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性格完善的人
《三国演义》描写刘备与曹操两种不同的性格，刘备好哭，曹操好笑，刘备的哭与曹操的笑，在演义中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将性。演义描写刘备在危难之时，常常要挤出几点眼泪来，作出一番精彩的“表演”。例如，当他败走江陵时，新野、樊城两县的民众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纷纷渡河，随着刘备的军队一起撤走。刘备为此痛哭流涕地说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并假装要投江自尽。再如赵云在长坂坡出生入死，从乱军中救出阿斗，找到刘备时，刘备不是惊喜交集，相反却故意把阿斗摔在地上，哭着说什么：“为汝这孺子，几乎损我一员大将！”对于刘备的哭，读者一眼就看出了其真实的用意——“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
演义描写曹操的笑更加精彩。曹操在危难之际，特别是在军事行动受到挫折的时候，总是放声大笑，借此来蔑视对手。例如，曹操在濮阳误中吕布之计，被打得大败，“手臂须发，尽被烧伤”，险些丢了性命。突围后众将前来问安，曹操不但没有颓丧，反而仰面大笑道：“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接着，使出了“装死计”，将吕布打了个落花流水。再如，赤壁大战，曹操丧失了几十万大军，在撤退的途中又多次受阻遭难，但演义却描写他连连发笑，充分刻画出了曹操败而不馁的顽强性格。
哭与笑表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但目的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企图唤起部下的同情，振奋将士的精神，使大众齐心协力地战胜困难。因此这种哭和笑，与其说是一种感情的流露，倒不如说是一种权谋玩弄，是一种富有韬略的将性修养。
演义在反映将军良好性格修养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修养不成熟的将军在性格上的欠缺。性格上有欠缺的将军，必然在用兵指挥、施谋定策上造成失误。周瑜在和孔明斗智中，由于气量狭小，嫉妒心强，使他常常在“失招”中气昏头脑；同时也使他在运筹帷幄中视野不宽，处处被孔明所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曹孟德宽宏大量，因而把许多有用之才吸引到了自己身边。另外，关羽的盛气凌人，仲达的多疑，既是一种心理上的病态，又可以说是性格上的欠缺，这些弱点促使他们产生过错误的军事行动。
将性，是一种综合的军事素养。它是由各个相互制约的因素所构成的。事实证明，单一的性格往往难以保持将军心理上的平衡。例如胆大和细心，只有在相互统一和制约中，才能使将军创造和利用战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反过来，一味强调大胆冒险，又容易使指挥员变得鲁莽无谋。诸葛亮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完美的军事谋略家，但是由于他过分谨慎和事无巨细，也造成了他在用兵上不敢大胆出奇，在用人上不能全面量才等一些明显的缺陷。
从演义描写的战争故事看，将帅性格上的优势最重要的是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情绪上的镇定。正如苏洵在《心术》文中所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演义中描写刘备“喜怒不形色”的性格，虽然带有一些政治权术糟粕，但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不分场合地外露情绪，必定会影响自己理智的思索。军事统帅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在一些情况下，当笑则开怀大笑，当哭则痛哭流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喜怒不形色”也是十分必要的。喜怒不形于色，其实是一种抑制自己内心感情的调节方式，也是性格刚强的一种表现。它通过忍耐和克制，使内心的感情之火自我宣泄，始终保持情绪上的稳定。刘备从军阀混战到建立西蜀政权的大半生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头脑有些飘飘然起来，特别是在关羽死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中悲愤的感情，贸然率军伐吴，结果导致了彝陵之败、白帝托孤的悲剧。这也说明，军事统帅的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地位、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也可以在学习和实际斗争中，不断得到陶冶和完善。东吴当年的阿蒙，只能在战场上勇猛冲杀，后来他在孙权的诱导下，一直刻苦学习，加强修养，终于成为深谋远虑的将帅。性格鲁莽的张飞，开始用谋并不高明，虽然在长坂桥上施展小计，喝拒曹操百万兵，但终因拆桥露了“馅”。然而，张飞却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实际潜心研究作战规律和制敌良策，到后来，他的用谋水平愈来愈高明。他在人西川夺巴郡作战中所用的一连串计谋，和宕渠山前的醉酒败张邰，都表现了成熟的谋略修养和性格陶冶。老将黄忠一生征战，久经沙场，争强好胜的性格始终未变，虽然诸葛亮利用他的这种性格，激励他一鼓作气，夺取天荡山，刀斩夏侯渊，但可惜的是，黄忠一直没有注意加强自身修养，克服性格上的这种毛病，结果被他的敌人所利用，死于非命。
二、性格残忍遭唾骂
