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看到了希望，并且认为这希望一定会成为现实。他主动为清廷御前会议草拟了《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给中国的“君主立宪”构建了总体框架。在这份框架中，君主（皇帝）为国家元首，有着至上的尊严，国会则在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
他给中国政府提出了两院制。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选、蒙藏议员组成，下院（右院）由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
不过，最终，清政府又让他失望了。事后我们得知，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为了缓和当时国内矛盾，清政府见一时受到成效，就把根本就不健全的步骤自然而然地慢了下来。梁启超在左奔又走了五年后，不但什么都没有等到，反而等来了武昌方面的一声枪响。一切似乎都已经结束了，梁启超该往哪个方向转变，他心中自然有数。失望归失望，可前进的路始终是要在人们面前铺开，并向前远远地延伸的。
梁启超当然要走这条路，那么，再变，就是当务之急了。
和袁世凯的“变”
梁启超与袁世凯可谓是有深仇大恨。当初，如果不是袁世凯高密，老佛爷发动戊戌政变，梁启超就不可能跑路。
在日本时，梁启超就制定过“以倒袁为先”的方针，揭露和挞伐袁世凯。但却很少有行动，因为自他们跑路后，袁世凯已经是一路飞升，站在了大清帝国的政治最顶点。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时候连自保都难达到，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理会这个昔日仇人呢。
不过，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仇恨之心始终没有变。即使如康有为一直希望保皇的人在后来袁世凯复辟时也没有发出半句赞赏之词。
而梁启超却截然相反。
1911年，武昌起义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一百个不情愿赞成民主共和政体，但作为一个头脑清醒，只看时下局势的政治家，面对已然形成的历史事实时。他坚决站在了顺应历史潮流上，顺势向前。
不过，此时的他虽然认为革命党革掉了满清王朝的命，可并非是最终结果。在这位理想的政治家看来，革命派实行民主共和，不过是一国体，在这种国体中推行立宪政体，也不是没有可能。
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梁启超必须要先回到祖国。而回到祖国，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和袁”，二是“慰革”。
“和袁”就是与袁世凯讲和，武昌起义后，大清政府名存实亡，真正掌握大清政权的就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实力派袁世凯。
梁启超深深知道，自己要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就应该修正从前的“仇袁”方针，由“仇袁”变为“和袁”，其实目的很单纯也很直接，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袁世凯在中国听到梁启超的宣言后，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团结这群立宪派分子对自己大有好处，一方面可以牵制革命党，一方面使得自己在大清朝的影响力进不一步增强。武夫往往会借助文人来装点门面，既然梁启超主动凑上来，袁世凯如果不回应，那太不明智了。他频频给梁启超去信，希望他能尽快回国，帮助自己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希望。
梁启超此时还不能回国，因为他知道，没有革命派的点头，即使他回国后与袁世凯一起，倘若袁世凯又与革命派为难，中国仍旧是暗无天日。
他开始了第二件事的运作，就是“慰革”，与革命党人在政治上达成一致。
在此之前，梁启超和革命派一直是以敌人的面目存在的，无休无止的论战让梁启超和革命党人都对对方没有太多好感。可现在，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了，且不管是如何胜利的，单就国内形势各个省的支持革命派，梁启超觉得就应该顺应大势，也支持革命派。
他向革命党投出了慰问之心：“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这话其实是告诉革命派，我所领导的立宪派与你们革命党从开始，握手言和。
孙中山对梁启超的归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革命党人黄兴也都表示欢迎他早早回国。另一位革命积极分子汪精卫还以后学的身份给他写信，对曾经大骂过他的言语道歉，同时对梁启超的将来表示了肯定之态：“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当为共和政治做出贡献。
梁启超看到了革命党人的热情，发现自己在这样的时代对任何派别而言，还都是个有用的人。所以，他就做了第三件事。
他跟革命党人表态，对当时中国的时局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并且说，处此震荡多变的时期，清政府这个“附骨之疽”不可能马上切除，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清政府“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使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革命党人对他这种态度不置可否，事实上，孙中山一直就知道，梁启超即使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也没有放弃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的想法，在论战的三年中，孙中山等革命党都知道，梁启超极力推崇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在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还将这种制度解释得滴水不漏，可见其对这种制度的热爱之情：“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多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
但是，革命党人手中全是好牌，不可能让梁启超来先出牌。革命如此迅猛地波及全国让革命派认为，中国是必须要经过革命而且非得革命才能让中国的未来美好的。
所以，当梁启超的“和袁、慰革”方针在得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认同和响应的同时。他的“逼满服汉”的“虚君共和制”却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梁启超恐怕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革命派从诞生之日起，其目的就是永远地结束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即使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存在，革命党人绝对不可能容忍。尤其是革命的成功速度之快，使得革命党人的信心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妥协于自己的目的。
所以，革命人士章太炎对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很是不屑，他说：“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嚣嚣”，现今尚言保留清帝之事，“亦愚者之见”。
是的！
那是一个一切都按照革命派意志走向的年代，所有的一切都按照革命党人的“认为”发生着，1912年2月12日，清帝在革命党人的要求下宣布退位。由此结束了梁启超“虚君共和”的设想。
远在日本的他得知这件事后没有如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扼腕叹息，只是略一思考，他就决定，把从前的政治思想彻底抛弃，说自己拥护民主共和。
是该他回到祖国的时候了。
梁启超在国内立宪党人和各方政治势力纷纷来电催促下，始终不肯前行，直到时已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来信，他才最终决定回国。他写诗道：
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邅。
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
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
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
1912年10月，梁启超乘“大信丸”离开日本，“拂衣还”。
袁世凯对这位当年的仇人，如今弃暗投明的知识分子很是照顾，梁启超一回国，就被他任命为法务次官。
在礼遇上，袁世凯对梁启超可谓是空前。回国后，袁世凯让他住在贤良寺。这座寺庙因为被曾经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入京时所住过而增添无数荣誉。给予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人这样的礼遇，任是谁，都会感激不尽。
