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州，巴若斯大学，1998年—2003年）
“哈里，如果在你教给我的所有内容里只能留下一条，那应该是哪一条呢？”
“我把这个问题转回给你。”
“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学会跌倒的重要性。”
“我非常同意。人生就是一次漫长坠落的过程，马库斯。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跌倒。”
1998年，一场冻雨使得整个美国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瘫痪，并在几天之内让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在漆黑中度过漫漫长夜。我和哈里就是在那一年相识的。那年秋天，我从费乐顿高中毕业，进入了巴若斯大学。校园里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和预制板结构的屋子周围是大片大片修葺整齐的草坪。我就住在学生宿舍东侧一个别致的单间里，我的室友来自爱达荷州，名叫加尔德，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很瘦。这位好心的黑人兄弟戴着一副眼镜，他刚刚从一个大家庭的束缚里走出来，很显然对于他刚刚得到的自由还有些战战兢兢，总是要问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我能买罐可乐吗？我能在晚上十点后才回学校吗？我能在宿舍里放食品吗？假如我生病了能不去上课吗？”我回答他说，自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生效以来，奴隶制就已经被废除了，他有权利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听了之后，笑得很开心。
加尔德有两样必须做的事情：复习和给他妈妈打电话，向她报平安。而我呢，我只有一样事情要做，那就是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我花了很多时间给校刊写短文。但是校刊只刊登了其中的一半，而且还是在最不起眼的版面上，在那些留给什么卢卡斯印刷店、福斯特尔清洁公司、弗朗索瓦理发店，又或者是朱力·胡花店等地方小公司做广告的角落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觉得这种状况对我非常不公平，而且让我感到十分尴尬。说老实话，自从我入校以来，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叫多米尼克·雷恩哈慈，他当时是大三学生，写作技巧十分突出，在他面前，我多少显得有些黯淡无光。他借助校刊赢得了所有荣誉，每一次有新期刊出来的时候，我总会在图书馆里无意间听到其他学生在议论他时毫不吝啬的赞美之词。而唯一一直无条件支持我的人就是加尔德。每当我的短文从打印机里打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热情满满地拿起来读，要是在刊物上发表了，他还会认真地再读一遍。新期刊出来，我总是想送他一本，但他总是坚持跑到期刊室去花两美元把它买回来，而这些钱都是他周末在校园里打扫卫生辛苦挣回来的。我认为，他一直对我有着无限的崇拜。他经常对我说：“你真是个有本事的人，马库斯……你这尊大佛是怎么跑到马萨诸塞州巴若斯这座小庙里来的？”初秋的一个夜晚，我们一起到校园里的草坪上躺着喝啤酒和欣赏夜空。加尔德的第一句话一如既往地是：我们能不能在校园里喝啤酒，然后又问晚上我们能不能到草坪上来，然后，他看到了流星在天空中划过，叫了起来：
“快许个愿，马库斯！许一个愿！”
“我许的愿是希望我们都能在人生中取得成功。”我对他说，“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加尔德？”
“我只想做一个好人，马可，你呢？”
“我想成为一名大作家。我的书要有成百上千万的销量。”
他睁大了双眼，两个眼球在夜空中闪耀着，如同明月一般。
“你肯定能行的，马可，你是一个大好人。”
我心里在想，一颗流星或许是美丽的，但由于担心自己太过闪耀，所以才跑得很远。这一点倒是和我很像。
星期四，加尔德和我都不会错过大学里一位大人物的课，他就是哈里·戈贝尔。这是一个非凡的人，有魅力，有个性，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教师，学生们爱戴他，老师们也尊重他。他在巴若斯大学绝对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每个人都听他的话，遵循他的意见。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哈里·戈贝尔，伟大的哈里·戈贝尔，美国的名作家，而且还因为他气度非凡，有伟岸的身形，有天生的优雅气质以及既温暖又有力的声音。在教学楼的过道里和校园里的走道上，所有人见到他都会转过身来跟他打招呼。他是那么出名，学生们都很感激他能在这么小的一所大学里教课。大家都很清楚，假如他愿意的话，只要一个电话就能马上到全国最负盛名的讲坛上讲课。他也是全校唯一只在大礼堂里上课的老师，这个礼堂一般只有在举行学位颁发典礼或者是进行戏剧表演的时候才会开放。
1998年也是莱温斯基事件发生的年份。这一年的美国总统性丑闻让全美民众惶恐不安地发现，荒淫无度之事已经侵入了这个国家最高层的机构，而我们受人尊重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不得不因为他让一位忠实的女实习生舔了他的私处这件丑事而在全国人民面前忏悔。这则桃色新闻就这样挂在了老百姓的嘴边：在校园里，所有人都只在谈论着这一件事，我们假惺惺地关心着我们的好总统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10月末一个星期四的早上，哈里·戈贝尔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课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现在应该都很关心华盛顿现在发生的事情吧？莱温斯基事件。你们应该知道，自从乔治·华盛顿以来，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情况才会让总统的任期终止，一种是公认的无耻之徒，例如理查德·尼克松；还有一种就是死亡。直至今日，已经有九位总统因为这两种情况的其中一种而任期终止。尼克松是自己辞职的，而另外八位都是在任上死亡，其中四位更是遭到了谋杀。