在中国战略史上还大量地反映出一些不择手段的将军，他们性格是残忍的，遭到世人的唾骂。东汉末年的董卓即为其人。《三国演义》第四回中“（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六回中记载：董卓想西迁都长安，司徒杨彪曰：“关中残破零落。今无故捐宗庙，弃皇陵，恐百姓惊动。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望丞相鉴察。”卓怒曰：“汝阻国家大计耶？”太尉黄琬曰：“杨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尽为瓦砾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无一二。今弃宫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司徒苟爽谏曰：“丞相若欲迁都，百姓骚动不宁矣。”卓大怒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遂下令迁都，限来日便行。李儒曰：“今钱粮缺少，洛阳富户极多，可籍没入官。但是袁绍等门下，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赀，必得巨万。”董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李催、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庭，尽为焦土。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取其金宝。军士乘势掘官家坟冢殆尽。董卓装载金珠缎疋好物数千余车，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
董卓的残暴行为令人发指，将百姓作为谋略筹码并非只有董卓一人。《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还记载有：郭图谓（袁）谭曰：“来日尽驱百姓当先，以军继其后，与曹操决一死战。”谭从其言。当夜尽驱南皮百姓，皆执刀枪听令。次日平明，大开四门，军在后，驱百姓在前，喊声大举，一齐拥出，直抵曹寨。两军混战，自辰至午，胜负未分，杀人遍地。操见未获全胜，弃马上山，亲自击鼓。将士见之，奋力向前，谭军大败，百姓被杀者无数。
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战争中不惜杀害老百姓，牺牲公众的利益，这种谋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必然遭到人们的唾弃。而同样是不择手段的谋略，历史上有人却做得很高妙。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卫庄公，篡夺了君位。怕百姓不服，就叫自己的好友石厚去向他的父亲石碏讨主意。石碚是卫国老臣，已退位在家。听说此事，想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逆子。于是就说：“安定君位不难，只要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取得合法地位，百姓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石厚问怎样才能见到周天子，石碚说：“陈国国君桓公正受到周天子宠信。陈、卫两国又相处得很和睦，如果先去朝见陈桓公，让他出面代为请求，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同时，石碏又写了一封信，暗中派人送给陈桓公，列举了州吁弑君篡位和石厚助纣为虐的罪行，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请桓公趁此机会除掉他们。不久，州吁、石厚上门，陈桓公就把他们抓起来，捎信给卫国。卫国派人处决州吁、石厚。后卫宣公说石碚大义灭亲，尊奉为国老。石碏借别人之手除了己患，又博得了好名声，这种谋略方式实在是带有很大的欺骗性。
三、性格奸诈失人心
战争史上还反映出一些将军的奸诈性格。他们为达自己的目的，利用、挑拨别人之间的矛盾，使其双方相互争斗、残杀，结果两败俱伤，自己从中渔利。《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了一则企图使别人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的故事。孙权在江东独霸一方，是一位早就想当皇帝的野心家，当他杀了关羽，吴国与蜀国的联盟破裂，形势对自己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臣纳土归降”。他把关羽的首级“星夜送往”洛阳，企图“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于曹，西蜀之兵不向吴而向魏矣。吾乃观其胜负于中取事”。但是曹操识破了孙权的用意，说：“是尔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而反过来企图使吴蜀发生战争，曹将关羽的首级刻一香木身躯“配之”，封官加冕，“以王侯之礼葬于洛南门之外”，意在“使刘备知之，必深恨孙权，尽力南征”。魏观其胜负，乘机取利。孙权用意被曹识破，曹操则企望吴蜀之间大战而收其利。
