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北方的朝廷是要为自己曾经受到的一切耻辱奋力做最后的清算。然而，南方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中央这种不顾一切的举措会让自己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但是，如何把盛宣怀的“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的办法实施，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他们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决不是皇上的本意”。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看法是他们商量出来的，他们以这种商量出来的看法想堵住洋人的嘴。因为张之洞接下来的做法就证实了这种观点，他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很严厉地提醒朝廷那群饭桶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接着，他联系到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致电大清驻英国公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还是那句话，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而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局面肯定不好收拾，对谁都没有好处。
英国人听到了北京方面宣战的消息，觉得不可思议。而在张之洞前窜后跳的努力下，长江江面上并没有出现一艘外国军舰。张之洞又给英国领事一份电报，提出了一个概念：“互保”。他说，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大清南方官员决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与中国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洋人同意了，南方大员们本想安静下来看北方大战。谁知他们屁股还没有坐稳，朝廷方面来了圣旨。
这封谕旨的内容很简单，北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功大概是因为发霉而失效了。朝廷原本打算只有这些神汉就可以把联合军打败的想法正在渐渐地落空。所以，朝廷要求南方的朝廷大员们立即派兵北上勤王。
上面盖着皇帝玉玺，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一份大清皇帝的圣旨。张之洞与英人“互保”的条款还没有签定，面对着圣旨，南方的大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当初，《宣战诏书》的发布，他们无可奈何，在他们权利范围内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北京方面耍疯。并且，整个帝国向外国宣战，人人都有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每个人也可以假装参加。但这道让他们“北上勤王”的圣旨却是直接针对他们来的，他们逃不掉。如果说，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那么，现在朝廷就是要让他们行动了。
任何一个朝廷的官员都知道这样一点：在任上，你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杀人放火，甚至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以卖国，可以误国。但绝对不能直接跟朝廷对抗，这就是谋反。大清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
官员绝对不能抗旨，就像是哑巴绝对不能说话一样。如果一个朝廷的官员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但是，这道圣旨的内容，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执行。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肯定可以预料到。而且，在这些人的心中，封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思想始终盘绕在他们脑袋正上方。他们为难了。就在这个时候，两广李鸿章跳了出来。这位靠镇压一切反对清政府势力的人单独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他对朝廷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朝廷的反叛意图。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已经老眼昏花，他看不清圣旨上有他多次见过的皇帝玉玺，他当然也故意不知道北方正在开战，老佛爷正准备西逃。他只知道，整个大清朝现在只剩下南方了。倘若保不住，大清朝就从此消失。他也会随着消失。
有人说，他这完全是温柔地与朝廷分庭抗礼。他的“此乱命也”标志着中国受到西方大炮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
几千年来，抗旨的朝廷官员当然也有。但绝对没有一个官员“无耻”地在朝廷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抗旨不遵。李鸿章的首发，让南方大员们有了榜样。他们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纷纷以各种表述方式告诉朝廷：这道印有皇帝玉玺的圣旨是乱命，我们不会北上。
“此乱命也”这句话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地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于是，当时整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当帝国北方的农民们“造反”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只好让老佛爷跑去西安，欣赏另一道风景。
1900年是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八国联军接受大清帝国慈禧的要求进入北京，当大清朝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一样。
