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次南侵：咸平四年，辽统和十九年（1001）十月初一日，辽圣宗复南征，初四日次盐沟（今北京市西南）。遂命皇弟梁王隆庆统先锋军南进。是月十六日，辽军进至遂城，与宋兵战，败之。宋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辽师遇于长城口，时天雨连绵，辽师弓用皮弦因皆驰湿，斌遂击败之。至是月二十八日，辽主以天雨道路泥淖，不便骑兵运动，乃命班师，是时宋以不堪辽骑之扰，职方员外郎吴淑建议，复古车战之法，宋不能行，真宗仅称淑博瞻而已。
2.八次南侵：咸平四年十月，宋真宗以边患日亟，乃与群臣议筹边之策以陕西二十三州图示辅臣，历指山川险易，蕃部居处。望群臣能为之守卫，不为敌国所灭。
咸平五年四月十一日，辽复遣其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及南京统军使萧达兰南侵，进攻定州。宋定州路驻泊兵行营都部署王超，遣副都部署王继忠率军逆战于望都（今县）北，王超将兵继之。继忠转斗累日，又与奴瓜战于康村（在望都县东北），自昼至夜，敌势稍却。翌晨复战，为左右翼以御之。辽兵悉众攻东翼，直出继忠背后，遮绝粮道。继忠率麾下禁兵驰击之，遂被围。激战之下，士皆重创殊死战。已出围且战且却，傍西山而退至白城（似在定州北），人马困乏力不能支，遂就擒。当辽师出继忠背后，继忠驰击之时，王超等竟引兵还定州，继忠以孤军战没。真宗亦以继忠战死，赠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官其三子皆加等。
十、辽第九次南侵——澶渊之役
（一）九次南进
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八月，辽主开始大举南征前，多纵游骑，略深祁间（今河北深县安国），小不利则引去，徜徉不决战，盖其目的乃在扰乱宋国防前线的后方及搜集情报。辽善用此种游骑战术，以搜索地形、敌情，即大举南侵的前奏。此时宋宰相寇准曰：“是狃我也。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以备之。”是时寇准亦知大战将要临近。
闰九月初八日，辽主与萧太后大举南伐，十二日进次固安。十五日，分兵攻威鲁、顺安，大破顺安宋军。十六日，达兰攻遂城，又破之，擒守将王先知。遂欲自定县突破宋军防线南下。但进攻北平寨时，为宋将田敏所拒止，不得进，遂东趋保州，攻城又不克；乃与辽主萧太后会兵望都，欲攻定州。王超等大军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辽主与太后乃用避实击虚，实行深入之计，自定州东方突破唐河防线，帅众进驻阳城淀（即博水，在望都东南），兵号二十万。然后分军三路南趋瀛祁二州（今河间安国二县），将乘虚直下贝冀天雄军。
宋君臣自九月十六日议真宗幸澶州之期，迄未能决。是时告急文书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入奏，真宗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事，不过五日尔。”因请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真宗有难色欲还内，准曰：“陛下一人，则臣等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真宗乃议亲征。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密请真宗幸金陵（南京），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蜀人，又请幸成都。真宗以问寇准。时钦若、尧叟在傍，准心知之，乃阳应曰：“谁为陛下划此策者，罪可斩也。”真宗乃止迁都之议，二人由是怨准。
是年闰九月下旬，辽在山西方面亦发动牵制攻势，趋宋岢岚军（山西今县），遂以数万骑攻草城川（今岢岚县东北），宋岢岚军使贾宗率兵迎击之。并代二州钤辖高继勋先率兵赴援，与贾宗兵会。继勋登高望草城川，谓宗曰：“敌众而陈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胜之，当大溃。”遂与战于寒光岭（今岢岚县东北），伏发，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翌日复至，又败之。十月初四日，麟府路（今陕西神木县北四十里）钤辖韩守英、张志又大破辽军于朔州（山西今县）界，杀戮甚众。岢岚方面的辽军闻败，以后方感受威胁，遂即遁去。（《续通鉴长编》卷五十七）
宋真宗既决亲幸澶州督战，河北方面军事部署大致已定，乃于十月初二日部署陕西军事。盖虑陕西摇动，则影响河北方面作战。当辽师自阳城淀分兵趋瀛祁二州时，王超奏辽师引众沿葫芦河东去。真宗又得辽师逼武强县（河北今县）讯息，于是一面命雷有终等率兵趋镇州（今正定县）；一面命山西之岢岚军及河北之威鲁军、保州、北平寨部署等，速深入敌境，腹背夹击之，以分敌势。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皆偏师进抵易州南，掳辽人畜铁杖凡数万计，独魏能（威鲁军）逗挠无功，岢岚亦有斩获。
十月初六日，辽师抵瀛州城下，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梯冲竿牌等攻具，皆被之以铁，用密集矢束掩护奚人负版乘墉而上。宋知州李延渥率州兵拒战，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垒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辽太后亲鼓众急攻，矢集城上如猬，城上悬版绳数尺，集矢二百余。辽军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竞弗能克，乃转兵南向。分兵攻沧州不克，又转趋贝冀等州。且有分兵掠青齐郓（今山东益都、济南、东平西北）之势。是时宋又侦得辽军欲乘虚疾趋贝冀天雄军，真宗乃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戍卒，皆会天雄军，以备在天雄与辽决战。既而辽师稍南，民大惊扰，奔趋杨流渡南渡。丁谓乃将逃奔民众编组，使沿河执旗帜，击刁斗，呼声闻百余里，以张声势，辽师追者遂引去。
