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个多神信仰的宗教只要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有可能被尊为神。《经法》中的"道"，指事物自然发展的规律。法度必须据道制定，即"道生法"。法的作用是"引得失以绳而明曲者也"，而"执道"就更为重要，"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经法·道法篇》）执政者必须是"执道者"，必须按法度进行治理，因为"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篇》）。
黄老学派把《老子》"虚静"的原则加以改造，用来达到法治的目的。《经法》提出"虚静"，要求"执道者"从思维到行动，都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排除主观成见，虚静、公正地观察事物，看清事物的真象，不为假象所迷惑，使认识达到"神明"的境界。这样行动就有正确方向，就可以奋发图强。运用"虚静"的原则去执行法令，就鎏金银道冠可以做到"去私而立公"，"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以听，以法为符"，（《经法·名理篇》）从而实现法治。
《经法》主张用审核"形名"的办法来识别和清除坏人，就是用法令所规定的"名"，考核臣下的"形"，用来判断臣下的顺逆，处以生杀赏罚，从而加强君王的集权统治。他们说："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经法·约论篇》）黄老学派这种审核"形名"的办法，曾为申不害、韩非等法家所吸收和采用。
《经法》把《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用来作为他们制定策略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发展变化有个自然的"度"，行动符合"度"，就符合于天道，这叫做"天当"；每种事物北魏阿善造像石雕图为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道教人物的衣着服饰。的功能作用都有个客观的极限，这叫做"天极"。圣人必须"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如果"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就是说将要受到违反自然规律的惩罚。
《经法》认为，道有阴阳，举办大事不要使得天的"阳"有所损伤，尽力于土地不要使得地的"阴"有所破坏，地的"阴"破坏就会使土地荒芜，天的"阳"损伤就会夺去阳光。当人的能力强大能够胜天的时候，要谨慎地防止过度，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当自然力量反而胜过人的时候，要顺着自然规律去行事。黄老学派这种重视自然规律的思想，对荀子、韩非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经法》一书的政治目标，是达到国家的安、强、霸、王。王训为"统一"，统一天下是最高的政治目标。
君人南面之术黄老之学的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道家是其哲学基础，法家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稷下黄老学家认为，只有平等看待一切事物，才能把握客观规律。因为客观规律产生法律，所以要遵循、顺应客观规律（天道、物理、人情）来制定、完善法律；法律一旦制定，那就必须杜绝一切形式的人治，"立公去鬼卒壁画壁画中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是民间最为人所熟悉的阴间鬼卒。私"，君主不能因个人好恶或私欲损坏法律的尊严，而只须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行政、办事即可，不可心血来潮，任意而为。至于具体执法，完全可以放手让臣子们去做，君主清静无为，只在宏观上调控、驾驭全局，在监督保障上下工夫就行，无须事必躬亲。
稷下黄老之学虽属道家思想，但它与老子、庄子的"人生"派道家注重修身养性、回避政治的思想不同，其主体精神是"君人南面之术"，即主至圣司命至圣为孔子，司命为文昌大帝。后者是道教主掌功名的神仙。要是讲政治，讲执政之道。与同样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儒家学说相比要"务实"，具有可操作性；与纯法家如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的"严而少恩"的学说相比又要温和、民本一些，而且主张道法合一，德刑并重，恩威并举，更全面、更科学。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曾两度成为"显学"，战国中后期曾是田齐政权的官学，西汉初年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曾一度成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
汉初黄老之学的辉光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齐、韩、赵等国，尤盛于齐国稷下。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学派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哲学中"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它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渊等所创造，战国中期及后期的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都曾接受黄老学派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这个学派的政治主张，到了汉初，便受到统治者垂青。
任何统治阶级为维持统治，都会根据政治、经济的形势，确立自己的统治思想。作为封建大一统开始形成时的秦汉统治者，在确立统治思想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
战国时期的秦国，有实行法治的传统，商鞅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斯与韩非，都是法家人物，后者更是法家集大成者，他们均受到秦王赢政的赏识，法家思想被赢政采纳，成为秦的统治思想。三茅真君三茅真君是道教茅山派的祖师，相传三人入居茅山修道，后一起成仙。秦始皇以吏为师：崇尚法治，实行严刑峻法。法家思想的一尊，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建立的需要。但秦王朝以之而成，亦以之而毁。
西汉王朝是在农民大起义摧毁了暴秦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汉高祖及臣下，多数是秦末大起义中出现的下层人物，他们能比较认真地思考秦亡的教训。面临经济凋敝的局势，汉初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确立了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政治为统治思想。刘邦实行的恢复经济、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就是黄老政治的具体体现。
汉初曹参为齐相时，曾请著名的黄老学者盖公当他的"师"，推行"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后来曹参继萧何为丞相，就把这个政策推向全国。在刘邦、孝惠、高后、文、景统治的五六十年间，一直实行黄老政治。黄老政治的实行，恢复了经济、稳定了统治。但是，黄老之治仅适应于汉初特定时期的需要，是除儒学之外的诸子学的最后一道辉光。儒学由于其思想内核，取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顶多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黄老学造就文景之治西汉初期，黄老之学的研究中心由临淄稷下学宫转移到了齐国的高密、胶西地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师承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乐毅列传》中作了记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玄武大帝水陆画玄武大帝亦称"真武帝君"、"佑圣真君玄天上帝"、"荡魔天尊"等，道教徒俗称"元量祖师"。据道教书载，玄武大帝为净乐国太子，在太和山修道四十二年，功德圆满，被帝封为真武大帝。后来此山也由此改名为"武当山"。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汉初黄老之学很兴盛，以至于汉惠帝时齐丞相曹参特意用厚礼将精通、传播黄老之学的盖公请到相府，向他虚心请教治齐之术。盖公回答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于是以黄老之学治齐，使西汉时期的齐国社会安定，生产力恢复很快。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曹参为相国，把"清静无为"这一治民方针定为治国之策。
