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的这段话真是盾后有矛，既能进攻，又能防守。最要命的是，他代表了天下人。天下人有的正在吃饭，有的在茅坑，有的在买菜，谁都不知道自己被代表了。可正是因为这样，“天下人”这个武器才最容易用。
王安石有些气急败坏，就这么点小事，居然搞出这么大的题目来。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即使真的争出个胜败，又有什么意义。正当他无法反击富弼的话时，人群后面踱出一年轻人来，跪下，说道：
“我以为，坐着讲和站着讲其实都是小节，这样的小事不足以使咱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汹汹辩论。真宗皇帝以前，讲师坐着讲，真宗皇帝以后，讲师站着讲，本是因势而为，并无深意。而今天大家非要争出谁是谁非，那岂不是要评判出列祖列宗谁对谁错吗？我朝百年以来，形成一种恶劣的风气，那就是清议。为了一点小事，整日彼此攻击，议论纷纷。其实今天的问题本来是不值得讨论的，不论怎么讲，讲师只要充分发挥，领导学有所得，就是目的。其他浮言，全是扯淡！”
王安石真想鼓掌叫好，这话说的太尖锐，一下子就把对手的嘴用大粪堵死了。能说出这样话的人，绝不是凡人。他就是后来改革派二号人物吕惠卿。
吕惠卿是福建人，有着无可匹敌的辩才，能把人辩得后悔来到世上。吕惠卿1057年中进士，开始在三馆工作。王安石在常州做官时，欧阳修把吕惠卿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后来与吕惠卿相见，激动万分。果然如欧阳修所言，这小子学问精深，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宋神宗最后拍板：“王安石可以坐着讲。”大家看到，刘专家的鼻翼如青蛙的腮，鼓来鼓去。
表面来看，刘专家和富弼是无事生非，这是北宋一朝某些知识份子最使人厌恶的地方。比如濮议之争。但是，如果辩证来看，吕惠卿所谓的“小事”真是小事吗？
绝对不是！
北宋自宋太祖建立文官制度，并且立下家法不得杀士大夫后，知识份子的地位猛增。很多知识份子都认为他们拥有对知识和思想的解释权，而这种解释权正是限制皇权的唯一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人总认为皇权是无边的，其实不然。还有一种权力在限制着皇帝权力，那就是一群知识份子往往以拥有知识和思想资源和解释权自居。对“天灾”的解释就是其中之一。知识份子往往通过地震、海啸、天坑、流星等天灾警告皇帝，您肯定是做了什么错事，所以老天示警了。您必须要改弦更张。
拿“讲师是坐还是站”这件事来讲，刘专家认为自己有对传统的解释权，他就是权威。他自认为，如果皇帝不遵守传统，那他们这些靠解释知识和思想的知识份子就只有去吃屎了。所以，他必须要争取皇帝听他的，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价值。
如果这种论述是真的，那么，王安石日后必然会迎接更多的挑战。
挑战很快就来了，这就是阿云案。
阿云是登州某个村里的女孩，1068年才13岁。被他的叔叔卖给了当地一个丑男做媳妇。阿云过门没几天，就开始以貌取人，厌恶这个魔鬼一样的男人，某天晚上，她用刀砍了丈夫十几刀，但都不致命，所以丈夫没有死。阿云砍完丈夫后，就去自首。县里很快就定案，判阿云死刑。
接下来，便是认罪签字画押。然后按照法律程序，一级一级上报，到了登州州长许遵那里，许遵认为，量刑有问题。因为不久之前，宋神宗以皇帝名义出台过一项法规，其中有一条是：凡是企图杀人的人没有把人杀死，而只是杀伤者，并且自首者，按谋杀罪减二等判决。也就是脊杖二十，配做苦役三年；脸上刻字流放三千里外。
许遵按照这一规定，就改了判决，然后递到最高法院（大理寺）。案件还在路上的时候，许遵被调到大理寺，案件到达后，许遵当然不能抽自己的嘴巴，所以维持原判。纪检部门（御史台）看到这样的判决后，认为许遵是在枉法，就弹劾他，要求其引咎辞职。许遵不服，就把案件陈述给宋神宗听。
宋神宗认为许遵没有错。但司马光认为，阿云杀人，虽然没有杀死，但按照从前的律例就该判处死刑。也就是说，你皇帝当初下的那道命令根本没有法律效力，它是你皇帝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这样的反驳意见只有在北宋才能发生。王安石则认为，皇帝的命令不能违抗，阿云符合皇帝命令的条件，所以不能判死刑。
王安石是在加强皇权，皇帝的权力必须要无边，皇权必须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司马光反驳说，法律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皇帝想改变法律，也要和士大夫阶层商议，士大夫阶层如果不同意，那皇帝无论发布什么样的法律，都不算数。瞧瞧，司马光所说的不就是现代所谓的民主嘛。
但问题是，司马光这老头真有民主精神吗？其实，他没有那么伟大。之前的法律已经作为传统被固定下来，如果阿云不被判死刑，那就是宋神宗更改的法律起了作用，也就是说，传统被更改了。
司马光敏锐的注意到，王安石以加强皇权为借口，正在改变祖宗成法，如果这一次被王安石得逞，王安石必然会把祖宗成法掀个底朝天。这个争论其实还是和上面那个讲师是站是坐的争论一样。司马光认为自己有传统知识和思想的解释权，这种权力可以使他显出价值来。
让司马光气愤的是，这一次，王安石仍然赢了。宋神宗同意了王安石的看法，阿云没有被判死刑。
二人在变革前最后一次交锋是1068年的阴历八月份。中央政府将在东京南郊祭祀天地。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河北地区发生旱灾，国家财力不足，请求宋神宗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时，不要按传统对臣子们赏赐金钱绸缎。这又是对传统进行改变的一件事，宋神宗要王安石和司马光进行讨论。
