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七岁时，他的塾师出一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命对，他想都不想，就对出了“南国人思召伯棠”的下联，引得老师啧啧称赞。
十岁时，赴广州应“童子试”。在船上，一位老先生指着一盘咸鱼让他吟诗觅句，他略加思索吟出了“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的诗，于是“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
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中举。
在考进士时，梁启超被他的恩师康有为害了一把。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跟康师傅一起进京考进士。那时，康有为比他有名气的多。并且通过多方渠道已经让朝廷得知了他很不老实。
主考官在审阅卷子时，很担心康有为中举进而罗唣朝廷。所以就想方设法地封杀他。当这位主考官在看到一篇非常出色的考卷后，认定是康有为的作品，就将他扔到一边，结果，那篇文章并不是康有为的，而是梁启超的。
由此可知，论灼见与文采，他远胜自己的师傅康有为。
后来，也正是如此。他成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贤，五四时期，他虽然反对“打倒孔家店”，但他也主张“文体改良”，倡导“诗界革命”、“史学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这和他的文体有相当大的关系，胡适就说，梁启超对自己的影响相当深，并且直接，“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杂糅俗语、骈语、外国语法，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曾为一时之创，可谓开一时风气。
有人曾读他的文章，乃至于和旁边的人涕泪交加、抱头痛哭。但凡自认为是五四青年的那批人，没有不受梁启超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的影响的。毛泽东在回忆年轻时做文章的事情时说“他（梁启超）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还有一件事恐怕并不一定是事实，但至少反映了梁启超文章的魅力。据说，闻一多当年投考清华时，其它成绩平平，只是一篇《多闻阙疑》中的中文作文因“模仿当时最流行的梁任公（梁启超）笔调而作”，所以大得主考的赞许，因而被破格录取。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了梁启超的“天才”身份。梁启超有一位叫蒋百里的朋友，苦心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史》，为了让大家都来看他的书，就希望请梁启超作个序。梁启超马上答应下来，他随便翻了翻资料，然后下笔。但写了一点后，觉得泛泛做一个序言倒不如不做。
所以，他决定为好朋友真心实意地写一篇推荐序。于是，他找来一些中国历史中相类似的时代和事件人物，来相互印证，可他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一下笔就无法收住的人。于是，序言越写越多，等到写成，交给蒋百里后，蒋发现跟自己的书没有太大关系，成为无用之言了。梁启超写了这么多，觉得扔掉怪可惜的，就自己题了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准备单独出版。不但如此，梁启超还希望蒋百里给自己的书写一个序。
蒋百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十二分的佩服这位“天才”。于是，我们现在倘若看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原本，就会发现序言是蒋百里所做，序言开头就是：“方震（蒋百里名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概竣，乃征序于新会（即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相等），乃别为《清代学术概论》，而复征序于震。”
当然，梁启超这还不算完，后来又把这本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25万字，由一篇序言写成了一本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是旷古绝今了。
梁启超现在在文化领域为我们留下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饮冰室合集》，这是他广博的国学功底和高深的学术造诣的见证。在这部分为《文集》和《专著》两部分的巨著中，梁启超用当世无人能及的水平给我们后代规划出了一份文化遗产。他的学生周传儒曾很公正地评价自己的老师道：“（他）既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师如宾。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看来，“儿时了了”的梁启超，“大时更佳”。这不仅是表现在文化方面，在政治方面的贡献，正如他的弟子吴其昌所言，可与孙中山相提并论。
使梁启超政治名声在外的是戊戌变法，这次变法让他和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中外闻名，当时的一位英国人在见到梁启超并听他谈论时局后，就断定“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
没有谁会比梁启超更想把变法搞好，为了能顺利开展工作，他独自一人去找当时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实行兵变，将老佛爷搞掉。
戊戌政变后，大家都无路可走，当时在中国逗留的日本外相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被许多人当成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才26岁。
梁启超在日本做出的如今有目共睹的贡献就是为孙中山介绍了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到，孙中山当时的声望是远远不及梁启超的。
后来，梁启超的被忽略或者是刻意的被淡化，与他的屡屡在政治上的失手有很大关系。而孙中山却一击就中，由此成为中国的国父，历史往往以成败论英雄，被忽略的往往是在那个时代把路走得非常艰难，最终也没有走到尽头看到胜利曙光的人。
但梁启超一直在坚持着走，即使是他的死亡，也是这条路上，最值得我们钦佩的一个歇息点。
梁启超之死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如梁启超那样让人在不可思议的同时存在着诸多感动。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当时的协和医院。其实，梁启超的这种病症已经许多年，他的家人屡劝其就医，他总以“费事”为由不去就医。在入院前一天，梁启超忽然怀疑自己可能得的是癌症，这才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其左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回答：“不一定不是癌。”
梁仲策又问：“怎么治？”
医生答：“全部割除。”
