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吕嘉问的大靠山，有王安石罩着，吕嘉问就不怎么担心自己会出问题。现在大佬走了，天知道朝廷会给他怎么个论断。王安石是了解吕嘉问的，但他也没办法，自身都没保住，又怎保得住吕嘉问呢。因此王安石只好安慰吕嘉问，说朝廷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结果呢，王安石这大佬一走，曾布和吕惠卿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曾布猛烈指责市易司的工作就是在秦汉以来的那些乱世，也没有出现过，又说吕嘉问专门去搞那些特赚钱的行当，比如卖盐和卖布，说吕嘉问这些举动贻笑四方。
曾布的这些个话，差不多已经和文彦博等人的屁话差不多了，为了个人的私怨，他已经背离了变法的精神，从而开始寻求反对派的支持了。但是，曾布还是搞错了宋神宗的政治倾向，他虽然也有过犹豫，但对变法这会还是持着支持态度的。
他在四月份与国务院的领导磋商后就明确指出，王安石的变法是利国利民的“良法”，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遵守，要以爱惜百姓为准绳。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要把曾布和吕惠卿的斗争让宋神宗来裁决，他基本上就是倾向于吕惠卿的。
很烦的宋神宗想耳根子清净，因此很想早点结案，天天催着吕曾二人。得到宋神宗的默许，吕惠卿劲头就足了，在他的主持下，中书和开封府把与这个案子相关的档案都调了出来，让章惇和曾孝宽拿着这些东西与曾布前面说的话进行对比，对比出来后，曾布攻击吕嘉问的事情也就暴露出来了，这样不问可知，曾布离完蛋也不远了。
吕曾之争，吕惠卿大获全胜。曾布得到的处理结果是被打了八十大棍，被发配饶州。而吕嘉问也因为有的地方确实多收了点利息被打了六十大棍，发配到常州。这里曾布被“自己人”吕惠卿搞掉后，基本上就结束了他在王安石时代的历史作用。王安石变法热闹完后，曾布才被重新启用为财政部长。
他被贬时，有朋友写诗安慰他，说被贬或许是好事，以前塞翁失马就没伤心过，听得曾布脸红一阵绿一阵的，大道理谁不懂，恁多废话。去饶州的路上，曾布还专门绕了个大弯子，跑到金陵去看王安石，两位战友一见，想起曾经的风光和现在的窘境，眼泪哗哗地就流下来了。然后喝了几杯酒，曾布继续上路。
后来司马光上台，想拉拢曾布，曾布坚决不干，得罪司马光的曾布又被一脚踹了出来。等到章惇为相时，曾布仕途之路才有了点起色，不过他后来跟章惇又不合，最后闹得彻底分手，从此就基本上没在政坛爬起来过。顺便说一下，曾布此人虽混得不怎样，他老婆却不差，论文采丝毫不弱于后来的李清照，由于她姓魏，所以世人皆呼为魏夫人。
朱熹就曾在《词综》里将魏夫人和李清照拿来相提并论，足见魏夫人当时的盛名。看看魏夫人的一首临江仙词：“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很有味道吧。
不管曾布和魏夫人如何，但他败给了吕惠卿却是事实。王安石走后的大佬位置，就这样被吕惠卿拾掇了起来。
攻击！攻击！
别看吕惠卿和韩绛都是王安石举荐给宋神宗的，但真正说得上话的也就吕惠卿一人，韩绛差不多是一个做样子的角色。辩他辩不过吕惠卿，狠他也狠不过吕惠卿，这样一来，不是闷着头上下班才是怪事。
吕惠卿能力是有，但却野心非常大，心计也深，什么事情都要争个输赢。早在变法时，他就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心中却在处心积虑考虑着怎么取王安石之位而代之。现在王安石走了，他又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那还不大干一场。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吕惠卿是小人，而与他一伙的邓绾也是一个小人。王安石罢相后，邓绾转投于吕惠卿处，二人狼狈为奸，在不久的将来又搞出了很多龌龊事。