司马光说，既然国家没有钱，那就不要封赏，不但不封赏，而且还要对一些贵族和高级官员减薪。司马光以身作则，说半年内不拿薪水。这让宋神宗很感动。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司马光是想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王安石冷笑，说：“我记得唐朝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宰相常衮辞让中央政府供给的午餐，当时人们认为，常衮知道自己能力不够，就应该辞职，而不应该辞让俸禄。国家财力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者的缘故。”这话让司马光听起来极不舒服，似乎在指责司马光尸位素餐。
司马光当即反驳说：“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加重人民赋税而已。”王安石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负担，而国家却有很多钱。”司马光的思维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知识点，他有点气急败坏：“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间出产的财富百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那些所谓善于理财的人想方设法剥夺民众，其危害比公开增加赋税负担还要严重。”
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钱到底是赚出来的还是攒出来的。用场面话说就是，是开源还是节流。司马光认为应该节流，因为他认为，天地之间的财富是守恒的，不在政府就在民间。而王安石则认为，只要使用好方法，就能使财富增加，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会富足。
司马光为什么强烈反对王安石的思想，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他是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北宋是个典型的国穷民富的朝代，民富，也不是真的普通百姓富，而是那些大地主，大士族富。司马光一直认为，王安石是想使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土豪，分田地。王安石是否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后面的故事。
王安石继续这个话题，不过换了一个角度，他说：“国家给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可以的，有些清廉的官员，拿工资养家都有点困难，如果再减他们的工资，只怕他们连锅都揭不开，这样不出违法乱纪的事是不正常的。同时，这样做，还相当于鼓励了那些本来就有贪污行为的人更加疯狂地贪污。因此，我认为节流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事情越弄越糟糕。要解决问题，只有开源，借天下之力，大赚特赚。比如说，一户有十亩田产的人家，怎么节约，也节约不成富翁，只有多去开垦新的土地，多打粮食，才过得上好日子。”
司马光脸上挂不住，反驳说：“天下哪块土地不是中央的，还去哪儿开垦土地。皇帝就相当于是父亲，百姓就相当于是儿女，理财，不过就是父亲靠搜刮儿女致富，又有什么用呢？”王安石从容不迫地说：“天下能开垦的土地并没有开垦完，很多能为百姓兴修的水利工程也没有兴修，朝廷很多对百姓无利的措施还没有祛除，所以还有很多理财的措施没有制定出来，要想富，就得在土地上打主意。”
两个人各自都认为自己说得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神宗一直在听着，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旁边的吴奎一直在看着神宗的脸色，准备他倾向哪边就为哪边说好话，结果一直判断不出个所以然，有些着急，但是不说点话也不太好，忍不住了只好出来和稀泥：“司马光讲节流，是当务之急。王安石讲开源，也有点道理。还是您来裁决吧。”
宋神宗最后还是同意了王安石的主张，可也给了司马光面子。宋神宗说：“司马光说的很对，王安石的想法也不错，那就按王安石的意思来办吧。”
谈话结束后，神宗单独把吴奎留了下来，问他：“朕觉得王安石是安天下之才，朕想重用他，你看怎么样。“神宗认为一向见风使舵的吴奎肯定拍巴掌叫好。哪知吴奎想了想却说：“王安石有才不假，但是还是不可重用。“神宗有点诧异，追问原因。吴奎回道：“刚才臣听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发现司马光说的句句是实，王安石说得却有点空。臣怕王安石当政，会成为王莽时代那样，天下大乱。”
神宗很失望，吴奎走后，他又问了问旁边陪他读书的侍读官余安同样的问题，余安比吴奎更能见风使舵，神宗阴着个脸他就知道不能再说王安石的坏话了，因此说：“王安石的文学道德都是天下无双的，而且有大气魄，我认为现在国家的这些问题，正好需要王安石这样的人来处理。”神宗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使王安石不变革，因为他的贵人宋神宗已经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中央政府表面上一团平静，实际上，大风暴很快就来临。