可是，现在看来，美国总统的任期终止可以加入第三种情况了：口交，又叫‘吹箫’。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当我们的总统解下他自己的裤子的时候，他还是我们那个能干的总统吗？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也能看出美国人都热衷于什么：有关性的故事，有关道德的讨论。美国就是‘小弟弟’的天堂。几年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现，没有人还记得我们的克林顿先生曾经挽救国家的经济于水火之中，在参议院由对手共和党人把持的情况下，他依然治国有方，还让拉宾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相反，所有的人都会记得莱温斯基事件，因为‘吹箫’事件，女士们、先生们，它会一直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面。不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总统也喜欢时不时让人吸一下自己的私处，那又能怎么样？我想，他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今天在座的各位有谁也喜欢做这种事情？”
讲完之后，哈里停了下来，他的眼光在讲台下巡视。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多数学生都在低头看自己的鞋子。坐在我旁边的加尔德也闭上了双眼，以免与哈里的目光交接。此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突然举起了手。哈里示意让我站起来，并说道：
“我年轻的朋友，请站起来。好好站起来，让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看你，你也说说你的心里话吧。”
我自豪地站在了我的椅子上。
“我喜欢被人‘吹箫’，就像我们的好总统一样，老师。我的名字叫马库斯·戈德曼。”
哈里把他讲课时才戴的眼镜朝下拨了拨，他好像是被逗乐了一般，看了看我。此事过了很久之后，他向我坦白：“那天，当我看到你的时候，马库斯，看到那个站在椅子上身体强健、自信满满的年轻人时，我对自己说：天哪，这真是块璞玉啊。”可是在当时，他只是简单地问我：
“告诉我们，年轻人，你是喜欢小伙子给你口交还是姑娘呢？”
“姑娘，戈贝尔老师。我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和一位美国良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总统，保佑美国这片性自由的国度。”
全体学生都惊呆了，接着是哄堂大笑，掌声雷动。哈里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向同学们说：
“大家都看到了吧，今后再也没有人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可怜的青年了。所有人都会说：这就是那位喜欢性爱的恶心家伙。从此，他的才华、他的品行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将会被打上‘吹箫先生’这个烙印。（他又向我这边看了看）‘吹箫先生’，现在你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你的同学都选择保持缄默的时候，你要向大家透露这些个人隐私呢？”
“戈贝尔老师，因为在‘小弟弟’的天堂里，性能让一个人迷失，也能把一个人推向顶峰。我也想趁大家现在都在看着我的这个机会告诉你，我写的短文很棒，已经在校刊上刊登了。下课后，想买这些文章的人可以过来找我，每本售价五美元。”
下课后，哈里在教室的出口处找到了我。同学们已经几乎将我准备的校刊抢购一空，他正好买下了最后一本。
“你总共卖了多少本？”他问我。
“我带来的都卖完了，一共50本。另外大家还向我订了100本，定金都已经预付了。我是两美元买来的，现在我卖五美元一本。而且校刊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刚刚跟我说，让我去当这本刊物的主编。他说我给校刊做了个大大的广告，而这样的事情，他也是头一次见到。哦，我差点忘了：有十多个女孩子给我留了她们的电话。你说得很对，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小弟弟’的天堂里。每个人只要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性自由就好了。”
他笑着朝我伸出了手。
“哈里·戈贝尔。”他这么介绍自己。
“我知道你是谁，先生。我是马库斯·戈德曼。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和你一样，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你能喜欢。”
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他接着说：
“亲爱的马库斯，我毫不怀疑，你一定能走得很远。”
实际上，那天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文学系系主任达斯丁·佩尔加勒的办公室了。他气冲冲地把我叫了过去。
“年轻人，”他紧紧扣住靠背椅的扶手对我说，带着鼻音的声音略显兴奋，“你是不是今天在礼堂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些污言秽语？”
“污言秽语？没有。”
“你是不是还当着300名同学的面，高声赞美了一番口交呢？”
“我谈了谈‘吹箫’这件事，先生。这我不否认。”
他翻了个白眼。
“戈德曼先生，你是否承认在一句话里使用了诸如上帝、保佑、性、异性恋、同性恋、美国等字眼？”
“我不记得具体是怎么说的了，不过，是的，里面确实有这些字眼。”
他努力保持冷静，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戈德曼先生，你能和我解释一下，在什么样的话里能出现这些淫秽的词呢？”
“哦，主任先生，请你放心，这和淫秽二字毫不相关。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对上帝、对美国、对性、对所有衍生出的行为的赞美。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各个方向，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美国公民是很热衷于祝福这一件事情的吧。这源于我们的文化，每当我们开心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祝福一番。”
