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展欢颜
光复后的法国充满了欢乐，毕加索跟他所有的朋友一样高兴，然而这却是他被囚于个人的神话中，并放逐于凡人社会之外的开始，而且这将是一个无期徒刑。
在二战前，他虽然拥有广泛的名声，但这种名声在画廊之外的地方多半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当面见到他的人很少能认出他是谁，而他可以像常人一样四处走动。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在战时顽强不屈的三个伟大无疵的名字之中，只有毕加索有足够强大外射的气质来承受大众热爱的焦点：赢弱的马蒂斯，现在70多岁了，退隐在远方的汝斯；沉默的布劳格则憎恨社交场合。不只如此，在整个占领期间，曾有许多抵抗组织的人员在毕加索的画室集会，因而这个地方，连同它那不妥协的主人，就成为抵抗力量光明、自由的象征。在战争的混乱中，毕加索到玛丽·塞瑞丝住所去的那段时间，由于人们在画室看不到他，一度盛传德国人终于把他抓了去，并且在撤退中把他当作人质并将他杀害；因而当人们终于找到他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为之欢呼雀跃。
从那时开始，他的名字就经常上报。光复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的10月5日传出了他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从此他更是举世闻名了。法国的共产主义，在观念上跟莫斯科的大相径庭，而且许多成员都没读过多少关于马克思或列宁的书，只是出于解放祖国以及憎恨资本主义的不平而加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毕加索的兄弟一样，尤其是在战后初期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不过即使是在那时候，他们之中也没几个人能和毕加索讨论绘画，尤其没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对艺术的观点，对社会写实主义以及用直接宣传来教育大量群众的主张，当然与毕加索处在相反的极端。
珍妮维叶·拉波蒂当时是个迷人的17岁女学生，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学校抵抗组织的一员。她代表学校的刊物来访问毕加索，想请他解释自己的艺术，因为她的同学们对此实在不太了解。
她来到毕加索画室的时候又紧张又害羞，不过毕加索很亲切地接待她，让她坐在一张长椅上，跟她谈她的学校。她把学校的刊物拿给毕加索看，他给她看一些素描，最近的作品，还有早期画作的复制品。后来她终于鼓足了勇气，提到了要点，用很熟悉的几个字开始：“我不了解……”
“了解？”毕加索叫道，“这跟了解扯得上什么鬼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图画变成教学证明了？它不是为了解释——解释什么，我的天！——而是为了唤醒观看者心里的感觉。一件艺术作品绝对不能让人无动于衷，绝不能让人瞥了一眼就算。它一定要使人有反应、有强烈的感受，并开始创造，即使只是他想象中的创造。观看的人一定得从他的麻木迟钝中被急扯出来，被抓着喉咙一阵猛摇；一定要让他觉察到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先把他从这世界中拖出来。”
毕加索稍微平静一些之后，他告诉她许多前所未闻的有关美学的事：关于美，相关性质，丑恶之美，想象力的主要价值；然后他带着她（她再度脸红起来）走到门外去，并邀请她在文章写完之后再来。
这就是一段如此愉快的关系的开端。她每个礼拜三下午都会来，这段时间她本来应该在上课。他们坐在长椅上，她稚气地喋喋不休，而他则喂她吃巧克力，这是当时法国少见的好东西，一些美国士兵帮他买的。
在这些偷自浮生的半日闲逸之外，他的时间都跟弗兰柯丝·姬洛德在一起度过，或是接待无数访客，或者为西班牙难民奔走，此外他还习惯性地作画，常常工作到深夜。
当与珍妮维叶·拉波蒂的友谊日益增长的同时，他与弗兰柯丝·姬洛德的相处变得更加困难。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对他来说，珍妮维叶·拉波蒂还只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弗兰柯丝·姬洛德却是他的情妇，她已经看到了他个性中暴躁、易怒的一面。
毕加索并不是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不满或生气，但有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是亲切的，然而狂怒的潜力一直都存在，极少有人能忍受这种狂怒。朵拉·玛儿当然不能忍受，而弗兰柯丝·姬洛德也感到很困难，1945年开始，她就比较少见他，有时离开他一两个星期，甚至两个月。而朵拉·玛儿则根本不去他的画室，只在他约她的时候才与他一同外出。后来朵拉·玛儿甚至有精神崩溃的迹象，这件事使毕加索沮丧、困惑，甚至不知所措——他一直以为别人都像他自己一样坚强。