就在吕惠卿、邓绾二位同志想要大展拳脚之时，宋神宗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事安排，他把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和王安石的妹夫沈季长一起提拔为“崇政殿说书”。这说书其实也跟讲评书差不多，只不过这观众就少了，差不多就是皇帝一人。对于这个安排，朝中有人认为宋神宗提拔沈季长是为了安慰王安石，不过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沈季长这人虽然是王安石的小妹婿，跟王安石关系密切，但这小子也确实有才，学问方面基本上都是受王安石指导过的，在给宋神宗说书时经常谈些经济课题，非常对宋神宗的胃口。
至于吕升卿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才没才，说书一般都是先做好笔记，再照本宣科的那种，信手拈来的话他从来不会，这个任命显然是吕惠卿任人唯亲的表现。连吕升卿都用，吕惠卿算是从宋神宗的任命中看出了皇帝老儿对自己的信任，那好，作点漂亮的政绩出来吧。
有一天，宋神宗召集新内阁成员开会，讨论增加财政收入的事宜。宋神宗指出：“这天下的钱财多的是，只要朝廷想办法，就不愁搞不到钱。比如说这会只要裁军三千多人，一年下来就要省下四十五万缗钱，四十万石米，二十万匹绢，三万端布，二百万束草。所以说，希望同志们在工作中多发现一些搞钱的路子，及时报告给朕，咱们要当世界首富。”
宋神宗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搞钱，搞钱，再搞钱。吕惠卿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积极指示吕和卿办这件事，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找到些搞钱的法子，让神宗皇帝高兴高兴，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变法打上自己的印子，王安石办得下来的，他吕惠卿也能办下来。吕和卿回家后就把门关着，绞尽脑汁想法子，饭不吃，觉不睡，没过多久还真给他搞出些方法，他马上兴冲冲地拿去找老哥吕惠卿。
吕惠卿一看，这法子拿出去肯定又是一片指责和诘难啊，不过，有些东西还是可取的，先不管了，拿给皇帝过过目吧。吕和卿搞的这个东西，就叫“手实法”。手实法是在免役法的基础上改良形成的，行免役法时，官府要用当差的，一律由众人出钱雇佣人手来做，由于是众人都出钱，就有了一个出钱多少的问题，原则上是家里富裕的多出点，家里贫穷的少出点，看起来这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人钻空子，故意瞒报自己的财产，这样就可以减少自己的役钱，很多人都这么干时，就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这手实法呢，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财产登记制度。就是各家各户都要把自己的财产上报，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然后官府把这些东西按市场价折合成钱数，用来定户等高低，这就有点相当于以前富农、贫农这样的划分，这样一来，就不太容易出现有人少报财产的情况了。
定出户等高低后，官府就把各家的户等公布出来，用来分摊役钱，如果两个月内没人反对，那以后就都按照这种方法执行。在报家业的过程中，如果有人瞒报，是允许邻居朋友告发的，经查属实的，会全部没收其财产，并拿出三分之一奖励给告发者。可见，谎报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细究起来，手实法其实是非常功利的，它只顾着敛财，却绝没有顾及到百姓的感受，你想，房产、田亩、鸡鸭鱼鹅都要上报，都要纳税，执行起来，必然会是民不聊生，鸡飞狗跳的境况，那不是扰民是啥。吕惠卿缺的就是王安石改革以人为本的胸襟和志略，从这里来看，吕惠卿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循吏。