但是，在重视程度上，袁世凯显然没有让梁启超满意。当时，熊希龄出任总理组阁，梁启超就想做财政总长。结果，袁世凯找了好几位财政总长的预选名单，上面就是没有梁启超。
熊希龄倒是很看好梁启超，他认为袁世凯这样做不公平，袁世凯被这位总理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给了梁启超一个教育总长的位子。可梁启超不当，熊希龄就又恳求袁世凯让粱启超当财政总长。
袁世凯不喜欢熊希龄这种逼法，就带点恼火地说：“梁启超做不好财政总长，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明白吗？”
熊希龄冷静一会，“我不明白，梁启超的文章漂亮得很，怎能做不好呢？”
袁世凯说：“他文章写得越多，就越是做不好。况且，财务部长又不是写文章好就能当得了的。比如，我让他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反对，因为以理论现之实属大不该之举。可是我只要钱，没钱，我的兵吃什么。一个财政总长，我要他去借钱，他不去，跟我论理，写文章，说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这件事说明，袁世凯并不看重梁启超的能力，而只是看重梁的影响力。同样，梁启超能跟着袁世凯混，也并非是真的就想成为袁世凯的一条狗，他是想以自己的意志来影响和感化袁世凯，促使其走上共和政体的轨道。
但是，袁世凯并非是一个走共和政体之路的人。他的大总统宝座其实就是靠着武力威慑得来的，他信奉武力。而共和政体等于把总统的权力化解，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接受。
在与袁世凯慢慢地接触后，尤其是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梁启超心情极为居丧，他说：“吾性质与现社会不相容，愈入愈觉其苦处。”
不过，袁世凯把宋教仁干掉，还并没有让他彻底离开袁世凯的心。在他看来，作为国民党的宋教仁与共和党的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其实属于党争。虽然袁世凯用了极不光彩的手段，可在刚刚步入共和的中国来讲，却也不是非得要跟他决裂的理由。
不过，当袁世凯刚刚暴露其欲帝制自为的野心时，梁启超便果断地离开了袁世凯。1914年2月和次年1月，梁启超分别辞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职，他想，既然无法制止，也不能合作。
他这许多年来变得太厉害，这一次，他是坚决不会变了。
1915年1月，当日本人给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让他的儿子袁克定去探梁启超的口风。这次宴会，大家吃得都不开心。首先是一直宣讲帝王术的杨度让梁启超很反感，杨度嘴巴一张，“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梁启超听出了话外之音，拍案反对。
两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过，梁启超仍旧对袁世凯抱着一丝希望，希望他不要越活越回陷，两人走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说：“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不过，不久后，梁启超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当他获知日本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后，他怒发冲冠。先大骂袁世凯卖国，然后是对日本人进行了攻击。
他通过报刊，接连发表了8篇文章，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他说，日本此举实在不知羞耻，他们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这是典型的侵略！并特别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日本人一定要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反侵略传统，日本人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日本人伤心，岂止是伤心，简直是对梁启超的这种言语表示出了欲死的心。这可以看作是梁启超的又一次“变”。
梁启超和日本，其关系真是不可以常理来解析。日本当局对梁启超可谓恩重如山！
日本人清晰的记得，当初中国的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维新派”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可能早就身首异处了。这种救命之恩，梁启超在日本就时时提起，让日本人着实感动了许久。在梁启超居住日本期间，日本政、商界人士都对他表示友好，正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梁启超用日语阅读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书籍。也正是在日本期间，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梁启超在学术上才越出了康有为的思想框架，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为此还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他从日本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
后来，袁世凯杀宋教仁，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云南反袁护国，梁启超当时急于从上海赶赴广西，说服“南天王”陆荣廷起兵响应，还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动伸出援手，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才将他送到南宁。
可这件事过去还不到两年，梁启超就突然发疯，大骂起日本来了。
要知道，放在任何一个国家，梁启超的行为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日本不行。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他们从小就被灌输“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面对梁启超的行为，日本当局派人找他谈话，这些人到最后都不明白，为什么梁启超这样忘恩负义，这简直猪狗不如。
梁启超对他们解释说，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不能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放弃对国家的责任。
他反问，难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告诉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或许，梁启超的这种忘恩负义让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由此改变。不过，他们对梁启超的所言而起到的效果很是钦佩。正是梁启超提前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来，并且加以口诛笔伐，才使得“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梁启超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情感。正如他对日本人说的那样，倘若想占我国家的便宜，无论你是谁，我都把你当成敌人。（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他的这句话在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又再次得到印证。
当时，梁启超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但是，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批评与怒讥搀杂期间，使它成为整个宴会最不和谐的音调。他仍旧是那种民族情感激烈的样子：“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
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为难时刻总会显出与别国不同来，首先是，个别人的民族情感非常浓厚，其次是大部分人的民族情感非常淡薄，这就是汉奸多，中国始终提倡民族情感的最重要原因。
梁启超的这次“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本色！
不过，在对日本人进行口诛笔伐，并阻止了日本人的阴谋后，梁启超始终不能阻止袁世凯的帝王之梦。
1914年8月10日，袁世凯让自己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宪论》，为其复辟帝制作舆论造势。
紧接着，帝王术的拥有者杨度发起组织筹安会，公开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
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气得痛苦不已。他说自己“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