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不朽”，传统士人的解释是，立德，立功，立言。其实这是给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个选题，并且是退而求其次的。罗振玉年轻时候的打算可能没有想立德，但绝对想到了立功，后来，立功也无法实现了，只好立言。而想要了解这位传奇士人，就必须把另一个人一同拉进来。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两位国学大师堪称承前启后，两人是学术界最有成就的少数学者中的两位，他们共同创立的“罗王之学”，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目标，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从而取得了卓越成果。这两人一个是王国维，另一个就是罗振玉。但罗振玉与王国维的身后评价却有天壤之别，这位自小立志要做命世名臣，在晚清从民间入仕途，办新农业，办教育，希图革故鼎新，教养天下，一生涉足党争，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士大夫后来不仅以顽固的清朝遗老身份处世，在晚年，还上演了一段出仕伪满的不光彩的闹剧。这样看来，他辛苦一生，“三不朽”最终成了“三朽”。无奈的并不是他的叹息，而是他身后的那些无耻的嘴脸，以人废言，以言废人。
识得俊杰，“立言”以始
罗振玉是江苏人，出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罗振玉自小就非常聪明，但体质嬴弱。教他的老师为了照顾他，就把课程放慢，让他多自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老。
十五岁那年，罗振玉很轻松地考中秀才。十六岁那年，他就把家里的债务一个人承担起来，可以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是没有错误的，但家庭的重担并没有让他荒废学业。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总能比富人的孩子日后有所成就，大概是因为苦日子压得他们太难受，立下志愿要出人头地过好日子的缘故。总之，罗振玉经过刻苦努力，在光绪十三年（1887）时开始，就已经给一些小孩子当老师了。
可为人师表并非是他的追求，他还要偿还家里的债务，于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只身来到上海，与人合资创办了“农学社”，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翻译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同年，他又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聘请了日本汉学家藤田剑峰（丰八）为教授，培养翻译人才。
1898年2月，一个22岁的青年来到了上海《时务报》报馆任书记，并同时学习日文。
不久后，罗振玉就知道了这个年轻人叫王国维，不过除了这个人好学之外并没有引起罗振玉的兴趣。有一天，罗振玉在王国维的扇面上看到了一首咏史绝句，其中末联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他当时就一惊，心想，此人虽然年轻，但口气不小。于是，就对王国维特别照顾起来。
如同一个很能把猪杀得非常好的人，看到别人用刀切肉，就能意识到此人是否适合当屠夫。罗振玉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他尽力跟王国维把双方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并在生活上对王国维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王国维非常感激罗振玉对自己的关系，曾写过一首诗，诗中以“匠石”隐喻罗：“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可以看出，这句诗中除了有对罗振玉的感激之情外，还有自命不凡的意味。罗振玉为什么看中王国维，可能还得要从中国传统中去找，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真正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遇到他所认为的才子，必会尽力提携，深怕这样的人才被埋没。罗振玉帮助王国维就是以这个角度出发的。
两人在上海一起共事四年后，在1902年1月，兼着张之洞幕僚的罗振玉受张之洞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两人要分别，王国维当然依依不舍。罗振玉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带着王国维。在这年的2月，罗振玉出钱，经藤田丰八介绍，王国维奔赴日本到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几何。不过还不到四个月，王国维就从日本跑回，原因是他对那些三角平行的几何丝毫提不起兴趣来，又加上他与生俱来的脚气病发作，回到了上海，住进罗家。
当时，罗振玉也才回国不久，正在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监督。见到王国位的脚气病渐渐好了，就邀他任该校执事。王国维自然很乐意，大概就是在这一期间，王国维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向了西方哲学。
罗振玉当时对中国的甲骨文非常感兴趣，王国维的向西方哲学转变不但没有让罗振玉不高兴，反而鼓励王国维将西方哲学搞透彻了。
