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清朝乾隆时期的洪仁辉事件是标准的历史版蝴蝶效应。由于一个英国小毛贼（洪仁辉）的扇动翅膀（告状），导致了清王朝在19世纪成为人人捉着打的懦夫，并最终使它无能力生存而在历史上消失。几百年后，我们提到清朝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康乾盛世，也不是什么千古一帝，而是闭关锁国。这四个字概出于此。
时间是1757年，中国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乾隆在位的第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不准入浙江海口。”一口通商的格局由此奠定。一年后，跟清朝贸易往来频繁的英国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饶提出要求改革广州贸易制度，遭到严厉拒绝。但英国大班不死心，他决定通过一种根本在清朝就行不通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直接上告。
洪仁辉就此登上了这个改变中国历史的舞台。洪仁辉是英国人，由于汉语讲得很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让他在贸易活动中充当翻译。英国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凭借“中国通”这一旗帜让清朝改变主意。在几次商谈下，他们商定，洪仁辉先到宁波，如果受阻，就沿海路到天津，甚至进京面见中国皇帝。在这之前，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一位中国商人欠他们的钱，因此他们要告状。
这种借口虽然可以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在没有人权的清朝，完全行不通。幸好，英国人的目的并非是要回他们的钱，他们只希望清朝政府能多开几个通商口岸。
为了不引起广州官员的注意，东印度公司为洪仁辉购买了一艘只有7吨重的三桅小船，取名为“成功号”。1759年6月，洪仁辉带领11个人从广州出发，这个月的24日到达定海县四礁洋面，遭到清朝政府的拦截。在问讯中，洪仁辉说：“今年东印度公司将有一两只商船到这里进行贸易，我是他们的翻译为他们打前站，前来联络一些买主。”
定海总兵罗英笏得知后，马上派人告知洪仁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洪仁辉只好说出了实情，希望浙江的总督能够替他们将状纸转送到乾隆皇帝手中，但他遭到了断然拒绝。
他不但拒绝了洪仁辉，而且第二天立即派人“护送”洪仁辉返回广东。但护送的人低估了洪仁辉，他只将洪仁辉“护送”出了定海就返回了。洪仁辉趁机扬帆直奔天津。7月18日，洪仁辉到达了大沽海口炮台。这一次，洪仁辉没有实话实说，他撒谎道：“我是英吉利四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商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
只由这件事就可看出，洪仁辉是个中国通，至少，他对当时的中国意识形态很了解。他诈称自己是英国的四品官，是因为中国在清朝时期重儒轻商，商人得不到官府特别是官员的重视，在清朝经商的外国商人更是如此。一个很可笑的现象是，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不能直接与内地商人交往，必须通过官府指定的“行商”（垄断进出口商）进行贸易。遇到贸易纠纷，外国商人必须通过行商到中国官府申诉，否则不予受理。
不言而喻，洪仁辉的谎言起到了作用，守卫大沽海口的清军将领赵之瑛告之洪仁辉停泊待命。但是，他的命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好。晚上，天津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这位离京城近在咫尺，时刻都沐浴着皇恩的狗官任凭洪仁辉怎么说，就是不答应让他进入内河。
这位继承了中国欺诈之术的官员告诉洪仁辉，事情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第一次的请求。洪仁辉不明白。狗官就说：自己会向上级官员如天津行政官员和武官、盐运使、总督等其他官员申诉。可同时又面露难色，说，自己这样做要冒着被革职、查办的危险。因此，洪仁辉必须要交纳5000两白银，否则一切免谈。
可洪仁辉不干，他觉得花5000两银子递交一封信的代价实在太高，于是开始与灵毓讨价还价。他告诉灵毓，他的船上没带这么多的钱，他必须大大降低钱数才行。两人谈了一天，最后，灵毓告诉洪仁辉，他不会为少于2500两的报酬而担这个风险。最终，洪仁辉妥协。他们同意付给灵毓这笔酬金。
灵毓在接纳了酬金后，马上就派人发给洪仁辉能够独自出发进入内河的特别通行证———红牌。第二天早晨9点，洪仁辉由水路沿内河向天津进发，在该月的21日上午11点，洪仁辉到达了天津城。约一小时后，知府灵毓派人将洪仁辉接到神庙。
洪仁辉以为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他想得太多了。在神庙中住了7天后，7月28日晚6点，一名官员前来告诉他，乾隆皇帝下达谕旨：令一名大臣去广州调查欠款的事情，19日一早洪仁辉必须随他出发。