果然，手实法一出，就招致一片骂声。宋神宗一看风头不太对，也开始质疑起吕惠卿的能力来。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更让宋神宗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在“郊祀”大礼上，吕惠卿知道要大赦天下了，于是想起了曾经的大佬王安石，他可不是想把王安石找回来做京官，而是向宋神宗请求让王安石出任节度使，也就是给他个虚职，这辈子就这样了，别再来朝中折腾了。
吕惠卿想得挺美，但当场就让宋神宗给驳了回来。宋神宗问他：“罢免王安石都不是以罪名的方式罢免他的，现在为什么要用赦的方式起用他呢？”吕惠卿一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看来，辩才也有辩不出来的时候啊。
接着，手实法的矛盾终于越演越烈。因为不满意吕惠卿的手实法，郑侠又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画了一幅《正人君子邪曲小人图》呈给宋神宗。在画中，郑侠将唐朝名相魏征、姚崇、宋璟画成一轴，题为“正人君子”，把李林甫、卢杞等人画成一轴，题作“邪曲小人”，郑侠的意思是把吕惠卿比作小人，把冯京比作君子，借古讽今。随画呈给宋神宗的，还有一封弹劾吕惠卿的奏折。
知道这事后，吕惠卿气得哇哇叫，心道：不把郑侠搞出京城，誓不罢休。
在处理郑侠的事情中，吕惠卿也搞到点内幕消息，他就给宋神宗说郑侠的所作所为都是冯京和王安国指使的结果。吕惠卿不光要打压郑侠，还要打压王安国。冯京这时候也是副宰相，尽管是同事，但两人关系非常冰冷，谁也不要想对方给自己说好话。王安国虽是王安石弟弟，但他却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属于反对派的阵营。
此前，王安国就经常提醒王安石，要当心吕惠卿这个小人。有天王安石正在和吕惠卿一块在屋里商量政事，王安国一见吕惠卿就烦，就在外面吹笛子，故意骚扰两人。王安石被笛子吹得烦，就冲王安国吼道：“停此郑声好不好。”王安国一听，马上回道：“远此佞人好不好。”孔夫子说过“驱郑声，远佞人”，王氏兄弟一问一答，暗暗还引用上了孔夫子的名言。从这天起，吕惠卿就对王安国怀恨在心。
在吕惠卿打完小报告后，宋神宗找来冯京，阴愀愀地问他：“你认识郑侠这个人吗？”冯京可能闻出来点味道，就对宋神宗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长啥样都不知道。”这话听在宋神宗耳里有点刺耳，郑侠这样的新闻人物，冯京不认识？本来是倾向于保冯京的，可冯京自己让自己的形象打了折扣。
有个叫张璪的小官，听到这件事后，急冲冲地跑来给宋神宗打小报告。说冯京和郑侠不认识个屁，他们还是好朋友。郑侠在京城时，到处打通关节，早就和冯京来往过了。邓绾一看，自己出头的时候来了，连忙跟上说王安国也跟郑侠有一腿，他曾经借郑侠的奏稿来看，还夸奖郑侠写得不错。看来，邓绾和吕惠卿早有默契了，那就是搞掉该搞的人，包括王安石，然后两人坐地分赃，共享荣华富贵。
宋神宗接到这些小报告后，更加不相信冯京和郑侠，把已经调往外地编管的郑侠又提了回来审查。这时都还有落井下石的，一个叫丁讽的就举报说，冯京何止跟郑侠是好朋友，他还对郑侠非常欣赏，经常表扬郑侠的上书写得非常好，不入选语文课本简直是浪费。
因为冯京、郑侠等人自己出了纰漏，结果当然对他们不利起来。事情的结果是郑侠、冯京、王安国三人全部遭贬。郑侠被送到英州。吕惠卿本来是要置郑侠于死地的，但被宋神宗阻止了。宋神宗说郑侠还是在为国家着想的，忠心可嘉，罪不至死。皇帝都这样说了，吕惠卿也只能见好就收。
冯京和王安国，一个送到毫州，一个被开除公职，赶回江宁老家去了。后来有人说，因为这件事，王安国最后郁郁而终，王安石也是悲痛欲绝，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更是对吕惠卿恨之入骨。曾经同在一个阵营里的两位大佬，逐渐开始走向彻底决裂的地步。