他的眼睛又朝天上翻了翻。
“你是不是后来又在下课后，在礼堂的大门口摆了一个摊儿自行贩卖校刊？”
“一点都没错，先生。但是我本意并非如此，我很乐意给你解释一下。那些文章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写的，但是编辑总是把我的文章排到不起眼的角落里。我因此需要给自己做些广告，要不然没人会看我的文章。如果没人看的话，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淫秽小说吗？”
“不是的，先生。”
“我想看看。”
“我很乐意。五美元一本。”
佩尔加勒这回真的被激怒了。
“戈德曼先生，我想你还没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收起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套吧，其他学生都已经开始抱怨了。现在这种情况对你、对我、对所有人都很不好。你在课堂上估计是说了（他看着桌子上面的一张纸读了起来）：‘我喜欢被人“吹箫”……我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和一位美国良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总统，保佑美国这片性自由的国度。’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能告诉我，你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好戏吗？”
“这只是实话实说，系主任先生，我真的是一位简单的异性恋者和一位美国良民。”
“我不想知道这个。没人会在意你的性取向，戈德曼先生！你在你的双腿之间喜欢做的事情，也不关你的同学的事！”
“但我仅仅只是回答了戈贝尔老师的问题。”
听到这一句话，佩尔加勒一下子噎住，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你说什么？戈贝尔老师的问题？”
“是的，他问谁喜欢被吮吸私处，而我当时正好举了手，因为我觉得不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礼貌的行为。就是这样了。”
“戈贝尔教授竟然问你喜不喜欢被……？”
“就是这样的，你应该很清楚，系主任先生。这是克林顿总统的错，总统做的事，大家也都想跟着做。”
佩尔加勒起身到墙上挂着的文件夹里翻出了一份文件，然后重新坐回到办公桌前，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
“你到底是谁，戈德曼先生？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很好奇，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回答说，我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纽瓦克，母亲在一家大商店里工作，父亲是工程师；我来自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独子，智商超群，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过得还算幸福；高中是在费乐顿度过，在那里获得了“神奇小子”的名号；我是巨人队的球迷；14岁的时候戴过牙套；假期曾在俄亥俄州的姨妈家和佛罗里达州的祖父母家度过，为的是去晒晒太阳和品尝那里的橙子；都是些稀松平常的经历；没有过敏史，没有需要上报的严重疾病；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在童子军夏令营的活动中吃鸡肉中毒；喜欢狗，但不喜欢猫；常做的运动有曲棍球、竞走和拳击；梦想是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从不抽烟，因为这会导致肺癌，早上起来的时候口气会很不好闻；适度喝酒，最喜欢的饭菜是牛排和奶酪空心粉；会时不时吃吃海鲜，特别是在佛罗里达的乔·斯通螃蟹餐厅里吃海鲜，尽管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信仰，吃这些东西可能会给我带来噩运。
佩尔加勒纹丝不动地听完了我的自述，当我结束的时候，他只对我说：
“戈德曼先生，你还是省省你这些故事吧。我刚才已经看了你的资料。我打了几个电话，也和你在费乐顿高中的校长谈了一下。他说你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你完全可以选择去最好的大学。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好意思，系主任先生你的意思是？”
“戈德曼先生，你不去哈佛、耶鲁，跑到巴若斯来干什么？”
我在礼堂里上演的这一幕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尽管这差点导致我不能继续在巴若斯上学。当时，在和我谈话结束后佩尔加勒对我说，他要好好想一想，可是到了最后，这桩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佩尔加勒当时坚持认为，出过一次问题的学生今后还会出问题，于是他就想把我劝退，是在哈里的坚持下，我才得以留在巴若斯。
在这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被推举来接管校刊，为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延续了“神奇小子”的一贯作风，注入的新活力就是停止刊登雷恩哈慈的作品，接着又霸占了头版的文章。不久之后，我偶然在学校的拳击房里撞见了哈里，这是我入校后就经常光顾的地方。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他。这个地方门可罗雀，巴若斯大学里喜欢拳击的人少之又少。除了我之外，经常来的就是加尔德，在我的劝说下，他同意每隔两个星期的星期一来陪我练上几个回合，因为我实在是需要一个同伴，最好是很弱的那种，这样我才能确定每次将他击倒。因此，每隔差不多15天，我就能略带快感地为那个自己想一直拥有的“神奇小子”封号除一除锈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