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们都要借助于名义上的的傀儡，无法改变他们从属于皇帝的后妃身份，而武则天是唯一的例外，她公然从帘内走到帘外，废掉皇帝，改变国号，堂而皇之的自己坐上了大周的开国皇帝。此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武则天之所以能撑破男权社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也许归之于天命，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恰恰在这两方面，历史都给予了武则天如此优厚的机遇。
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干政自古有之，而北朝以降宫廷妇女参政已经更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北朝政权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其妇女尚武刚劲，母权主事的习俗对政治之影响根深蒂固。北朝历史上出现的乳母干政、太后听政现象屡见不鲜。后妃中的强势人物文明太后冯氏，推动了北魏太和年间的改革，功不可没，而灵太后胡氏的擅权，则搞乱了北魏政局，引发了河阴之变。
到了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明，封建礼教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那么严格、周密甚至残酷的地步，而且从血统上说，李唐父系虽出于华夏，但母系却会杂了少数民族血统；而从文化习俗上看，李唐氏族不仅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杂生活，而且发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因而“胡化”很深，正如朱熹所说“唐源流出于狄夷，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由于以上原因，唐代与宋以后的朝代相比，女性受的束缚要少的多，社会地位不那么低贱。
因此唐前期无论是宫廷的女性，还是一般的妇女，普遍具有一种参政意识。特别是宫廷女性，她们是皇帝的心腹之人，加之她们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故参政意识和能力更为突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问政于长孙皇后，而后者还是秦王妃时就一直对政治报有很大的热心，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太宗的贤妃在贞观末目睹太宗讨伐四夷、大兴土木，也曾上疏极谏，疏文载入史册。唐前期的公主热衷政事的大有人在，如李渊的平阳公主为反隋建唐作出过贡献，最典型的是太平公主，她先后诛“二张”、诛灭韦氏势力。从时间来看，从618年到755年，尤其是高宗、中宗、睿宗三朝，基本上都处于女性掌权的统治中。
而且在唐代，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十分淡薄。离婚改嫁或寡妇再嫁，早在唐以前就相沿而成一种民间习俗，唐朝建立以后民间这种习俗屡见不鲜。唐代妇女离婚的自主性比较强，而且社会上对离婚的妇女不加歧视，妇女离婚后再婚之路畅通无阻。唐太宗鼓励寡妇再嫁，并且以婚姻是否及时，鳏寡数量多少，户口是增是减作为考核官吏，决定其升降的依据。
这种男女关系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更多的表现在李唐的皇室中。唐代宫廷承袭了北朝、隋的遗风，男女婚姻关系也很随便，唐公主再嫁人数之多创皇室历史纪录，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27人，其中高祖女4人，太宗女6人，高宗女1人，中宗女3人，睿宗女2人，玄宗女9人，共25人，大约占92.6%。而唐前期公主共91人，再嫁公主大约占27.5%。并且唐太宗占弟媳为妃，唐高宗与唐玄宗祖孙俩，则一个是子纳父妾，一个是父娶子媳。而武则天自己不仅广置面首，还公开为宠臣之母配“私夫”，找情人。因为这种风气，李唐曾被后人指责为“脏唐”。也恰恰是因为唐代社会和后宫的这种风气，武则天才能在作唐太宗的才人时，得以结识唐高宗；也才能从父亲的妃嫔摇身变为儿子的皇后，从而得到了君临天下的机会。
另外在夫妻关系上，在唐前期也表现为“外柔内刚”，这种“刚柔”倒挂的现象，反映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便是妻的“悍妒”与丈夫的“惧内”。这种“妻管严”竟成为唐代统治阶级上上下下的风气。如太宗时的房玄龄、张亮、任环；高宗时的杨弘武，中宗时的裴谈等都以怕妻而出名。与丈夫“惧内”相对应的是妻子的“悍妒”，唐代的妒妇不仅数量众多，且妒性之烈，醋性之强实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据唐韩琬《御史台记》记载：“唐管国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赐而侍子，瑰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另在《隋唐嘉话》中记载：“梁公（房玄龄）夫人极妒，太宗欲赐美人于梁公，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宁妒而死。’乃遗酌卮酒与之，一举便尽。帝谓人曰：‘我尚畏之，何况于玄龄！’