今天来看，这只是一个手术，但在当时的中国，国人对手术的恐惧心理非常强，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手术，但梁启超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协和医院当然知道梁启超的影响力，为这样的人做手术，至少要拿出十二分精神来。协和医院特指定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主刀，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成功的手术，但梁启超倒霉，偏偏让他赶上了。
当时，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
手术之后，大家拿着梁启超的“右腰子”，左看又看，终于发现，这不是他们想要割的那个。有人当时就明白了，本应该被他们割的那个梁启超的腰子，还在梁启超的身体里呢。他们又不好跟梁启超说，还得割一次。因为梁启超也不富裕了。
事后，梁启超的家人发现梁启超尿血的情况丝毫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就追问协和医院负责人。但协和医院哪里敢承认，割错了梁先生的腰子。
他们越是闭口，梁启超的家人和朋友就越是怀疑。可梁启超对于这次事故居然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态度。
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似乎是为了证明协和医院做得对，就又说道：“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这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说谎，并非是他撒谎说吃协和的医药，而是他的身体并非是越发健实了，事实上，他的身体自出院后，越发地不健实了。
梁启超为什么要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就在戊戌变法前一年的1897年，梁启超曾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特别撰文，评述西医中医之优劣。
事实是，梁启超评述中西医之优劣，并得出结论，说西医要优于中医，并非是要废除中医，他反对的是已经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这样看来，他看到的西医之优点则是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方面都优于中医。
当然，这还是一个深层面的东西，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其实就是为了科学辩护，在给报纸写的文章中，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由此看来，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是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他虽然这样想，但他的朋友和亲戚就不这样看了。
他弟弟梁仲策写的《病院笔记》，就对当时的西医很是不屑。这本书告诉我们，早在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但梁启超认为是扯淡，就去了协和医院，同时也为了支持科学事业。可当他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由此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另一位朋友可能一直就见西医不顺眼，出了这样的事，更让他出离愤怒，在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嬉笑怒骂后，说：“我们的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徐志摩也跳出来说，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其实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甚嚣尘上。
协和医院始终闭着嘴，任这些人讲。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梁启超不讲他们的话，一切都会过去的。
梁启超可不是一般人，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心中对梁启超可谓是崇拜之极。他们觉得凡是梁先生的话就是对的，凡是梁先生赞成的，自己就坚决赞成，倘若不赞成，那就要犯错误。
有一次，一位奥地利提琴大师来北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所》撰文推荐，说，不听这位音乐家的演出，那就难登文明殿堂。
这话一出，北京的大中学生有穷的都去典当衣物，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乃至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跑到演出现场，还给了这个音乐家一鲜花大提篮。
梁启超虽然公开场合不说协和医院的错误，但私下里，他却对自己的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还说“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
虽然如此说，但三年后，病情加重，他还是住进了协和医院。几天后，也就是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该院病逝。
梁先生病逝的哀讯传出，当时的学界和政界皆深感痛惜，许多人在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举行追悼会。大家的追悼词纷纷而至，冯玉祥将军称他“才大如海”；侯锷颂他“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有一副“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的挽联颇能道出梁启超先生的伟大之处。
当我们回顾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时，我们会发现，梁启超的一生可谓是“多变”的人生：由改良而倾向革命，复又回归改良，由拥袁（世凯）而后反袁，由投段（祺瑞）而离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惜今日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
而梁启超的一生又是“不变”的人生，他的爱国之情，新民之志，变革之心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生前，梁启超最欣赏的两个政治家是日本的吉田松荫和意大利的加富尔，这两人也是善变之辈。而梁启超则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最终，我们用梁启超的“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之言结束。从此后，在那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地上一直就缺少了他这样“万变不离其宗”的前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