洪仁辉脑子一片混乱，可以说，他的计划破产了。他见不到中国的皇帝了。他准备了那么多，原来早在清政府的掌控之下。早在他以英国官吏的身份北上天津后，直隶总督方观承根据天津道那亲阿和天津知府灵毓的禀报，将详情奏报乾隆。乾隆接到大臣的奏折和洪仁辉的词呈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他立即命令给事中朝铨带洪仁辉赶赴广东，会同福州将军新柱一起会审。
29日，洪仁辉被迫离开天津。在与钦差到广州后，钦差会审，尽管洪仁辉所控情节尚属有因，判决那个中国商人归还欠款，但认为四川人刘亚匾“为外夷商谋砌款，情罪确凿，即当明正典刑”，可怜的刘亚匾就这样被砍了头。
洪仁辉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英国人而得到宽赎，乾隆皇帝就是想杀鸡儆猴，给他扣了个“勾串内地奸民，带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帽子，判他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1759年12月6日，李侍饶遵旨把洪仁辉拘留起来。
洪仁辉事件就此结束，清政府也启动了落后挨打的总开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的一纸诏书并非是清朝的首例。早在清朝初年，清政府这种闭关政策就实施过。当时朝廷为了围剿占据台湾的郑成功，对沿海百姓下了两道命令。第一条是“迁界”，就是限令直隶沿海南下到广东沿海一带居民一律迁入距海岸线三十里外的地方居住。第二条是“禁海”，严令不许船舶下海经商，甚至连捕鱼不在限制之内。但是，清廷在给台湾郑氏造成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沿海商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得对外海上贸易几乎处在了停滞状态。
值得庆幸的是，台湾收复后，清朝政府随即允许沿海居民回迁，又开放海禁。时值英明的康熙在位，这位皇帝为了尽快恢复海外贸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附近的云台山设立四处海关，定下规则，收缴课税。这样，经过了雍正一朝到了乾隆朝。
这位在前期自卑到极点到了后期却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想不明白一件事：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些地方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什么都有，还用得着这群黄毛鬼子吗？他在给英王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我们天朝上国有大海有高山，有江南的雨和东北的雪，我们天朝所有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和你们这些小国做什么生意。
空想虽然惹人耻笑，但并无多大害处，夜郎自大似的胡思乱想就有大害了。乾隆皇帝肯定知道一件事，英国有些他非常喜欢的小玩意，比如鼻烟壶就是中国所没有的。他为什么要实施闭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看到外国人在船只上配置的火枪，火炮。他见过这种东西的威力，他可不想要有人带着这些东西在自己的国土四处招摇。他想的不是怎样来购买这些东西和制造这些东西，而是像愚蠢的鸵鸟一样把脑袋钻进土里，躲避一场注定要来的腥风血雨。
洪仁辉被清政府“改造”了一番后，回到祖国。他对清朝政府的所为始终想不明白。有人告诉他，是因为他违抗了大清皇帝的旨意去了天津才受到的惩罚。他被改造的体无完肤，但事情并没有完。五年后，也就是1760年，乾隆发布法令，从而彻底地将大清帝国的大门关上了。这项法令包括：1、外国人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直至秋天；2、中国人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3、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4、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5、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6、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
乾隆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处于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而这一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极力扩大对华贸易，试图突破清朝的种种限制，开辟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当时对洋商的限制除了保商制度外，两国之间每年的贸易逆差更是英国等国家不愿见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