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为何不能齐心协力以抗秦？根本问题是战国七雄皆以兼并为目的。兼并对象远则势所难及，不能不以近为利。于是相邻之国总是你吃我，我吃你。三晋联合未破之前，东攻齐，西攻秦，南攻楚，都是对近邻土地的兼并。三晋分裂之后，韩、赵、魏互相攻伐也同样是近邻交战。魏国衰落，齐、秦对峙之后，燕、赵、韩、魏、楚等五国变成齐、秦争夺的中间地带，而韩、魏更是两强争夺的中心。秦攻韩、魏时，各弱国见秦东逼不已，构成对自己的威胁，为解除眼前危急，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抗秦。齐国为不使中原被秦兼并，也必然要参与联合行动，因而有合纵抗秦之举。如齐国大举西逼，中间地带的弱国也同样与秦联合起来抗齐。但是只要这些弱国暂时没有秦、齐威胁时，便立刻旧性复发，互相兼并。如公元前312年秦南下攻楚之际，韩、魏不但不援楚以巩固其南翼，反而乘楚蓝田之败，攻楚至邓（今湖北省襄樊市北）。又如公元前284年合纵破齐之后，赵乘秦攻楚之机，于公元前276年连续两年攻魏，攻占魏的几、防陵和安阳。公元前273年，赵、魏两国联合攻韩之华阳。不仅大国兼并小国，甚至小国也企图兼并大国。燕与齐强弱悬殊，以弱燕而谋强齐，名为报复国耻，实是兼并土地。甚至在长平战后，六国俱弱，非合纵无以御秦时，燕、赵两国仍相争战兼并，相互削弱，给秦造成各个击灭的机会。可以说以兼并为利的各个诸侯国，不分强弱大小无不以兼并为目的。中间地带的各个弱国当共同受到威胁时则合纵，情况稍缓则转而互相兼并。可见，各国之间根本没有长期坚持合纵的可能。即使一时打败秦国，合纵也会随时瓦解。加以秦国逞其连横之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打进去（如收买齐国的后胜），拉过来（如多次用武力迫使楚、韩、魏等连横），合纵更无长期坚持的可能。不能长期同心合力地坚持合纵，要想彻底摧破强秦是毫无希望的。纵散约解，秦国予以各个击破，仍是以强对弱。
中原各国不但不能长期坚持合纵，就是合纵组成之后，也因同床异梦而不能扩大胜利摧毁秦军主力，有时甚至以大败告终。如齐、韩、魏合纵攻秦，于公元前296年攻入函谷关，因主宰合纵大权的齐国孟尝君偏听韩庆的意见，认为不能因攻秦过急而使韩、魏两国得地过多而强大难制。为此，他的战略是使秦国不致太弱，让三晋有威胁之感而东附于齐。所以，他一面派韩庆入秦，以秦释放楚怀王、楚割东部地区与齐为媾和罢兵的条件；一面又使韩、魏不再深入攻秦。齐军是合纵攻秦的主力，主力军媾和，韩、魏势孤，虽欲扩大战果以消灭秦军的主力，实非力之所及。秦军主力未受大损，仅三年时间又卷土重来，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省洛阳东南之龙门）。又如公元前318年楚、魏、韩、赵、燕五国合纵攻秦，空有五国合纵之名，实际出兵的仅韩、赵、魏三国，遂以三晋大败于修鱼而告终。
中原各国往往又各顾私利，在具体作战上亦常因力分而致败。如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秦军兵力不及韩、魏联军之半。韩军兵少，盼望魏军先战；魏以韩军悍锐，想推韩军打前锋，各自为了保存实力而互相观望。秦将白起以一部分兵力牵制韩军，集中主力出其不意地打垮魏军，韩军亦随即溃败。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战国中原六国皆以兼并为利，合纵只能是形式上的联合。虽然六个一相加等于六，由于不能同心合力，是六个分散的一，因而在作战上往往因以致败，打胜了也不能扩大战果而彻底摧毁秦之主力，更不能长期坚持合纵以挫强秦，胜败之数，不言可喻。六国合纵之无成，秦国早已洞若观火。秦惠王认为，诸侯不能同心合力地合纵，就像一条绳子缚起来的一群鸡，不能共同栖息于一个鸡架之上一样。张仪在劝说魏惠王与秦连横时也曾明确地指出，同父母所生的弟兄还有相互争钱财的，合纵之不能成事，道理是很明白的。秦国能明察各国合纵的弱点，对于坚定其统一天下的决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分化六国，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2.合纵连横的实质
不论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还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都是战国七诸侯国在兼并战争中根据情况需要而采取的联合行动。所谓纵与横，是按七国分布的位置，以南北联合为纵、东西联合为横而已。合纵不全是“合众弱以攻一强”。齐合纵攻秦，秦合纵攻齐，齐、秦本身皆为强国，只有齐国衰落之后，各国联合抗秦，合纵才成为“合众弱以攻一强”。又如齐、秦相约伐赵则是两强攻一弱，说明连横不尽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合纵与连横是七国在战争中为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根据争取谁、孤立谁、打击谁的需要而采取的削弱敌方和争取同盟加强自己的联合行动。
各国自身的利害是合纵连横的基础。合纵连横的构成，则是各国在兼并战争中利害交织、层层相因、既吸引又排斥、相互制约的必然结果。由于事物都存在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中，而分化敌方、争取同盟，便成为战争中夺取胜利的普遍规律。