1903年10月，罗振玉协助刘鹗（就是那个写了《老残游记》）校印其刊布甲骨文之著作《铁云藏龟》，这是罗振玉开始正式接近甲骨之始。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经常与罗振玉在一起了解甲骨。大概甲骨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两人都对甲骨学研究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就在那一刻，甲骨文奠基者的地位，已经开始向他们二人走进了。
从此，罗振玉不但把王国维当成是知己，更当成了事业上的伙伴。
1904年6月，罗振玉创建江苏师范学堂，自任校长，王国维出任教师。1905年12月，清政府见全国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就设立学部，转管全国教育，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1906年2月，教育部部长荣庆奉旨调罗振玉进京出任学部参事，王国维与之同行。后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管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宜。
由此可知，两人的事业虽然还谈不上登堂入室，但至少是小有所成了。促使二人学业上成功的是1909年9月，伯希和博士的到来。他带来了曾经从敦煌盗走的大批晋、唐古写本典籍经卷和佛画等珍贵资料。
来到中国后，这位博士住在苏州的一个胡同里，当他听说苏州最有名气的学者是罗振玉时，就邀请他来观看。罗振玉得知消息后，急忙领着王国维来到其住地，当见到那些稀世珍品后，两人惊喜若狂，罗振玉直呼是盖世奇宝。这是罗、王两人亲见敦煌卷轴的开始。罗振玉与王国维就拍了许多照片，将这些照片带回，反复研究琢磨。
始终不明白，伯希和博士这杂种当年曾从中国甘肃盗走的东西，又返回来让中国人观赏。不知道这是一种炫耀，还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讽刺。
罗振玉与王国维恐怕没有想得这么深远，两人接触到敦煌卷轴后就开始放下一切，醉心于其中。这年年底，罗振玉已经编成了《敦煌石室遗书》。王国维则从另一面为罗振玉翻译了欧洲学者斯坦因游历中亚细亚的一篇演说，叫《中亚细亚探险记》，这是一篇关于他们在甘肃敦煌做的好事的一篇演说，王国维将其刊入《敦煌石室遗书》的附录《流沙访古记》之中。
与此同时，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并没有停止，1910年6月，他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以分类推求考释甲骨文的研究方法，考定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即殷武乙的故墟、甲骨卜辞系殷王室遗物，为殷周的存在找到了可靠的历史和地理依据，殷周历史研究的基础由此奠定。在这一时期内，王国维撰写多部关于殷商历史的论著，都刊进罗振玉的书中。
其他方面，两人也是合作融洽。罗振玉辑成《隋唐兵符图录》，王国维就为之撰写《隋唐兵符图录附说》。罗振玉后来增订了《隋唐兵符图录》为《历代符图录》，王国维就为之撰序编目，并将其《附说》改写为《隋虎符跋》、《伪周二虎符跋》。两人仿佛是一对夫妻，夫唱妇随。
也正是这位罗振玉，把王国维从芸芸众生中“解救”出来，并把他一步步带入了古文字、古文献、古器物等古文化学术研究的深层领域，学术是什么，学术就是这些需要你有先天条件的同时努力再努力才能到达的境地。而如果没有人带领你，你永远都在黑暗中摸索。
罗振玉为什么可以在学术上创造辉煌，是因为他的自学本领。而王国维在这方面很差，当然是需要罗振玉的带领了。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的这段岁月是两人的磨合期，那么辛亥革命后两人的双双东渡就是切磋期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部分没有能力参与大清政府决策或是远远看着大清灭亡的知识分子不忍见到他们的祖国就这样烟消云散，这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无法面对的。他们既没有能力来力挽狂澜，也不会对新朝产生感情，所以，只能离开祖国，远涉重洋。
罗振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大清子民的一分子，作为大清政府的官员，他真的不愿意看到清王朝的覆灭，1911年11月，他和王国维一起携眷东渡，寄居日本京都。在这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研究学问，朝夕相守。
若论两人此时的学术水平，恐怕还是罗振玉远胜于王国维。自然这里面有专注的问题。罗振玉一门心思地只在中国的古文字、古文献、古器物等古文化的深层领域进行研究，而王国维“不务正业”在对西洋文化同样感兴趣。
罗振玉对他说，“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矣。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哲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大概意思其实就是，一心不可二用，我们研究的领域已经浩大无边，倘若真若有所成就，非下十二分苦功不行。
王国维居然很听话，主动放弃了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他不仅在学术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平日里常崇慕的西洋文化，从此后再也没有听他谈起过。
不过，据后来王国维的文章来讲，王国维的文学造诣还是相当深的。这不仅使他在后人的印象中树立起了一个文学家的形象，也是他后来与罗振玉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文人与学者不同，学者研究的东西有根有据，但若让文人来写，就会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把真的写成假的，假的又成真的了。