那些改革委员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任命王安石之前，宋神宗做了很多功课。首先是任命了富弼为正宰相（平章事），这不过是个名誉宰相。然后是任命陈升之为枢密使（等同于宰相）、又任命曾公亮为名誉宰相，最后任命的副宰相是唐介和赵抃，据说赵宰相在四川成都做成都市长时，当地那叫一个太平。他进京时，宋神宗开玩笑说：“我听说你单身匹马进入四川，随身只携带了一把胡琴和一只仙鹤，治理天下的方法，也是不是和你治理四川一样呢？”
我们看到，这里的领导班子里并没有司马光。很多人都认为司马光是王安石最凶狠的对手，但那只是北宋的诤谏氛围很浓，司马光能以御史中丞这样的职务对王安石进行攻击。当领导班子确定后，宋神宗给了司马光老脸，问他，您觉得这个领导班子如何？
司马光很深沉的回答：“我太祖皇帝当年立下规矩，不许南方人为相。因为闽人阴险狡诈，楚人交际能力特别强。今二位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是晋江人，陈升之是建阳人，都属于闽地）。二位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是临川人，赵抃是西安人—浙江衡州人，当时北宋称为西安，都属于楚地）。这几个人如果结成朋党，朝中就有好戏看了。”
宋神宗说，您老是不是多虑了，那您觉得王安石如何？司马光摇头，不说话。宋神宗就没有再给他老脸，开始询问其他人，包括吕公著、唐介和讲师孙固。
吕公著正沉浸在后悔推荐王安石的泥沼中，听宋神宗问对王安石的看法，这位老头情绪不高的说，王安石这人才华横溢，但还真称不上是治世之才。宋神宗把他扔在一边，问副宰相唐介。唐介这人别的本事没有，就会挑领导的刺。当初，宋仁宗要任命自己的岳父为节度使。老唐一马当先，强力阻挠。宋仁宗说，这是宰相们的意思。
当时的宰相是文彦博。唐介就在朝堂之上，揪住文老头的衣服，说，你小子当初在地方做官时曾送过领导女人一件十分贵重的衣服。你和领导女人是一伙的！宋仁宗极为震怒，但唐介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有失朝仪，与宋仁宗针锋相对。宋仁宗是个特别会做领导的人，后来不但没有责怪唐介，还专门找大师级的画家为他搞了个速写。
唐介对王安石很有看法，用世俗的话来讲就是，羡慕嫉妒恨。王安石刚任翰林学士时，中书省有什么事情发生争论，意见不一时，宋神宗就说：“去征求一下翰林学士王安石的意见，他同意就办，不同意就不办。”别人都不说什么，唐介胡子乱颤，“王安石确实有才能，领导您认为他可大用，就重用他。中书政事奈何取决于一翰林学士？”
当宋神宗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时，老唐血压上升，“这小子不行。”宋神宗很疑惑：“您认为是他的文学才能不行，还是他的政治能力不行，还是他的经术不行？”老唐回答：“这小子只有文学才能还过得去，可虽然有学问但泥古不化，言论不切实际，如果让他执掌政事，一定会有许多变更。”
宋神宗又问许固，许固说：“做宰相的人，自有一定的度量，王安石心胸狭窄，缺少容人之量，如果一心寻求贤明的宰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合适的人选。”许固这夫子说王安石心胸狭窄，只是王安石好争论，不爱搭理一群他眼中所谓的废物。老许很可能吃过王安石的白眼，所以在这里搞诬陷。
宋神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用王安石。最终，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他对王安石说，“您现在敌人很多，他们批评您只懂得儒家经术，不晓得当世事务。”王安石回答：“经术就是用来经营当世事务的。”
宋神宗问：“您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王安石深吸一口气，回答：“改变风气，建立法度。”又补充道：“也就是理财！从前周朝设置物资税务总局（泉府），负责全国的物资调配。后世只有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的做法，大体与此相同。今天要想理财，就应恢复物资调配的做法，以增加税收。”宋神宗认为很好。
凡事都有一个规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安石当然明白，想要做成一件大事，不可能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团队成员必须都是超级巨星或者是精英。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天纵英明，也不可能独自成事。真正成大事的人都是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涤荡尘埃。
王安石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权力都拿过来，但副宰相的权力并不能让王安石为所欲为。北宋中央政府的权力都控制在总参部（枢密院）和中书省，总参部掌兵事，中书省总理政务。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三司使，主要掌管经济。兵、政、经济都分开，没有一个人可以总览三个部门的权力，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
如果皇帝想总揽，那监察部门（御史台）的人就会监督皇帝。总之，北宋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分割的如同门帘子。王安石想要实行自己的变法，就必须要总参和中书省和三司配合。但这是痴心妄想。那些厌恶王安石如同厌恶蟑螂一样的人大都集中在这些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