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高宗皇帝也染上了这种“惧内”流行病。史载：武则天自册为皇后之后，“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于是密诏上官仪谋废后。武后得知，高宗惧其怒，遂泄底细：“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这使上官仪被送上了断头台。
正是这种长期的社会思想积淀，对武则天参政，直至称帝，直接或间接的起着作用，这是武则天掌政、称帝的主要背景因素。武则天与高宗合称"二圣"，便是延续这个风气的最好证明。
从个人主观条件来讲。首先，她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坚强加冒险、机智加狡诈的气质，作为一名由商人成功转型为政客的新贵，考武士彟的发迹史，无不体现出他积极进取和见风使舵的作风。其次，在家道中落，受尽欺负和委屈，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下日渐成长的武则天，倍感受到世态的炎凉。锻炼得她更加刚毅坚强，自然而然会渴望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争取美好的生活，以至于可以不择手段，采取各种可行的手段和利用各种可用的资源去收买人心，加强自己的威望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在这种病态环境下也慢慢地酝酿着畸形的报复心理和暴力的倾向。而长期的宫廷生活，更让武则天洞悉了宫廷内外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种种丑恶现象。她不但看清楚了世道的冷酷无情，也深深地体验到要摆脱受制于他人的地位，还得靠自己去搏斗，去学习和施展玩弄权术的本领。日后的武则天便是以这一种思想意识来安身立命和驾驭群臣的。
最后唐高宗的因素也不得不提，高宗不是庸才，这从他的开疆拓土可以看出，在他执政时期，唐朝疆域达到最大，就是他打破了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给了更多平民和一般官僚晋升的机会。 而且终其一生，朝廷的用人权一直控制在手里，武则天想楔进一个钉子都很难。但是唐高宗有一个天生的劣势：身体素质，唐高宗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伟大政治家，跟他的身体状况也有非常大的关系。而身体羸弱的人，往往精神也更为脆弱，更需要一种慰籍和依靠，之所以病态地迷恋武则天，言听计从，很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恋母情结”作怪，现代心理学证明，男人有一种“可望母亲的照料、保护、无处不有的爱和赞许的欲念。” 李治是长孙皇后最小的儿子，自然极受母亲的疼爱，可惜母亲在高宗八岁时竟永远的离去了，正是享受母爱的年龄，失去母亲使他痛不欲生，“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抚慰。”而比他大四岁的后娘武则天，恰恰是他心目中的母后化身，“上之为太子也，入恃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武则天身上所具备的勇武刚烈的豪气气概也是他所缺乏和钦佩的，更重要的是当时高宗身边多是与父亲共创江山的叔舅辈功臣，他们在年轻的皇帝面前，往往以长辈自居，侃侃论奏，动辄训导，尤其是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似乎在他们面前，高宗除了瑞拱无言外，别无他念可存，存在着明显的代沟，武则天的出现，则恰如久旱逢甘露，他乡遇知音一般。正因为这些，唐高宗对这位晚娘一见钟情，并且专宠终生。武则天利用高宗对自己的痴爱，又加上自己的政治手腕，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皇帝梦想。
武则天以周代唐后，女权意识空前高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妇女的解放。而在男宠问题上，她以女性身份享受男性妻妾成群的性权利，“嘲笑公卿以为笑乐”。据说武则天的私生活与俄国女沙皇凯瑟琳不相上下，有文献记载的男宠共有四位，前有薛怀义、沈南璆，后有张宗昌、张易之，而真正的男宠数目恐怕不止于此。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鄂（今陕西省户县）人，闯荡江湖（贩卖药材），练就了健壮的身体，粗犷中不失为几分英俊。千金公主下人偶然发现了这伟岸壮士，马上派人把他召到宫中，献给寡居多年的武则天，深得则天的宠爱。为了能让冯小宝合乎情理地往来后宫，武则天接受公主计策，把冯小宝变为僧人，将洛阳的名利白马寺修饰一下，让他出任主持，改名为怀义，赐给薛姓。垂拱四年（688），薛怀义受命督建明堂和天堂，耗资巨万，建筑物雄伟华美，令人瞠目。薛怀义因功被擢为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他还多次担任大总管，统率军队，远征突厥。他利用当时流行的对弥勒佛的信仰，和僧法明等僧人编写了《大云经》4卷，献给武则天，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应当取代唐朝成为天子。从而为武则天提供了对抗儒家男尊女卑理论的思想武器，更助于他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薛怀义与武则天的暧昧关系长达10年之久，他陪伴她走向权力的顶峰。直至公元695年，传闻因为御医沈南璆的介入，二人关系才渐趋冷淡。薛怀义一怒之下纵火焚烧自己督建的明堂，武则天念及旧情不予追究，但薛怀义仍然心怀不忿，他愈发变本加厉地无理取闹、为非作歹，令武则天十分尴尬与难堪，最终不得以将其暗杀。
在4名男宠中，御医沈南璆属于过渡型人物。人到中年的他，虽然气质儒雅，但似乎力有不逮，武则天对他的宠幸十分短暂。
