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具有借助历史褒贬制约皇权的作用。依循惯例，记录帝王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和记载朝廷大事的《实录》，即使皇帝也不得随意翻阅和删改，以示尊重史官的职权。汉武帝对司马迁可施宫刑，但对司马迁修史他却莫奈其何，几次欲调 “档案”来御览，被司马迁拒绝，他也只能悻悻然作罢。但李世民却执意查看，被拒绝后仍不死心。据史载，（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这一次李世民干涉未遂，被两个大臣联手拍了回来。
于是，李世民又向另外两个史官施加压力。（贞观十七年）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这一次终于得逞所望，说李世民主要就是看了玄武门之变那一段记载，发现史官们对这一段写得吞吞吐吐十分暧昧，因此不满，下达指示要求史官按照“周公诛管蔡”的定性来“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这两位史官，房玄龄老练圆滑，不是董狐，更不是那些敢于触柱而死的忠谏之人，自然不敢忤皇帝的权威。而许敬宗则更是史家之败类，学界之耻辱，据史料记载：“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于是两人将《起居注》缩略为“语多微文”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20卷呈献。有关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特别嘱咐房玄龄“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但这显然言不由衷。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中，我们不难发现文过饰非之处，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歪曲、丑化，似乎有意制造道德高下的对比，借以粉饰玄武门之变的血腥。不仅如此，自此以后唐太宗随时有调阅“左史右史”之实录的习惯，要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唐太宗以后的“实录”里，他几无恶行，甚至连男人都爱犯的“桃色绯闻”都很少，有之，也只是扬言要杀了魏征那 “乡巴佬”被其老婆谏阻的“轶事”。太宗晚年，史家也许觉得他在日无多，自顾性命不暇，没时间来调阅“实录”了，所以也就写了真实情况：“十室九空，数郡萧然”，“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 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中，就多对唐太宗有点不恭，有点不以为然。
当然，玄武门之变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一方面，晚年的李世民，也经历了李渊的难处，险重演“玄武门之变”，幸“太子谋反”事件提前暴露。李世民只能流放自己最器重的两个儿子太子承乾和晋王李泰。这才明白，立太子事实不好处理，手心手背都是肉。因此，李世民立下规矩传子孙后代：“从今往后，太子无道，亲王谋取，两人同时罢黜。” 这为后世篡位之心的人起码立了一个警示牌。
另一方面，“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亦有赖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之所以篡改史书，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是有是非曲直的标准的，还是很在乎后人的评说的，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李世民是非常自觉的帝王，极之关注自身的道德形象，这要比一些胡作非为、无所畏惧的君王来说好很多。不可否认，李世民很会表演和做戏，精通政治化妆术，将戏剧性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出于本心，不如说源自获取臣民尤其是史官赞许的愿望，他总是力图通过有意识的言行，赋予自己神圣的道德光环，以留名青史，而每个王朝也迫切需要这样的道德形象和典型，它不仅是君王也是士人们梦寐以求的，是士人用来寄托自我人格理想，激发自我使命意识的诱因，就好比今天的我们需要通过学雷锋来提倡好人好事一样，当时的人们也需要有个标杆，有种哪怕是理想化的精神支柱。于是乎，隐恶扬善自然在情理之中。李世民辞世70余年后，修文馆学士吴兢编撰《贞观政要》，在道德光环的笼罩下，重塑这千古一帝的伟人形象，为世人确立封建治世的典范，与其说是修史，不如说是修心。
也许是权力使然，也许是李家的基因使然，唐代的帝王往往虎头蛇尾，无法善始善终。在太平盛世中，李世民的晚年日渐丧失忧患意识，变得骄奢、懈怠起来，早年奉行节俭的他，开始追求奢侈的生活，走入挥霍的歧路。他大兴土木，四处修建离宫和别馆，唐太宗修复了隋炀帝在洛阳建的豪华宫室，极尽豪华之能事，以致徭役繁重，百姓不堪役使，自残肢体以图逃避。
有着“天可汗”尊号的李世民，在好大喜功的心理作用下，发起与边疆各族的战争，不仅出兵焉耆，进攻西南“松外蛮”，而且两度远征高丽。连年战争，尤其是远征高丽，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使国力大为削弱，加速“贞观之治”由盛转衰的变化。
贞观十年（636），李世民得痈疮，开始服用金石丹药。之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嘲笑秦皇、汉武迷信丹药，而今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太宗不仅对佛教持宽容态度，也对方士丹药深信不疑，进而更期望于域外 “胡僧”所炼的奇药，右卫率长史王玄策破中天竺帝那伏帝国，进献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寐。此人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外，令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以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征求灵草秘石，不可称数，历年而成，结果却事与愿违，病情进一步恶化。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李世民不治身亡，享年50岁，是中国历史上被 “长生药”毒死的第一个皇帝。
唐太宗的以身作则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在唐朝21位皇帝中，有11位迷恋饵丹。清代史家赵翼论曰：“统计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他们明知神仙之说虚妄，但却不记先辈教训而沉湎其中者，除了追求长生的侥幸心理外，多是为了治病养生；在服丹诸帝中有7位患有 “风疾”——这可能是李唐皇族的一种遗传性疾病，也是导致他们迷恋丹药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年早逝，虽是唐太宗个人的生命悲剧，却是社会历史的偶然庆幸，他晚年的“政治滑坡”因此得以减速，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宗李治即位后的“新政”之一，便是遵照太宗遗诏“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瑕不掩瑜，功大于过，这也许就是李世民的盖棺定论，正如元朝《贞观政要》集论的撰者戈直所言：“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