十月十四日，辽萧达兰、萧观音努率师攻陷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士卒多降。十一月十三日，辽将耶律课里至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与宋军遇，击退之。翌日，其东京留守萧排押擒宋魏府（即大名）官吏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等，献于辽主。于是辽师进逼大名，游骑遍扰缘河北岸各地。是月十八日，真宗以辽师既逼河上，乃再命李继隆、孙全照、张曼先后至澶州，候敌远近，以防拒辽骑。
辽师数攻大名不克，乃复南趋。王钦若遣精锐追击，为辽伏兵所围，孙全照赴救得还。十一月二十日，攻陷宋德清军，张旦与胡福等皆死之。同月二十日，辽主与萧太后遂次于澶州，萧达兰中伏弩死之。二十五日，又陷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东北）。盖康保裔、王继忠被俘后，辽人已知宋京城空虚，遂欲效其先帝耶律德光之智，谋避坚击虚长驱直下宋之东都。
（二）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一月二十日，辽师攻破德清军，是日宋真宗始自东京进发幸澶州。宰相毕士安以疾留京师。起驾时，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盖宋朝既有谋和之计，乃藉司天文者为言，以掩城下求和之耻。
初，王继忠在辽，曾乘间言和好之利。时萧太后亦以困于连年用兵，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之说，志在以兵逼和，以求关南故地。于是遣小校四人持书箭，以继忠书交宋莫州（今河北任丘县北）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请速达阙下。是日（闰九月二十四日），普遣使赍其奏至。真宗发视之，即继忠状。具言：“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遂以手诏令石普付小校赐继忠曰：“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黩武！今览封疏，深加恳诚。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继忠欲宋朝先遣使命，真宗不信辽有诚意，故以小校往还以探之。
十一月十四日，宋师大败于洺州（今河北永年县），真宗于二十日自东京（汴京）向澶州进发。真宗驻跸韦城，不敢复进。群臣乃有以徙都金陵之谋重提者，有言宜且避其锋者。真宗迟疑不能决，乃召寇准问之。准将入，闻内人有谓真宗者曰：“群臣辈欲将官家（唐以来宦者称帝为官家）何之？何不速还京师。”准至，真宗曰：“南巡何如？”准曰：“群臣懦怯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敌骑逼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后，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真宗意犹未决。准出，遇殿前都指挥高琼，谓曰：“太尉受国恩，何以报？”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乃复人，琼随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试问琼。”遂复申其前言，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即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准又言：“机不可失。宜趣驾。”时王应昌带御械侍侧，真宗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问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益张。”真宗意乃决。是月二十四日晨发韦城，夕次卫南县，遣翰林侍读学士潘慎修先赴澶州，诏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屯所迎驾，盖恐为辽师所乘。
是时辽师数万骑自德清攻澶州，十一月二十二日抵于城下，围合三面（北城之东北西）。李继隆等率陈师于北城外，毁车为营，与石保吉率众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辽将萧达兰恃其勇，以轻骑案视地形。时宋军张瑰掌床子弩，弩潜发，达兰中额而仆，辽军救还至寨而死。
是月二十六日，真宗自卫南至澶州南城，将止舍。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即定州）以扼其吭，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陈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此时宋战略形势亦佳）高琼亦固请，佥署枢密院事冯拯在傍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诗退敌邪！”即麾卫士进辇扣陛。真宗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真宗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是时毕士安遗寇准书，言大计已定，惟君勉之。准在澶州，每夕与知制诰杨亿痛饮，讴歌达旦。真宗使人觇知之，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时人比之谢安。（《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