这就是因为一批南方大员们的抗旨和“东南互保”方式的形成，你永远也想不明白，这种南北差异怎么会形成，在封建道德面前，南方大员们居然撇开了最根本的忠诚，和中央政府形成了软对抗。
他们这样做对吗？
当中央政府，他们一直效忠的皇帝与皇帝的老母亲仓皇奔逃时，他们没有一天愧疚之心？如果他们参战，八国联军会不会那么容易就进了北京？
一切都不用假设，因为当时，他们的确没有管皇帝，安心地坐在南方，和洋人们相安无事。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正在发展中的南方不受到西方国家的洗劫？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大清已经和西方国家还有日本进行过了战争。如你所知道的，这些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大概也正是由于与外国人的战争一败再败，特别是甲午战争中，清朝又败于新兴的强邻日本，在清末的洋务派官僚和一些开明士绅看来，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不打则已，战则必败。
当时的张之洞就很担心，这场战火万一蔓延到南方，他们苦心经营的近代工业将毁于一旦。最终，他认定，这种事情的发生简直说是一定的了。当李鸿章抗旨后，他马上出面联合南方各省督抚，一同抗旨。张之洞决定与外人“虚与委蛇”，一可以保留东南数省，接济京师；二是一旦皇帝“西幸偏安”，亦留有余地。
但这些人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谅解，或者说，他们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正确。过不久，他们就被中国的百姓和朝廷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
因为他们不但抗旨还提出了“东南互保”这种不管皇上的大逆不道之行为。
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皇帝不是把老百姓当猪杀，老百姓都会拥护他的，特别是当皇帝受到委屈的时候。
南方大员们提出的“东南互保”从表面上来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出卖朝廷。他们的做法使得当时的中国已近分裂，一方面是北方的清军浴血抗敌，一方面却是富庶的南方各省保持“中立”。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当然，老百姓不会看到“东南互保”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在北方陷入空前战乱的情况下，南主各省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未受影响。
如果一件事情可以做到，那么，无论是谁都要试上一试。但执行“北上勤王”的命令，与外国联合军开战，在当时的情况下，南方大员们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所以说，“东南互保”也是一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粗具规模，与其浪掷于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不如保境安民，为国家保留一丝元气。
但无论如何，这显然不能作为他们不奉旨北上的借口。当一个大清的中央政府对外宣战，而它的地方政府居然采取所谓的“中立”态度，拒绝参加作战时，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首脑会怎么想？历史会怎样想。
在今天看来，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在历史发生的当时，他们简直就是畜牲不如。
他们是卖国贼还是护国者，不是今天的我们可以讲清楚的。我们不能因为享受到了他们当时卖国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就断定他们是护国者。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互保”的策划，英国虽然有过此意，但是从中国方面而言，实际就是盛宣怀。李鸿章虽然极力推动这个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最后与洋人订立的互相保护章程。
一切都是盛宣怀主持并最终完成的。
盛宣怀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直接也很充分：东南不打，正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考虑的，明知打不过人家，就应该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以图后起！
后来的事情也正如盛宣怀他们所分析的，老佛爷宣战的结果酿成了中国半壁江山——北方的战乱。如果这些人当时真的按照朝廷的旨意北上，那么八国联军不可能只在北方停留，一定会将战火带到长江一带，那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半壁江山尚不堪对付，更何谈对付势必会搅得一片大乱的整个中国局势！
《东南互保章程》的签定为后来与八国的谈判中增加了一定的筹码。作为策划了这次事件的盛宣怀所得到的是慈禧跑回北京后对荣禄说的一句话：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
不久，慈禧又下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著赏加太子太保衔。盛宣怀并没有因为策划抗旨不遵之事而受到严惩，确切地说，这正是当时他还有用的一个见证。慈禧能跑回京城，多亏了他创办的电报局，如果不是屡通信息，慈禧恐怕一时半会回不了北京。至于他策划的东南互保，恐怕在慈禧心上，还是有一点愤恨的。原因无它，她的权威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轻佻的挑战！
盛宣怀的下一步将走向何方，恐怕已经有人为他画好了线，就等着他从远远的地方向这里走了。
一切的终结：保路运动
1911年5月，刚刚担任晚清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与镇国公、度支部尚书、“实业救国者”载泽向政府请求，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
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但盛宣怀还没有进行下一步，有些人就把传递出消息说，政府已经把这两条铁路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一批爱国者，所谓的爱国者，我们现在可以称他们为愚昧无知的愚货，立即起来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