世上无有不变之物。联合的不稳定，是战国合纵连横的一大特点。七国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由胜败造成的强弱之势的变化，导致合纵连横的分解与组合。强者鹰逐而趋利，弱者索援以救亡。如韩、魏之反复于齐、秦之问，冯亭之献上党于赵。又或两强争利，利变而联合之形式亦变。如齐、秦两强，始而东西称帝连横以伐赵，一变而为齐合纵攻秦，再变而为秦合纵攻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是纵横捭阖，变化无常，从来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两相对抗的集团。在合纵连横反复多变的条件下，败者多败于不能明察事机，丧失同盟而自陷于孤弱；胜者多胜在善于因势利导，能分化敌人而益强。如长平之战，赵不积极合纵抗秦，秦则能阻止合纵。如邯郸之战，赵能合楚、魏以抗秦，秦未能有效地阻赵合纵。胜败之理，灼然可见。
利诱与威胁是战国七雄用以组成合纵连横的重要手段。无论合纵或连横，都必须分化敌方，争取同盟，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其手段各因形势而异，变态万端。任何一国的行动所依据的准则，无不根源于与外部有关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并据此利害关系而趋其所利、避其所害。故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手段，也只有利诱与威胁两类。利与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利有久暂之分，害有远近之别。诱之以利，使之惑近利、忘远害而为我所驱；胁之以害，使之避危亡之近祸而就我范围。利诱与威胁，正是利用人们趋利避害这一普遍现象。
利诱之为用：如秦之攻楚，利用楚怀王贪利的特点，诱以商于之地使之与齐断交，齐王大怒，秦齐之交合，陷楚于孤弱而后进攻。又如秦之合纵攻齐，利用“齐南割楚之淮北，西逼三晋”所造成的诸侯恐齐病，诱各国以伐齐成合纵之功。秦之合纵，是为摧破强齐，断天下合纵之脊而予以各个击破。五国纵能识破此机，也只好先击败齐国以救燃眉之急，将合纵攻齐作为“续命汤”而甘之如饴。概而言之，“福兮祸所伏”，以利诱之，实质是以利害之。
威胁之为用：秦连横而斗诸侯，常以威胁为用，如张仪说楚事秦，则以“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相威胁。又如张仪说韩事秦，则以“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相威胁。听则可安一时，不听则立见破国之祸。皆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威服邻国以成连横的效果。由于战国七雄皆互以兼并为志，其合纵连横之目的，皆为相互兼并而无互利可言。其组成联合之手段也只能是利诱与威胁。惟其如此，今日是联合中的成员，一旦图穷匕首见，便立刻成为以性命相扑的冤家。这也正是合纵连横复杂多变、极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国的兼并战争是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重要时期，是七个新兴的地主阶级集团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没有国家的统一便没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也没有人民的安宁，对一个封建割据的大国来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不通过兼并战争便不可能达到统一。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扫除封建割据，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伟大国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九、北逐匈奴与南征南越之战
蒙恬北逐匈奴之战，开始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迄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战役结束，蒙恬北逐匈奴七百里，所有被匈奴侵占的西北边地，均告收复。
1.秦始皇之筹边方略
秦始皇既并灭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而匈奴侵入北边，鲸吞中国边地达数郡之多，且有威胁首都咸阳与关中之势，此自然给予始皇以绝大的不安。于是倾全力以筹划边防，并收复失地以保国土的安全，乃为当时主政者应有的举措，不必真有“亡秦者胡”之议才引起始皇的警觉。
塞北寒苦之地，土壤硗瘠，不适农耕。边境数千里，广原与荒山绵亘，气候寒冷，朔风振漠，黄沙接天，军队远戍边地，不仅生活艰苦，而器甲粮服幕的运输补给，因道途辽远亦为困难之事。始皇乃于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亲自巡边，东至碣石（今山海关外秦皇岛），循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各郡，由上郡归至咸阳。始皇此次巡边，对于边地形势以及匈奴入侵的情形自更明悉。他便依以下的步骤，逐步实施其防边的方略：一是将入侵的匈奴驱逐，恢复秦赵原有的国土；二是修复秦赵燕原筑的长城，以阻胡马的南侵；三是移内地人民充实边地；四是开筑车道以便利交通运输。
筹划边防，本为国家保卫民族生存首要的举措。始皇此项筹边要政，实为中国后世筹边的良好楷模。以后汉武帝、唐太宗都是依照此种思想更加扩大，故能保有中国的广大疆土以贻后人。后世史家以秦始皇与汉武帝、唐太宗并称，颇属允当。