两朝帝王同为妃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正月二十三，武则天出生在都城长安，她的祖籍是现在的山西文水，即当时的并州文水，是武氏家族在文水县的第八代子孙。他的父亲虽然在唐朝是贵族，但祖先并不显要。北魏时，她的祖先武洽官封五兵尚书、晋阳公，食邑于文水，赐田50顷。这块封邑大约占据着南徐至北徐两村之地。武则天的父亲在隋炀帝时期因为做木材生意，顺应了隋炀帝大兴土木的形势，结果发家致富。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和权贵们有了交往，并得到了一个下级军职。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武士彟以军需官的身份跟随左右，攻克长安后，论功拜为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列入14名开国功臣行列，变身新权贵。此后，又晋应国公、周国公，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贞观九年（635），卒于荆州大都督任上，享年59岁。
据说武士彟与李渊交情甚笃，他曾经热情款待途经的李渊，至此结下友谊。公元620年，武则天父亲的原夫人病逝，唐高祖便做媒介绍娶了隋朝显贵杨达的女儿，当时已经四十的老姑娘，后来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便是武则天。相传，唐代火井令袁天罡回京，走到朝天关山上看见利州方向有王气，又往西南走了15里到望云铺，见利州上空祥云累累，说：“王气至。”武土彟听说他善长相面，便邀至府上。当时武则天尚在强褓怀中，穿男孩服装，袁天罡看后说：“龙瞳风颈，富贵之极。”又反复细看说：“若是女当为天子。” 武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一家人原本其乐融融，岂料天有不测风云，武士彟骤然辞世，令母女四人顿时丧失依靠，跌入痛苦的深渊。前妻生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待杨氏刻薄无礼，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在长安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这段极不如意的经历，很有可能在武则天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为永无止境的出人头地欲望预设伏笔，成为武则天倔强、争强性格的来源之一，也与武则天的毒辣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她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回应那些歧视，等有了权力，打击报复自然少不了，在某些时候，女人的仇恨往往比男人更长久和更狠毒，“最狠莫过女人心”恰如此言。
唐贞观十一年（637），14岁的武则天应召入宫做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宫中无实际名分的姬妾。唐时，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9人，共27人为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27人，共81人是代御妻。临别时，母亲杨氏伤心恸哭，武则天却泰然处之，安慰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夫？”由此小事已可看出武则天从小即见识非凡，在她看来，这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无异于助她脱离苦海的救命稻草。希望之门正在为她打开，她满怀憧憬地走向那比海还要深的宫门。
进宫之初的日子是令人快慰的。武则天千娇百媚的容貌，博得李世民的好感，为此还专门赐她“武媚”的昵称，并且把她调入御书房侍候文墨，武则天便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开。可惜好景不长，妩媚的武媚娘似乎在骨子里缺少女人的温柔，性格刚强的她并未得到李世民的长期宠幸，这使得武则天进宫12年了，但称号并没有提升。十几年的半幽禁生活，尽管使武则天虚度了最好的一段青春，但这毕竟是她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
太宗一朝，有关武则天的史书记载只是一鳞半爪，制马的故事则成为最有代表性的记录：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匹烈马，名号“狮子骢”，没有人能够驯服，唐太宗为此叹息不已。当时武则天侍侯在侧，她勇敢地提出驯马的要求，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马供人骑，若不能驯服要它何用。”唐太宗听了夸奖她的胆略，这也正是日后武则天的一条驭政之道。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当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
武则天这次再入宫也和宫中的斗争有关，那就是当时魏国公王后祐的女儿王皇后和淑妃萧良娣争宠，萧淑妃育有皇子，母凭子贵，深得皇上宠爱，一直无所出的王皇后处于明显劣势。王皇后是并州祁县人，其父王仁佑，封魏国公，其从祖母是同安长公主，是唐太宗的亲姑妈，正是在这位姑妈的荐举下，王氏在成为晋王纪后，又成为唐高宗的皇后。王皇后入宫多年不生子女，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本来后妃之间并无矛盾，但王皇后却对萧淑妃产生了嫉妒心理，第一步策划让武则天进宫，“以间淑妃之宠”，于是鼓动高宗接武则天进宫，她还自作主张让武则天先蓄发，做好准备再入宫。第二步即串通其舅父抢立庶子李忠（即陈王忠）为太子。永徽三年（652），太子确立了，武则天进宫了，王皇后的如意算盘得逞了。最初，武则天很感激王皇后的照顾，她对王皇后非常尊敬，侍奉得也很周到，聪明乖巧，“卑词曲体以事后”，王皇后“数称其美于上”。而且很快就使得萧淑妃不再受宠。
然而王皇后高兴得太早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引狼入室。时间不长，武则天就生了长子李弘，本来武则天就与唐高宗志趣相投，皇帝对她的恩宠日益增多（武则天进宫之后，前后生了四男二女，而高宗总共才有12个子女。后边的6个都是武则天生的，可见武则天的受宠程度是其他嫔妃无法相比的）。这又触动了王皇后嫉妒的底线。更让王皇后意外的是，永徽五年（654）三月，武则天被册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淑纪，成为后宫的第三号人物。同时，皇帝又应武则天的请求，追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13人官爵，其中包括武则天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