《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曹操离间马超、韩遂，使其互相火并，坐收渔人之利，是较为成功的。贾诩曰：“马超乃一勇之夫，不识机密。丞相亲笔作一书，单于韩遂，中间朦胧字样，于要害处，自行涂抹改易，然后封送与韩遂，故意使马超知之。超必索书来看。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尽皆改抹，只猜是韩遂恐超知甚机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单骑会语之疑（指前对阵中曹与韩遂相谈，马超心甚疑），疑则必生乱。我更暗结韩遂部下诸将，使互相离间，超可图矣。”操曰：“此计甚妙。”随写书一封，将要紧处尽皆改抹，然后实封，故意多遣从人送过寨去，下了书自回。果然有人报知马超。超心愈疑，径来韩遂处索书看。韩遂将书与超。超见上面有改抹字样，问遂曰：“书上如何都改抹糊涂？”遂曰：“原书如此，不知何故。”超曰：“岂有以草稿送与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详细，先改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错将草稿误封来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细之人，岂有差错？吾与叔父并力杀贼，奈何忽生异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来日吾在阵前赚操说话，汝从阵中突出，一枪刺杀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见叔父真心。”次日，韩遂叫曹操出阵，曹洪出阵对韩遂说：“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误。”超听了大怒，挺枪骤马，便刺韩遂，被人挡住。在这种情况下，杨秋对韩遂说：“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胜得曹操，怎肯相让？以某愚见，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这样，韩遂与曹操相约里应外合，准备宴请马超，在席间图之。后曹操借此机会将马超打败。
以上所说谋略中不择手段，或是屠杀老百姓，或者是“以敌借敌”，分化敌人，或者借他人之手铲除异己。而不择手段的谋略，还更表现在对既不是自己敌人，也不是异己的屠杀上面。《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记载曹操借王垕之“头”以防兵变故事，是不择手段谋略的典型。“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人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重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重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身。’重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曹操的谋略不失为高明，但他借王重之头而王重并未同意。战国时荆轲为刺秦王借樊於期之头献秦王则是樊将军同意的，即使如此，也不能回避“不择手段”的嫌疑。这个故事是：杀樊将军，“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
正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可以给人类造福，同时也可以制造杀人武器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样，作为人类智慧的谋略既促进与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同时有些也将人类引入了灾难的误区。
谋略本身无阶级性，不同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的人都可以运用它，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谋略既可以被君子利用，而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也可以被小人掌握，而危害社会；既可在对敌斗争中棋高一着、出奇制胜，又可以用来作为“窝里斗”的工具。台湾学者萨孟武以我国历史上的“党争”为例指出：在中国官僚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玩弄权术的无聊政客往往官运亨通，君子常被小人打倒。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用劣质的金属制成的货币在流通中往往驱逐成本高的优良的金银等金属制成的货币）的法则，说明了小人掌握了谋略（在此称为“权术”更为恰当）在历史上起着多么坏的作用与影响！
“贼是小人，智过君子”，仅是谋略误区的一种表现，然而在历史上许多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谋略时不择手段、不顾及社会公德的行为，则又给谋略蒙上了一层阴影。“兔死狗烹”，为维护统治长治久安，封建帝王不惜滥杀功臣，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为维护一己之私利，而不惜牺牲天下人的大利，故有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汝国之欢心”；“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在谋略时不惜将百姓的性命作为自己取胜的筹码；为了摆脱自己的不利与困境，曹操可以向部下“借头”……如此等等，表现出一些将军的残忍性格。而这一点，正是谋略家的失误，是谋略家的误区。
我们无意于因谋略的误区而否定人类的智慧，恰恰相反，找出谋略的误区及其失误的规律，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谋略，有助于尽量避免谋略的误区而不断提高谋略水平，有助于谋略思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