2.蒙恬北逐匈奴之战
秦始皇既已决定北征匈奴，并经长时间的准备，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年轻将军蒙恬率领大军三十万北征匈奴。恬初治文学，伐楚之役回秦后，即为咸阳内史（相当于京都卫戍总司令）。世传中国写字之毛笔，即为恬所发明，乃一文武兼资的将军。
蒙恬作战的目的，是将侵入陇西河套及赵边境匈奴加以击破，驱逐于贺兰山与狼山以西，以及赵筑长城以北地区，收复中国原有领土。此时匈奴主力在阴山以西与贺兰山；其另一部侵入中国北边，散布于陇西及河套区域。蒙恬决定以主力军由上郡进入河套北部，而以一部军由北地郡出萧关，进入河套的南部，以扫荡河套区域的匈奴。待到河套区域肃清，再分军为二。主力军由河套西北部渡过黄河，攻取高阙与狼山山脉；以一部军由河套西南渡黄河，攻取贺兰山脉高地，以与狼山的主力军连击。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夏秋之季，蒙恬按照所定方略，率其主力军由上郡经榆林进入河套北部；另一部军由义渠萧关之道进入河套南部。两军所至，攻击匈奴散布的部落，未遭遇重大的抵抗。至该年初冬，将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全部扫荡肃清，其残部向西北方面渡河而逃。蒙恬将两军推进于黄河南岸，度过冬季，并准备来春作战。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初春，蒙恬主力军由九原渡过黄河，攻占高阙及陶山；另一部军西渡黄河攻占贺兰山。匈奴震于秦兵威力向北方远遁，于是原有赵被匈奴侵占的边地全部恢复，战事遂告结束。之后蒙恬奉命修筑西北边防长城，驻节上郡总管其事。
3.南征南越之战
秦始皇南征南越之战，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主持其事者为屠睢与任嚣。后屠睢战死，由任嚣独任其事，开辟闽越东西万里疆土，置为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
（一）秦之南征动机及作战方略
秦始皇既统一中国，便按其预定步骤北逐匈奴南开蛮荒。尤以中国南部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地域辽阔，足为中原民族移殖生息发展之地。秦在未统一中国之前，已有征服巴蜀蛮荒的经验，而秦之兴盛，实赖巴蜀富源的开发相助。
秦始皇决定南拓疆土，为中原民族开辟未来生存繁殖之地。而此时的百越，系散居的部落氏族，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民族。秦始皇对此散布广大地域的百越蛮族，其作战方略是采取分途进军，略定各地。其有抵抗者，则各路军合击之。秦军向岭南及闽中进军分成五路：第一路，由鄱阳湖东侧经余干进入闽中，略定闽地；第二路，由鄱阳湖西侧经豫章南康进入粤北，与第三路连击略定番禺地；第三路，由长沙宜章之道进入粤北，与第二路第四路军连击略定番禺地；第四路，集结于零陵蓝山，以策应第三路与第五路之作战；第五路，由黔中镡城之道进入桂林，略定桂林地。
（二）作战经过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皇依照预定方略发五路兵南征，每路兵约为五六万人。另征集逋亡人、谪徙之民以及赘婿贾人等作为开辟边地者合为十万人。其第一路军于当年由余干进入闽中，略定闽中地，置为闽中郡。
其第二路军由任嚣率领。由豫章南康之道南进，与由屠睢所率领的第三路军由长沙宜章之道南进，连击进入粤北之地。屠睢初期进攻甚为顺利，杀其酋长，直向南进。但番禺越族较为顽强，其酋长虽死，越族人退入山岭，并推举凶悍的酋长继续抵抗。当屠睢军约进至今乐昌、曲江之地时，越族夜袭屠睢军，屠睢战死，军即散乱。这时正值任嚣所率第二路军由大庾越过南岭绕出越族之后，遂击破越族。并即收拾屠睢之军合为一路，继续南进，略定番禺各地达于南海海滨，置为南海郡。
其第五路军经由镡城，与第四路军由零陵连击进入柱北，略定桂林各地。并追击越族进入今越南国北部，遂略定今越南国红河流域之地，分置为桂林、象郡二郡。
4.战后开辟
秦既略定闽中及岭南桂林与越南北部之地，分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各郡县，于是随军迁徙的谪民、赘婿贾人、农人等即从事开发。此番移殖之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遂为中国开辟广大的疆土。秦末中原乱起，南海尉任嚣保境息民，不与中原通。任嚣死，以南越事付托县令赵佗。秦既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遂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高祖遣陆贾至南越，说佗受汉封爵为南越王。及高祖死，吕后称制。后虑南越强大，乃禁关市输铁器于越，于是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越等并属之，东西万里，成为南方一个大国。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80年），文帝遣陆贾再至南越，并致赵佗书，佗于是再奉汉诏，长为藩臣，自此南越遂永为中国国土。
秦始皇用兵南平闽越，因气候、瘴疠疾疫以及战斗所致甚多死伤，引起中原人民的怨恨，因之常为一般史家所不满。但观其为中国开辟东西万里的疆土，使人民生存地域大为扩展，则其功诚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