张易之和张昌宗，河北人士，出身名门，乃贞观末年宰相张行成的族孙。万岁通天二年（697），太平公主将英俊的张昌宗引荐给寂寞的武则天，随后张昌宗又推荐兄长张易之，张氏兄弟二人“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堪称美轮美奂；又同心协力殷勤侍奉，千方百计地娱乐女皇，令古稀之年的武则天大为满意。张氏兄弟二人既精通音律，又善于冶炼药石，时而披羽衣、吹笙箫、骑木鹤，上演王子晋升仙的道教传说，时而炼丹、合药，满足武则天长生不老的心愿。
武则天对张氏兄弟恩宠有加，不仅幸于后宫，而且授以高官，委以国政。张易之历任司卫少卿、控鹤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封为恒国公。张昌宗历任云麾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司仆卿，封为邺国公。张易之和张昌宗权倾朝野，论富贵远超王侯公卿，以致宗楚客、宗晋卿等权臣趋炎附势，无不争先恐后地阿谀、谄媚，尊称二张为五郎、六郎。二人集结党羽，权势迅速膨胀，不仅在后宫恣意专横，而且结党营私干预朝政，引起了众怒。终于在神龙元年，张柬之等策动了“宫廷政变”，杀掉二张，武则天也在病榻上被“请”下御座，让位于中宗。
作为一个女皇，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武则天畜养男宠，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权。既然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嫔妃，女子登基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同为皇帝，要在所有的领域内都要行使同男性皇帝一样的权利，都要享受同男性帝王一样的利益。因此，在“性”的问题上，她也要效法男性帝王了。况且，这也不是她的首创。据说，南朝时期的刘宋朝孝武帝的女儿山阴公主，曾对做皇帝的弟弟诉苦说：“陛下在后宫拥有众多美妃，而臣妾只有一个丈夫，这是否有点不公平？”她的皇上弟弟立刻赏给她男妾数十人；而萧齐朝的王太后，也曾光明正大地拥有男宠30人。
对此，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评价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
两难的继嗣抉择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皇帝家也是如此，身为皇帝一怕不能善终，二怕不能善后，不能善终是唯恐有子孙作乱，身造横死，不能善后则是担心后续无人或所托非人，以至于断送了大好江山。男皇帝是如此，女皇帝在这个基础上更多了一层忧虑，我到底算哪家人？
从开国的高祖李渊起，唐朝皇统下的男性皇帝有20位，而圣神皇帝武则天打乱了这一纯粹的男性继承体系。这是唐朝与历史上所有大一统王朝的皇统相比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武则天的称帝改变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皇位继承制度，不过，武则天称帝后，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也遭遇了一个大难题，选择娘家人还是婆家人，如果将皇位传给武氏子侄，自然可以保存武周政权的基业，但她却无法在武氏祖庙得到供奉；如果将皇位传给李氏亲子，她自然能够享受李氏祖庙的祭祀，但以周代唐的努力将化为泡影。武则天既不愿后“祭”无人，也不想前功尽弃。
太子的选择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困扰她多年的事。武则天在建国号后，即启用武姓的子侄，或擢为宰相，或封为将军，臣子有功则赐以武姓，又免天下武姓的租赋，改文水县为武兴县，追封武氏家族的先人，并为之上谥号，立庙宇，显然，她是想传位于武氏。而武家子孙武承嗣、武三思就上下活动求为太子，经常鼓吹“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天授二年（691）九月，在武则天的侄子魏王武承嗣的授意下，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王庆之率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以死泣请。武则天给印纸一张作出人证，让他走，以后王庆之多次求见专言此事。武则天怒，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杖。李昭德引王庆之出光顺门，立即杖杀，余党散去。昭德因奏日：“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然而就在公元693年，武则天在万象神宫即明堂里举行了祭典大礼，这次武则天出乎意料地让侄子武承嗣为亚献，武三思为终献，而正式的皇储李旦却被冷落到了一边，非常尴尬。武则天的行动无疑又是对侄子们的公开鼓励。
武则天传位于自己家族的倾向，遭到李唐权益维护者的坚决抵制，因为一旦武氏继位，将造成李唐国祚的永远断绝。李昭德、狄仁杰等几位有见识的宰相，都先后对她说：“姑侄与母子，孰更亲近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为姑母立庙奉祀的呢！假如那样，先帝的陵寝也要被废毁了。”武则天听了这话，为之心动。因而，久久不立侄儿武承嗣为太子。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武则天在继承人问题上依然摇摆不定，几度重新重用武氏族人，甚至杀害李旦的两名宠妃，以杜绝坊间关于李旦继位的猜测。如此反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武则天的矛盾心态，当然也不排除女皇以此作为平衡与分化大臣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