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正要点头称赞，有个节度使心不甘，把自己杀了多少敌人，攻下了多少城池的事都拿出来说了一遍。说完，就等着赵匡胤的意见。赵匡胤喝了口酒，淡淡地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一语胜过千言！
第二天，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就被赵匡胤全部收回了。
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赵匡胤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短期来看，这些措施的确为新建立的北宋王朝的稳定加了一道保险。
赵匡胤的饭局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一位地方官依仗魏忠贤的权势专选丧尽天良的事来做。百姓们对其恨之入骨，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肯砍他脑袋。所以，他活了十年，活的无烦无恼，问心无愧。有一次，他在民间抢了一位女子回府当小妾。此女子貌美如花，性情贤淑，他喜欢得死去活来。
他手下的那些狗官们经常来他府中送礼，所以总能见到此女子。就有人对他的眼光表示出极大的羡慕。可有一天，他请这些人到家中喝酒，喝到一半时，他突然叹了口气。
众官不解，就问他叹气的原因。他说，“我以前那个老婆丑的要死，脾气也不好。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合我心意的，我这心每天都七上八下的。还不如当初跟那个黄脸婆时快乐。”
众官就说道：“您得了这样一位美人，应该高兴才对啊。”
他就说，“我的确应该高兴，可你们总来，并且看她的眼神很是暧昧，我很怕有一天你们会把她抢走。”
众官急忙说，“这怎么可能，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能有今天都是大人您提拔上来的。”
他又说，“即使你们不想，可万一有一天看她我不耐烦了，会跟诸位中的一个跑掉，我不更是伤心吗？”
众官只好问他，到底该怎么办。
他想了想，说道：“我觉得最保险的就是，把诸位都阉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众官被吓得张着嘴巴，半天没有人说一句话。他却哈哈一笑，说，开个玩笑。
但第二天，就有官员被家属抬着来到他府中，掀起裤子给他看，一个太监诞生了。
我们知道，此人是把当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活学活用了，他翻版成为杯酒释了别人的命根。这些官员根本就没有必要听他的，因为他自己也说，是玩笑话。但因为他的权势，这些人主动把自己后半生的性生活做了个了结。
可以说，赵匡胤就是利用手中的皇权，让武将们把兵权痛快地交了出来。
这本是愿打愿挨的事，你若想得到什么就必须要失去什么。关键一点是，想要你失去什么的人是用什么手段向你索取的。但不论怎样，你都要给人家，无论人家是用温柔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态势。除非，你不想得到什么。
我一直疑心，赵匡胤为什么那么自信靠几杯酒就能拿下那些武将，后来，我才明白，因为那些武将根本就没有反他的心。他们愿意为他奉献出一切，即使是赵匡胤让他们交出他们最宝贵的兵权。明朝的这位自然也明白，那些官员肯定会自宫，因为他们有求于己。为了跟自己在同一条船上享受快乐，他们当然愿意什么代价都肯付出。
我说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并非是什么高明的计策，只不过是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与其他开国皇帝相比多了一些理性和文明。
如果非要把“杯酒释兵权”当成一种智慧的话，那也不过是因为它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另外，他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但这种意义之所以成立，还在于赵匡胤手中有极大的皇权。只不过，他和五代的皇帝不同的是，他很善于运用这种权力。而“杯酒释兵权”之所以被后人总拿出来提，并当成是一个大智慧来阐释，并非是解除兵权本身，而是在解除大将兵权之后所实施的一些军事措施。
就在赵匡胤时代，宋朝的军事部署已基本成型。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却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
在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上，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按他的说法，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所以，他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这种结果就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
回过头来，再看宋朝的中央禁军。禁军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最可笑的是，法律规定，宋朝皇帝必须要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他们不可能上战场，所以派出代表他们身份的太监作为监军）。许多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在对外战争上，宋朝永远地失去了胜利的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一组数字表明，到了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宰相富弼算过一笔帐，最后得出结论：“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军队身上了。”
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在320年的岁月里，始终在对外战争中无法取得主动，最后只好选择了不为思想——龟缩。
终宋两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都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这一切都缘于那场饭局，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一步一步把宋王朝推到了“无能与耻辱”的纪念牌前。
那么，“杯酒释兵权”的影响只是这么简单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还有一种影响，决定了宋朝“文盛武衰”的最基本特点。
早在杯酒释兵权之前，赵匡胤就对军队做过调整。“陈桥兵变”后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960年）秋又进行过一次。赵匡胤通过这两次调整，使得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又进行了比较大的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
我们可以说，第三次调整实际上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演习。该年七月，就发生了“杯酒释兵权”，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被解除。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有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由此可知，“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相当明显的。
赵匡胤对“杯酒释兵权”的售后服务更是做到了份上。他首先将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他们还没有完全地适应恐惧，就被赵匡胤传递给了他们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这自然让他们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原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政绩。其他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全是政绩卓著，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恬淡过活。比如石守信成了地主老财，高怀德摇身一变而成了风雅之士，唱歌跳舞打猎样样皆能。等于说，这些人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选对了适当的角色。
但并不是说，他们喝完酒后就再也不替国家分忧了。在宋朝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慕容延钊被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两年后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王审琦在开宝二年（969年）被任命为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跟赵匡胤出征太原。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韩令坤到常山当节度使，统领沿边部分军队，他镇守常山凡七年，北方边境安宁。罗彦环在乾德二年（964年）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两年后，又和阁门使田钦祚斩杀北汉军千余人。
所以说，“杯酒释兵权”这种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意味着自唐末以来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中国的五代时期是一个混蛋唱主角的时期，“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后人王安石说：“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武夫们掌握天下，文人都如鸵鸟一样把脑袋插进土里。那个世界，没有礼，没有德。”
而北宋改变了这一情况，赵匡胤不用武人，喜欢用文人。终宋二朝，文人非常吃得开。在杯酒释兵权不久，作为文人代表的赵普就被提到最高权力中心，宋朝的文人治国开始了。所以后人说，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一个朝代。
许多年后，一位宰相在与皇帝发生争论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天下是士大夫与百姓的天下，不是您皇帝的天下。
这句话放在任何一朝，早被抄家了。可宋朝的皇帝在听到这句话后，只是气得嘴歪而已。他不能拿这位宰相怎么样，因为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后，还立了家法：不得杀士大夫。后来的邵雍、程颐、范仲淹等都说过这样的话：“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是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南宋吕留正则大夸本朝自古所无者有三，其中两条是：艺祖（赵眶胤）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
事实上，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一行为来看，就注定了宋朝“抑武扬文”的政治基调。在对待武人上，都是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也就决定了在对待“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问题上的态度。
在这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中，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就在同时，契丹与金也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始崛起，并成了永远欺负宋朝的敌人。
的确，“杯酒释兵权”充满了温柔和理性，终宋两朝，在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有人也指出，宋初的“杯酒释兵权”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
但这并不是值得我们绝对肯定的，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中国没有宋朝，中国的文明很可能因为五代的一群混帐而断层了。可是，中国有了宋朝，才有了“耻辱”这两个字。在对外战争上，宋朝几乎丢尽了所有想对它称赞一句，哪怕只有一句的中国人的脸。
文盛，值得肯定，武衰却不值得提倡。今天我们总提汉唐，并很骄傲，大概原因只有一个，这两个朝代不但能守边，还能开拓。宋朝恰好相反，守边都难，更何况是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