真正将黄老学说确立为政治统治指导思想的，是汉文帝。文帝以庶子藩王而至九五之尊，深知民问疾苦、民心所盼，故其先后除诽谤、妖言法，除肉刑，减笞刑；又除田租；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去繁礼"政策，因作露台需费百金而罢作；身体力行，贯彻黄老清静无为说，确定了文景时期任用黄老的基调。文帝死后，其妻窦漪（即窦太后）继续信奉主张无为而治、宽政待民的黄老之学。在她的影响下，其子景帝刘启也以黄老之学治国，勤俭治国，仁厚爱民，减少赋税、刑罚，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其统治期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一派盛世景象，与其父汉文帝统治时期并称"文景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其实就是"黄老之治"。
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兴起的必然
秦灭汉兴，百废待举，发展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应时代，以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以黄老清静无为为治国之术，从而出现了大一统汉帝国的第一个兴盛局面，后世史家称为"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天下安定，国力强盛，汉武帝不再满足于"无为"，于是儒学开始兴起。儒学的兴起，有其必然之势，并非偶然。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论者或以为时儒学之兴，乃武帝一人之功，其说有悖于史实。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不过因时而动，顺潮流行之而已。
儒学的兴起，虽有社会情势的要求，持戟出行的青铜骑士俑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然来者就多了。最初兴起的儒学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其中，传授《诗》的有三家：出于鲁地的申培公，出于齐地的辕固生，出于燕地的韩太傅；传授《书》的出于济南伏生，传授《礼》的出于鲁地高堂生，传授《易》的出于菑川田生；传授《春秋》的有二家：出于齐、鲁的胡毋生，出于赵地的董仲舒。东汉立十四博士：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传授《书》的有欧阳、大小夏侯，传授《礼》的有大小戴，传授《易》的则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传授《春秋》的有严氏及颜氏。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儒家为适应时代之所需，便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先秦诸子，各持学术之一端，亦即各有专门之学，自此，学术便汉代井盐画像砖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取得统治性地位，开始于董仲舒。若从哲学角度言，中古正宗哲学开始于董仲舒，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亦开始于董仲舒。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秦始皇以吏为师、崇尚法治，实行严刑峻法，将法家思想定为一尊地位，焚百家之书，禁诸子之学，所传不过三世，便赢得"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下场。武帝的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儒学独尊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而且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
陶女俑尊儒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同时，改变了汉初"非功侯不得封相"的惯例，使大批读书人通过读书而进入仕途。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陶瓷戏楼
图中陶瓷戏楼外施绿釉，胎质砖红色，上为鼓楼，下为舞台，其出现将中国戏台史提前到东汉末年。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上龙祈雨之术，均可谓之神学。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下开儒学两千年路道。
今古文的合流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混今文经学内部的分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尔后，古文经学兴盛，马融、郑玄以古文经学见称，而郑玄则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通融为一，成为汉代最大的道儒。古文经学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今古文的调和，使儒学归于平正中和，更适应官方的需要，遂真正成为两千年封建政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孔门传授心去
"中"义为正，本意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即用中为常道，不走极端，所以也称之为"中正之道"。为了在人际关系范畴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节私心，或处理好包括人和环境，以及万物万事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要求在事物的极端之间找出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优化实施方案，庶几达到最佳调谐效果。欲达此目的，必须寻求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优化决策方法，亦即"中庸之道"，后人将此称为"孔门传授心法"。
它的外延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术数等。
清代子学
消歇了一千多年的子学，到了明代，便有了转机。待到清朝乾嘉时期，出于"以子证经"的需要，终于从长久的冬眠中苏醒过来。乾嘉考据学者，起初虽是出于证经的目的，但在校订、训诂、考据的过程中，认识了诸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于是，诸子从黑暗中重新走到阳光下。
子学长期为异端
春秋战国时期，殊俗异政，百家云兴，诸子学派先后迭出，盛极一时。秦汉以后，儒家学说与六经典籍逐渐定于一尊，而其他诸子学说则渐趋消歇。出于对儒家经典的维护，诸子百家历遭后人拒斥，这种趋势在理学形成以后尤其明显。宋理学家信服孟子所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的教诲，讲究学术"正统"，辟拒"异端"，甚至将子学视为洪水猛兽。清初，这种情况仍无改变，如理学家李光地、熊赐履和陆世仪等人都明确排斥子学。但是，历经磨难的子学，终于有了重见天光的一天，这就是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学派的出现。
乾嘉学派对子学的态度
乾嘉考据学兴起以后，出于以子证经的需要，子学逐渐成为乾嘉通儒研究中必然要涉及的一部分。著名考据学家孙星衍在策问士子时镇邪俑（左图）
汉朝人为消灾避祸想象出许多降妖除魔的神人，图中这一由汉墓出土的镇邪俑正是其中之一。
献食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