1945年，夏日来临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集中营释放了当中的生还者，这些回到法国的人大多只剩下一把骨头，而且大都患有结核病。毕加索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事情，还有他看到的一些照片，使他感受颇深。这几个月中他全部时间花在一幅类似《葛尔尼卡》的画作《停尸间》上。它也是没有色彩且全部是灰色的，虽然尺寸不到《葛尔尼卡》的1/4，却仍是一幅大作，由于它是灰色的，因而画面显得更大。左边的上方是一张白色的桌子，放着一块起皱的布、一个壶、一只汤锅，可能还有一片面包；下面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上的对角线上，躺着一堆散乱的尸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婴儿，全部乱七八糟地叠起来。这幅画并不合大众口味。它的立体派规格，它的扭曲，它的似雕像的平面都是完完全全的毕加索。然而它却是一个直接而非象征的叙述，一个沉默、巨大的谴责。
这一年夏末，毕加索丢下尚未完成的画作，带朵拉·玛儿到南方去。这一次的假期可能有些焦虑的成分，虽然他一直待到秋天，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却看不到地中海太阳的全部热力。后来，他在瓦库鲁斯的梅纳比小镇买下一幢房屋送给朵拉·玛儿。
10月底毕加索回到巴黎，11月时弗兰柯丝·姬洛德发现自己没有他是不行的，于是又开始到他的画室去。这个时候，珍妮维叶·拉波蒂已经毕业，而在数个月前毕加索激起了她到美国去的雄心，因而她到宾州的史瓦斯摩去就读了。弗兰柯丝这时的出现当然使他很高兴，她带来了青春与新鲜的气息。1946年2月，她跌断了一只手臂，毕加索带她到南方去休养。回程之前他要求她搬到画室一起住，弗兰柯丝提到他老是跟朵拉·玛儿往来，他保证那已经结束了，而且朵拉·玛儿也明白这一点。他强迫弗兰柯丝一起到梅纳比朵拉·玛儿的住所去，在那儿他逼朵拉·玛儿承认他们的私情已经完了。朵拉·玛儿对毕加索说：“你一辈子都没有爱过任何人。你不懂得怎么去爱。”
1946年5月底，弗兰柯丝开始与毕加索同居。7月里毕加索带弗兰柯丝乘车到普罗旺斯去，待了一阵子后又到哥菲璜和安提比斯的海滩去。哥菲璜地方上小美术馆的新任馆长拉索齐尔有一天跟毕加索及他的一些其他朋友在海滩上相遇，他厚着脸皮向毕加索要一件捐赠作品，“当然，”毕加索以一贯的敷衍态度说，“我会去找一张小的。”这似乎是浇了对方一盆冷水，不过一会儿之后他又说：“我一直想在真正大的平面上作画，可是老没有这种机会。”
“平面！”拉索齐尔叫道，“你要平面？我倒可以给你一些。”他的确可以，美术馆的整个二楼都是空荡荡的大房间。
毕加索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作画时光。他走进那自给自足的小世界，把房门关上，然后开始在墙上画了起来。每天从中午画到傍晚，从夏天一直画到冬天，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蓝色的山峦、羊群、带笑的人脸、长角的半神、少女、渔人、卖海胆的女人、几何状而出奇明亮的裸女，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东西。当冬天把他赶回巴黎时，他也只得离开这一切。毕加索并没有正式地把它赠送出去——他讨厌与自己的作品分离，而只是把它们放在一种无主的状态。
毕加索一回到巴黎就去看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朵拉·玛儿。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从不与以前的情妇失去联系，即使和奥尔佳也保持某种通讯，而且他也从不曾完全忘了她。毕加索对友谊有着了不起的包容力，他不但是情人也是朋友，当爱情消逝殆尽之后友谊却仍然留存。他与朵拉·玛儿在决裂之后仍然十分友好，而且一直都互相喜欢。
1947年的5月，弗兰柯丝生了一个孩子，她把这男孩儿命名为克劳德，不久之后毕加索就带着他们，连同一位保姆，再度出发到哥菲璜去。
毕加索到那儿去纯粹是为了看看他前一年留下的小玩艺怎样了，然后再回来作更多其他的。他在这时发现一种新的媒介——泥塑（陶瓷），他察觉到了它的潜力，然后开始热切地探索这一领域。夏天过去了，冬天开始了，他制作的盆盆罐罐总数已经接近了两千件，而他仍然在旋转、揉捏、赋形、切割、上釉，并且在他那些已经驯服了的黏土上绘图。
二、憾事
1947年里，毕加索很少在巴黎出现，只在年末的时候待了短短一阵子。到了1948年的2月，他又回到南方，住在哥菲璜，而在瓦劳瑞斯工作。陶瓷依旧是成批地从他手中生产出来：鸽子和猫头鹰，类似古希腊人的形体，绘有他的安提比斯牧神的碟子，另外一些碟子上则是地中海的鱼、野牛、斗牛，还有太阳。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容器的组合，几乎每一件都有实际的用途。他粗短的双手一向能很快地精通各种工具，而现在这双手就成了工具的本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艺术，而他的一些新奇、怪异的技巧也出奇地成功。有时候他几乎可以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绘画、雕塑和拼贴三者融合的地步以及色彩和三度空间的合成，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具有独立运用的水准。虽然一般来说，他自己所期望的标准并没有那么高，然而他的成就却已到达这种境地。
