是越发不愿意往那里调，后来主管教育的人脑袋一拍，撤了那小学，和查文斌他们村的那个学校进行合并，于是那所小学里仅剩下的三个男孩子来到了山下。
这两个村相聚十里地，并且都是山路，期间没有一户人家，更加别提有路灯了。夏天孩子们起得早来上学倒还说的过去，可是到了冬天山里黑的早，山路又容易结冰，上学就成了困难事。谁家都指望自己子女有出息，通过读书跳出农门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权衡后经过几方商量，这三个男孩子给安排住校。
那时候学校里头是没有生活老师的，农村小学的教师们除了一天的课程之外，晚上回到家还得忙田地里的农活，谁也没空管这些孩子，这任务就落到了替学校看门并且负责食堂的一位老大爷身上。
因为没有宿舍，孩子们就挤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几张旧门板拼凑成的床就是这里唯一的家具。
因为年纪尚小，这些孩子基本维持在一周回家一次的频率，大部分的时间里由那位老大爷负责照看。老人的作息规律毕竟不能和这些贼精的小毛孩子比，刚开始，这三个孩子还挺老实的按时睡觉，没过几天，那股子新鲜劲立马让他们对这个新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八九岁大的男孩，哪里有那么容易消停，不是今天溜进教室搞破坏就是明天把青蛙塞进校长室，学校里对这三个孩子很是头疼却又无可奈何。
十月份的天气，山里已经有些凉了，这三个猴崽子在放晚学后跑到河边洗澡。那个小河塘里的水对于大人们来说是不深的，也就齐个人腰，可对于这些屁点大的娃娃来说，还是一块危险区域。
那一天说来也巧，食堂老大爷被他女儿接回去吃晚饭了，说是家里来了远方客人。这下这仨孩子是彻底没了约束，使劲折腾。那个点恰好又是饭点，无点多钟的光景，乡下人都是收工吃饭的点，所以学校周边也鲜有人来往。
三个男娃娃脱的一丝不挂争先恐后的跳进水里，一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水深，只是在外围的区域玩耍，随着互相的水仗一浪高过一浪，其中一个孩子被另外两个夹击逐渐退向了深水区。
这个由人工筑坝用来洗菜的小潭子从来就没有在当地人的眼里成为危险过，可这一刻它却不折不扣的成为了吞噬生命的黑洞。
这个水潭总体是漏斗形，四周因为河沙的关系踩上去并不知深浅，中间部分是光溜溜的大石壁，其中一个孩子现在就站在河沙和石壁的交界处。随着其中一个孩子大笑着把手中的河水拍了过去，那个孩子往后退了一步却发现脚下一空，接着便是大口的河水往他的嘴里灌去。
挣扎，这是对于一个在慌乱中落水者的唯一反应，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会游泳，因为他们从小生活的位于山腰间的那个村落里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
当另外两个看到有同伴落水后，起先还是开心的大笑，后来当他们发现同伴的脑袋已经完全没入水线之后，只剩下一双手掌还在艰难的露出水面，他们慌了。
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会被家里人责骂，这两个孩子并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岸找大人帮忙，即使是距离这条河不到二十米就有几户人家。其实，这时候只需要来一个大人就可以站在河里单手提起他们的同伴，可是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似乎更加相信自己的手。
对于同样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去救一个落水者不过是徒添另外落水者罢了。可是他们还太小了，不懂得其中的道理，救人是他们现在唯一充斥在大脑里的信号。
于是，一个孩子走进了深水区，第二个孩子也走进了深水区，落水的孩子们互相抓着他们能抓到的所有东西，那便是对方的手脚和身体。
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最深处不过一米五的小水潭里，三个孩子再也没有爬上来。
离着他们最近的人们还是家里吃着冒热气的菜，男人们开始倒上一点白酒，女人们则打骂着自己的娃娃没有吃干净碗里的饭，没有人注意到一路之隔河里三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
当一个女人到河边赶鸭子的时候，天还没大黑，河面飘着几团衣服，女人还以为是上游谁家的衣服落下了。当她发现似乎那些衣服的下方还隐藏着手脚后，女人疯狂的冲向了岸边，冲向了自己的家中。
几乎是全村的人全部到齐了，包括上头那个半山腰的村，男人们抱着冷冰冰的孩子尸体发呆，女人们拉扯着娃娃的衣服哭得昏天喊地。
因为那所学校并不具备寄宿制学校的基本条件，所以这件事如果放到现在绝对是重大校园安全事故。可是在那个年代，在法制观念相对落后的农村，还是有人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偷偷用另外一种方式悄悄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个看门兼食堂的老大爷作为替罪羊成为家长们怒气宣泄的对象。
有人开始说半夜里经过那道石拱桥能够听到下面有孩子的嬉闹声，也有人说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亲眼看见有三个孩子浑身湿漉漉的坐在河边哭泣。
一下子死了三个学生娃，那所学校没有人敢去上学了，女人们也不敢在河边洗菜洗衣了，生活在下游的人们开始靠井水为生，尤其是住在那河边的几户人家据说晚上经常可以听到有孩子在河里喊救命。一时间，整个人心惶惶，各种要索命的传言漫天飞舞，大人们都把自己孩子锁在家里不让出门，唯恐做了替死鬼。
查文斌的出山，不是村里人喊的，也不是他主动的，而是县里某个高官被整的没办法后再金馆长的陪同下找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