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编年纪传并行。
五、谱牒之学出现。史学著作中出现了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
六、宗教史书籍出现。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有一席之地，有关僧人与道土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从此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建立起来了。
魏晋始有常设史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标志首先是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官方始有专主编集青瓷仓院魏晋图为魏晋时期仓院的缩小青瓷模型，属随葬品。它反映出当时农业发达的状况。国史的常设史官。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定制设著作郎二人，称大著作，下有佐著作郎八人。南朝宋、齐以后，明确佐郎主采访，正郎主撰述。与此同时，北魏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由此形成了官方史官注记和撰述两大分工，前者负责记录采访帝王及朝廷之事，作用在积累第一手史料；后者专事国史编纂，具有更积极的史学意义。其次是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四百年间产生了《国书》清刻本北魏太武帝东巡碑此碑属于北魏初期的作品，笔法苍劲古拙，结构扁方，明显保留着一些隶书的笔画特色，与南朝的"二爨"有异曲同工之处，此碑对于研究南北朝的书法史，以及汉字演变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百多部史著。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由附属地位而独立，史学已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不过，终南北朝之世，朝廷关注的主要目标仍在当代史编纂方面，至于前朝史，则多由私人编写为主，如《三国志》、《后汉书》、《南齐书》等。北齐时期，朝廷委派宰相监修国史，此制经北周、隋至唐形成定制。隋唐以后，随着朝廷对国史编纂的控制日趋加强，前朝史的编纂也被纳入了官方修史体制之中，故正史中凡唐以后所撰者，绝大部分都系官修。
北魏《国书》血案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
崔浩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其父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北魏史书《国书》，随后，又命崔浩监彩绘釉陶骑马乐俑该俑高30厘米、长26．6厘米，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如各种史书一样，艺术品的作用除了供人欣赏外，它更有着记载历史的作用。秘书事，综理史务。修史之初，太武帝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崔浩乃皇上的爱臣，既蒙其委以重任，又蒙其殷殷叮嘱，故秉承古代史官"实录"的原则，忠实践行皇上旨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崔浩太天真了，他过高地估计了帝王的度量，竟然在《国书》中实录了前秦符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珪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身为皇室的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珪。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陶风帽立俑南北朝此俑面颊丰盈，眉目清秀，衣帽清晰，是北朝少数民族武士装束。西魏时，兵制发生重大变化，府兵制产生。媳妇。符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珪当做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了个大笑话。其实，北魏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并不像汉人那样重视伦理秩序，公公娶儿媳妇的事本不足为奇。但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渐受汉文化影响，这才讳言其事。单是这两档事，在汉化的拓跋氏眼里，恐怕已是死有余辜。偏偏崔浩懵懵懂懂，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国书》修成之日，居然采纳著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一百三十步，让人们自由浏览，这就把更多的人拖进了坟墓。鲜卑人看到《国书》实录的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人关前后的经历，甚至鲜卑人自己都秘而不宣的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中被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火速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闻知大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因史实文字而造成的血腥杀戮开始了。崔浩的死法极为怪异。临刑前，他"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证，此次文字狱共杀戮两千余人。
纪传体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有进一步的发展，二十四史中的七部正史，诞生于这个时期。
三国志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20～280年），是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记载这六十年历史的比较完整的史书，是西晋初年陈寿著的这部《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
陈寿著《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青釉胡人狮子扁壶北齐魏晋时期，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图中的壶正面纹饰，为胡人、狮子组成的图案结构。此件扁壶的形制与表现手法具有西域风格，是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后汉书》书影
①《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195年的历史；②王叔边家刻《后汉书注；③明刻《后汉书》八册。《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对《三国志》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
陈寿死后约130余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告成。东晋以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集，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充陈书，正像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
裴注的体例，他自己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多过陈寿本书数倍，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210种。
佛陀图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明帝曾夜梦金人，身高六丈，顶佩白光，自西方飞来。大臣傅毅认为这是西方的佛，汉明帝遂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余人于永平七年（64年）赴天竺（古代印度）求佛法。后汉书《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全书共九十卷。记事起于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包括整个东汉196年的历史，南朝宋范哗撰。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他是晋豫章太守范宁的孙子，宋侍中范泰的庶子，因为出继给堂伯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侯。范哗初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几次升迁，官至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为宣城太守。《后汉书》是这时候开始写作的。后来又几次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编撰《后汉书》，原定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跟《汉书》相应。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眼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跟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于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刑。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车马出行图
晋初辽东大族公孙氏壁画上，绘有车8乘，骑从24人，反映了晋时士家大族出行的气势。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现在《后汉书》里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八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续汉书》里取出来补进去的。在范晔以前，已经有不少人用纪传体编撰后汉一朝的历史。除属于官史性质的《东观汉记》外，私人编撰而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有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薛莹的《后汉记》，晋司马彪的《续汉书》，晋华峤的《后汉书》，晋谢沈的《后汉书》，晋张莹的《后汉南记》，晋袁山松的《后汉书》。范晔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各家的著作，自定体例，订讹考异，删繁补略，写成后汉书。他能够撷取众家之长，所以各家关于后汉的史书后来逐渐被淘汰，而他的《后汉书》却作为正史，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
最先注范书的是刘昭。因为范书没有志，他就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孝建四铢《宋·书颜竣传》中，记述了孝武帝刘骏召开的一次御前会议，并提到"去春所禁新品"一事，这里所指就是当时流行的刘宋钱币孝建四铢。篇志（简称续志）分为三十卷并了进去，并且也作了注。他的注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只剩下八篇志的注了（《天文志》的下卷和《五行志》的第四卷全卷都没有注，也一定是散失了）。《梁书·刘昭传》说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可见他注范书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偏重于事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的训诂。继续给范书作注的是唐朝的章怀太子李贤。他注范书着重训诂，跟刘昭不同。王先谦说他注《后汉书》不比颜师古注《汉书》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踌驳漏略之处。实际上他被立为皇太子以后，才跟张大安等共注《后汉书》，到他被废为庶人，注书工作结束，前后只有六年，没有充裕的时间详细校订，踳驳漏略自所难免。何况他们的注书工作似没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缪，至于不可究诘；体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其手，而是后人补撰。
宋书《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沈约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
刘宋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就已开始。异趣帖萧衍南朝《宋书》中《梁武帝集序》对萧衍做了详细记述。萧衍（公元464～549年），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人，其统治时期，是南朝历史上最为稳定富足的几十年。图为萧衍的草书书法作品。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与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根据何承天、徐爰等所著刘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宋书》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梁书》清刊本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姚思廉奉命编修《梁史》和"陈史》，并在贞观十年完成了《梁书》。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陈书》书影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的基础上修成《陈书》。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牢记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陈书》，并于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日"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23年史事。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这些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魏书》明刊本《魏书》因作者借修史而徇私情，而被称为"秽史"。作者用汉制附会鲜卑旧制，用后来的汉名代替原来鲜卑姓名等情况十分严重。传不胜其烦的弊病。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56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完成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