罗振玉一门心思钻研经史考据之学，恐怕不仅仅是出于爱好，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位一直闭们而学的知识分子想要在传统知识分子的三不朽上有一个不朽。
在自认为非得有人帮忙和王国维去搞文学太屈才的认识下，他将王国维拉进了经史考据之学的房间来，剩下来的事就是他对自己眼光的证明了。
王国维果然是不负其所望，1912年10月10日，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定稿，这是王国维早期研究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当然，这部著作的完成自然少不了与罗振玉切磋古文字研究方法而取得“今日修学宜用分类法”的共识以后才写出来的。
似乎是为了考验王国维，1914年2月，罗振玉认为西方学者写的《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书考释内容不妥，于是邀王国维，两人重新对该书加以重新分类考订，这就是后来的《流沙坠简》。同年9月，王国维干出了兴趣，把罗振玉的收藏和建议集中到一起，撰成了《国朝金文著录表》，同年10月，王国维又为罗振玉校写了《历代符碑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等书序目。
短短的几年内，王国维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以至于有人认为成书于1915年1月的《殷虚书契考释》是王国维所写。不过，后来王国维在这本书撰写了前序、后序各一篇，盛赞“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又说“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的话后，大家才知道这是罗振玉所著的书。
1915年3月中旬，王国维回浙江海宁扫墓后即回到上海。罗振玉十分想念他，就邀他再回日本。王国维回到日本后，吃穿用度都是罗振玉供给，这让王国维很惭愧，终于在1915年应上海一位富商的邀请，回到上海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学术丛编》当了个编辑。
王国维走后，罗振玉继续呆在日本。但来年感人丝毫没有断绝任何联系。并在学术上，两人非达成共同的见解，才动笔。
罗振玉这段时期对学术的热情实在是让人感到钦佩。要知道，在日本东京，罗振玉的经济来源很窄，王国维离开东京与此有很大关系。但罗振玉丝毫没有放弃掉自己对事业的追求。或许，在这位传统知识分子看来，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军阀在混战，大清只剩了一个傀儡。他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在“立言”上可以达到不朽。
他与王国维之所以合作亲密，正是因为两人在政治见解上相同，就是，大清永远是大清，民国永远是民国。他们属于大清不属于民国。
“罗王之学”的诞生
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其提供一切机会，使其学术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二是尽量利用其知识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学者不善于经商，商人又搞不了学问，可罗振玉似乎是个另类，他不但把学问搞得有声有色，在经商方面，也是个奇才。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当年在中国，罗振玉都有两条生财之道，一是编印出版书籍，一是倒卖中国的古董字画。而王国维在其第一条生财之道上，就是他的聚宝盆。要知道，王国维所撰写的一切文章与图书，罗振玉都卖了很好的价。当然，在日本，很好的价并不能阻挡住几口子人的嘴巴上的奢望。
或许是王国维的嘴巴太小，又或者是胃太小，总之，王国维的“白吃饭”行为并没有让罗振玉感到不快。在两人分别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王国维在回国的客轮上，三五天内便给罗振玉寄出信，但大都是关于石鼓文中某字的破译。到上海后，他连休息的时间都省了，跑到古玩铺，去看罗振玉让他看的一副画。随即又把看画获知的信息写信告罗振玉。
在王国维上班后，罗振玉将自己曾经编过的《殷虚文字前编》、《殷虚文字后编》和《殷虚文字菁华》等书寄给王国维，对他说，这些书只是著录卜辞，却没有加释文。希望王可以在空闲之余，将其加上释文。
王国维对罗振玉的古史研究，特别是殷商史的研究很是钦佩，而他自己的确也对甲骨文记载的殷商历史怀着很大的热情。于是，古史重新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头脑与笔下开始了。
罗振玉首先汇辑了可识可读的甲骨文字五百余，撰成《殷虚书契考释》。不久后，罗振玉又汇辑不可遽释的甲骨文字共千余，取名为《殷虚书契待问编》。罗振玉将《殷虚书契待问编》交给王国维，希望他能深入研究。王国维就将《待问编》看了一遍，并在罗振玉已考出卜辞内“王亥”为人名的基础上，又从《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文献中找到根据“知王亥乃殷之先公”，进而依次考定卜辞中先公先王共13人的名字。
罗振玉得到稿子后，大喜过望，连续写出两封信，对王国位的治学态度予以肯定，并进一步释读了卜辞中的“上甲”二字。在给王国维的第三封信中，他这样说：“忆自卜辞初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固知继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上甲之释，无可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