时曹利用已自天雄赴辽军中，见萧太后、辽主与宰相韩德昌，共议和约之事。未决。辽主乃遣韩杞持国书与利用俱还。真宗命知澶州何承矩郊劳，十二月初一日，韩杞奉国书入见，以关南故地为请。真宗谓辅臣曰：“吾固虑及此，今果然。将奈何？”辅臣请答书，言关南之地久已属宋，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资，以固欢盟。真宗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邀求，朕当决战耳。”
曹利用临行，真宗面嘱之曰：“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利用请示岁许金帛之数，真宗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旋寇准召利用至幄次语之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遽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即召集之全权大使）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不易息也”。辽主及太后闻之，意稍怠，至于岁取金币，利用许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和议遂定。（引文同上）
曹利用既与辽成约而还，入见真宗于行宫。时真宗方进食，未即见，使内侍问所赂。利用答以机密之事当面奏。复使问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仅以三指加颊示之。内侍入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入对三十万，真宗不觉喜甚。初七日，遂命西京左藏库使李继昌假以左卫大将军，持誓书与柬之俱往报聘，称辽太后为叔母，金帛之数，如利用所许，其他亦如继忠所奏。（引文同上）
是役，真宗以寇准之功，待之甚厚。王超上章待罪，真宗以其太宗幕府旧人不责，只解其军职，以为崇信节度使。
三、战略评论
一、先南后北
公元960年始建的北宋，在主客观有利的形势下，正确策定先南后北削平割据谋求统一的战略方针，到公元979年平定割据诸国，结束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分裂混战局面，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开创了赵宋王朝三百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在前代基础上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经济，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宋的统一又是不完全的，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辽（契丹），西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并未恢复到汉、唐时代的局面，最明显的是幽云未复，连赵匡胤自己也承认未达到“一统太平”。
战略方针策定后，在执行中出现情况变化，局部或全部变更作战计划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必须是带全局性根本性的情况。比如说，影响敌我力量对比和战机的紧迫性，导致战局发生变化的情况，是应该调整原定的战略决策的。如果仅是某些枝节上出现新情况，贸然改变既定的战略方针，则往往是失策的。赵匡胤在平后蜀以后，企图乘北汉内部争夺王位之隙，改变先南后北的方针，转锋先灭北汉。这样改变是轻率的，结果虽然击退了契丹援军，包围了太原，并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但契丹援军陆续来到，宋军顿兵城下多生疫病，减耗了战斗力，因而不得不撤兵。其实北宋在未统一南方之前，并不具有超过北汉与契丹的实力，后来高梁河、歧沟关两次对辽作战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这次灭了北汉，也只能更加速与契丹直接对垒的局面。宋实力未壮大起来，战争准备不足，在北方连兵未解的情势下，难免南方诸国乘机起衅，如宋平南汉时，南唐林仁肇也曾建策取淮南即其一例。如果形成两面作战，则难以善其后了。差幸赵匡胤能及时停止北攻，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决策，可谓知机，亡羊补牢，时尚未晚。
赵匡胤对西北方面羁縻党项，以求安边；对契丹谋以“封桩库”积聚财帛，赎买幽云，充分备战而后求战的谋路和设想，是基于当时形势和力量对比作出的。可惜他早死，其弟赵光义刚愎自用，一失于急谋攻辽而失败，再失于逼反党项，兵连祸结百余年。宋在高梁河战败后，令党项羌族首领李继捧挈家入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激发了其弟李继迁的叛离。从此党项与宋为敌，结连契丹为援，称夏国王，公元1032年，元昊称帝。西夏以和战两手策略与宋长期对抗，“战”以扩地，拓土至22州（位于陕甘宁地区），给了宋以极大的威胁；“和”以索宋银绢，使宋财力枯竭。北宋在对辽、夏两面作战的困境中，国力军力日益困弱不振。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1126年北宋亡于金。正所谓一着之差，祸延百岁。
二、强干弱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