半年之内，吕惠卿挤走曾布、冯京、王安国等人，一时变得势焰熏天起来，朝廷中大有唯吕惠卿马首是瞻的态势，各御史、谏官、州县官吏都以结交吕惠卿为荣，吕惠卿的府邸上，每天都是顾客盈门，宰相韩绛都不得不靠边站。这种情况，与当时王安石把握朝政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下还有真诚的一面，吕惠卿则只剩下狡诈和虚伪了。
赵世居案
真正让王安石和吕惠卿变得水火不容的，是赵世居案。
说到赵士居，先要说李士宁，而要说李士宁，又要先说李逢。这李逢，当时的职位是余姚县主簿，就是县里的一个秘书。李逢官职不大，但他有一个祖先却是牛得不能再牛的牛人，那就是唐朝名将李靖，因为这层关系，李逢这人也有点志气，经常找些人搞些行为艺术，有时玩得也有点出格，这样就引起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
于是一个叫朱唐吉的人举报说，李逢勾结一批人在搞歪门邪道的东西，想谋反。李逢勾结的这些人中，就有李士宁，当时李士宁还是一个道士。本来这也不是个什么事，只要找点人查一查，如果属实，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的。但问题是这里面又牵扯到了另外一个人，这才让这件事情越搞越大。这个牵扯进来的人，就是赵世居，据说是宋朝太祖皇帝赵匡胤的孙子。
扯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这个问题就比较敏感了，就像明成祖朱棣对建文帝的下落很敏感一样。宋朝开国宋太宗和宋太祖那段悬案，基本上已经到了举国封口的地步。赵太祖的后代又出了事，如果最后解决不好，那就肯定会影响政府的形象，让中央在百姓中的威信力大大降低。所以，这件事传到宋神宗那儿时，宋神宗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严查，不查个水落石出不要罢休。
调查这个案子的正是宋神宗面前表面上的红人吕惠卿。吕惠卿很快成立了专案组，主要成员包括邓绾、范百禄、徐禧等人。这徐禧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受益者，熙宁初年新法刚刚实行时，徐禧仅凭几篇议论时政的对策，就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青睐。这样，年轻的徐禧连科举考试都没有参加，就直接被中央授予了官职。
因为宋神宗在盯着，几个人不敢怠慢，天天派出密探侦察，本来一件小事，结果问题越查越多，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前御史中丞王陶、翰林侍读学士滕甫、工部郎中范纯仁都给扯了进来。
调查的焦点自然是赵世居，范百禄调查后，认为案件很清晰明了，相关人等供认不讳，便将案子交到了开封府。开封府审查无误后，拘捕了赵世居，也查封了赵世居的家产。赵世居和李逢的关系是，赵世居收留过李逢，和李逢一起研究过一些图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邓绾在查过赵世居和李逢的往来书信后指出，李逢、赵世居之所以谋反，就是受了图谶、伪书的蛊惑，又说多年以来，赵世居一直在暗中结交歹人，议论军事，意图不轨。
在赵世居的交游圈子中调查出来的就包括王陶、滕甫、范纯仁等。司马光写书说过，赵世居喜欢文学，也喜欢交朋结友，还很有声誉。但在交往中，赵世居与朋友的书信都是平常书信，没什么端倪可查，就连邓绾也承认实情如此。只有滕甫是李逢的妹夫，范纯仁是李逢的表兄弟，所以他们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
赵士居之外，要特别说一下李士宁。这李士宁堪称是一位传奇人物，而且把他提出来，还牵扯到了王安石。李士宁是四川人，做了道士后开始修炼气功，但没练死，也没有走火入魔，反而练成一套导气养生之术。因为有了这个本事，加上会算命，他就经常在官宦人家家里进进出出，给别人算算命什么的，顺便挣点饭钱和窑子钱。一来二去，李士宁就跟不少中央干部熟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