从前一年开始，奥尔佳就时常盯住毕加索和弗兰柯丝，她会在街上跟踪他们，有一次毕加索还打了她的耳光。现在她更变本加厉起来，甚至会跑进他们的住所，跟弗兰柯丝互相又打又抓。当弗兰柯丝告诉毕加索的时候，他似乎并不特别关心，因此她就天天唠叨，一直到他的忍耐到了极限，而在瓦劳瑞斯买了一间房子，与她搬过去为止。弗兰柯丝并不明白一个男人在工作时要承受什么压力，她一向最先考虑到自己，而当她有任何不顺心的时候，就会拉长了脸，使家中充满阴郁的气氛。对毕加索这个爱大笑的人来说，她就像是一个悲哀的女皇，这可能就是每当有人提到他们应该正式结婚时，他就会勃然大怒的原因。
1948年8月毕加索到波兰去的时候，弗兰柯丝又怀孕了。这一次旅行并不是突然决定的，而是在他极不情愿的状况下，共产党多方游说的结果。当时，苏联和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中苏联的精明策略之一便是在波兰召开知识分子和平会议，集合了各界赫赫有名而又感情真挚的人物。毕加索的绘画固然跟社会写实主义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名声和众所周知的正直却具有相当重的分量。波兰大使派了一个女人到瓦劳瑞斯去游说：“毕加索的共和国护照不成问题，波兰会派一架专机来接他，飞机当然不会掉下来——空气动力学原理会让它浮上去。等他到了之后，一定会喜欢这个会议的。”
那女人所说的飞机的事没错，它一路到波兰都浮在空中，不过关于他会喜欢共产党会议的那一点她却说错了。毕加索一向容易厌倦，而那场会议中又有无数的演讲。不过也有比较热烈的场面，一次，一名苏联代表在演讲中责备毕加索艺术的堕落，说他是西方中产阶级文化的最坏例子，而毕加索以他一贯的火爆回击，把对方的攻击明显地和纳粹的攻击相提并论。
弗兰柯丝·姬洛德以为他只会离开3天，结果他去了3个星期。这在平时已是一个严重的冒犯，更何况她以为她目前的情况理应受到百般呵护。毕加索虽然每天拍一封电报给她，她却有点怀疑这些都是他的司机写的。当毕加索终于返抵家门，抱着礼物之时，她给他的欢迎却是迎面一击，然后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面。
10月，他们回到了巴黎，一方面是为了1948年在安提比斯画作的展览，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较大的陶艺展。这次陶艺展，毕加索拿去了149件他最好的作品，结果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响，让他十分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它却使所有其他的画家、雕刻家和匠人都拥入附近的陶器工厂，使得此后20年中法国充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壶罐和烟灰缸。
1949年4月弗兰柯丝生了一个女孩儿。在同一时间内巴黎正举行一次大的共产党和平会议，要求毕加索为他们画一张海报。他完成了一幅石版画，黑的底面上有一只白鸽，这是他最好的版画作品之一，而且丝毫看不出宣传意味。这只白鸽，作为和平会议的象征，一夜之间就出现在巴黎的每一面墙上，即使是极力反对共产党的人也对之称赞不已，而毕加索更是非常高兴地把女儿命名为“派洛玛”（西班牙文就是鸽子的意思）。
1949年是毕加索多产的一年，一批批的画作和陶艺作品堆在房内，再加上多了一个小孩儿，使得原有空间显得不够了，毕加索在夏天买下一幢瓦劳瑞斯附近的废弃香水工厂，那里有广大的空间，可以让他在里面从事雕塑工作。1950年里他就运用这个地方，作出了《雌山羊》——他的最好雕塑作品之一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品。
毕加索在工作室里制作这只山羊和其他雕塑时无疑是十分快乐的，然而日常生活却不那么使人高兴。孩子们固然给予他许多欢笑，但他们的母亲却绝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伴侣。弗兰柯丝常常觉得自己受到冒犯，因此她就不断地制造屋里阴沉沉的气氛。每天早上过得还不错，在哥菲璜的海滩上有成群的朋友，接下来的工作时间甚至更好，但是其余所有时间，毕加索却要忍受太多的阴郁、愁眉苦脸、怨恨。一段这种日子之后，毕加索告诉朋友他快要自杀了。
毕加索把没有真正这样做的原因归于珍妮维叶·拉波蒂的出现，她“使他再度欢笑”而救了他。从1945年以来，她已经长成一个极度优雅、苗条的年轻女士，大部分时间花在乡居生活、写诗、养狗、养马上面，而且一直像以前那样可爱。1950年她再度定居在巴黎，并且时常去找毕加索，有时在巴黎，有时在巴黎附近。1951年时他们成了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