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这个报告，还作了重要指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托拉斯，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要充分地重视这件事情，应当结合党的战略的要求，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一批试办的托拉斯办好。凡是有试办托拉斯任务的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依据我国具体情况，研究如何办好托拉斯的办法，切实加强领导，选派得力干部担任托拉斯的领导工作，以便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从1964年第三季度起，中央各部试办了12个托拉斯，属全国性的有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医药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橡胶工业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属地区性的有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办，国家经委党组于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刘少奇于1965年6月1日作了指示，他说，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才能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
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问题，《会议纪要》提出了以下解决的办法：（1）关于托拉斯由谁办的问题。应该根据工业、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特点，实行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办法，既不是一些同志主张的以办全国性的托拉斯为重点，也不是另一些同志主张的以办地方性的托拉斯为重点。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重要行业可以办全国性托拉斯，由中央部门管理。有些行业，可以举办地方性的托拉斯，由省或大工业市管理。（2）关于全国性托拉斯行业管理与上收地方工厂的问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对需要和可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行业，可以把同一行业的企业都收归托拉斯管理；有些行业，可以只收重要的工厂，一般性的厂子仍然隶属地方，但托拉斯有责任对该行业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生产建设，统一下达计划，根据需要和可能把重要材料的申请和分配以及产品的调拨和销售统管起来。（3）关于托拉斯改组生产、调整企业的问题。要兼顾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经济合理性与国防战略，考虑两方面的需要。不仅要求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求产品品种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凡社会需要的产品，要迅速恢复生产。托拉斯既要组织内部的生产协作，也要重视外部的生产协作，不能随意中断原有的协作关系；需要调整的，应该经过双方协商，并在妥善安排后才能调整。凡是适宜外部协作的，应该委托外部协作，并尽可能将这种协作关系固定下来，纳人国家计划。托拉斯也不能什么都搞"万事不求人"。（4）托拉斯要正确划分公司、分公司和厂矿三级的管理权限，集中经营和分级管理结合好。不能什么都集中到公司和分公司，尤其不能因为实行统一核算而削弱厂矿一级的经济核算。要使分公司和厂矿有必要的权力，因时因地安排生产，主动、灵活地进行工作，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试办组建托拉斯，效果是好的，但被"文化大革命"所否定。
中共反对苏共召开分裂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国施加压力，导演了反华大合唱，急剧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而由亲密的同志和盟友，演变成互相尖锐矛盾斗争的对头。苏共领导不断对中共施加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从而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立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月中旬，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由苏斯洛夫作反华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和部署"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又背着中共中央向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发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提出召开各国党的国际会议，"采取集体措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击"。
4月3日，苏共领导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骗世界舆论。5月7日，中共中央写信通知苏共中央，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同时提出各国党的国际会议推迟举行。
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公布的7封中苏两党来往的信件，即1964年2月20日、27日、29日和5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4封信件，苏共中央1963年l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3封信。同时强调指出，苏共中央歪曲地透露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这是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欺骗，也是对世界人民的欺骗，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中共中央全文公布以上信件，以便使苏共党员、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分析。
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中央来信。针对苏共中央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就擅自决定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国际会议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充分准备，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各兄弟党召开国际会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在复信中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参加苏共中央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苏共中央片面决定在1964年12月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明年召开国际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出于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新领导进行了会谈。但是，勃列日涅夫顽固地支持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上的错误立场和政策，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仍然要召开分裂会议，并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宣布26国党筹备会议定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不参加3月会议。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并邀请我党参加，鉴于苏共领导坚持分裂的错误立场，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中苏两党关系遂告中断。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
7月，由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出现，对现代战争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凭借自己掌握的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威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导弹核武器。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开始酝酿发展中国的核武器问题。1953年，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1954年秋，彭德怀、李富春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建造一座原子反应堆的意见。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向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等有关情况，了解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所需的条件。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的决定。
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原子弹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由31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同年10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聂荣臻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1月，成立了三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组织领导工作。1958年7月，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负责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调集、培训人员。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后，北京核武器研究所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
为了及时进行核武器试验，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同年6月及11月，以陈士榘为首的选场委员会和以核试验部队为主组成的勘察大队等组成工作组，多次对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漠地区，进行核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同年12月到1959年初，万毅、张蕴钰等分别对新疆的戈壁沙漠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和现场踏勘，提出了勘察报告。1959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核武器试验基点定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到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苏联政府和人民在中国核工业建设初期曾给予支援，但中国把一切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使研制原子弹的进程没有因为突发事件而措手不及。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实际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停止提供中国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但是中国的科学家发愤图强，决心造出自己的争气弹——把第一颗原子弹命名为"596"’，硬是用几台手摇、电动式计算器和一些算盘，九次计算了模拟原子弹爆炸全过程的有关数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由邓稼先任主任、周光召任第一副主任的研究原子弹理论班子，研究所扩大到130多人。
在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毁约后，中央及时作出了决策。1960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贺龙在会上提出，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下最大的决心突破国防尖端技术。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1961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五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分析研究了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大家认为，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原子弹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只要措施得当，艰苦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原子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10月，聂荣臻指派张爱萍与刘西尧等人率领调查组到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于11月14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认为只要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争取在1963年拿出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编制装备会议上强调，对尖端技术丝毫不能放松。6月，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关于战备情况的汇报时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
核科技工业队伍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的从国外回来，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学术造诣很高，技术上很有经验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切听从国家的调动和安排，离开生活比较方便的大城市，离开条件比较优越的工作单位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专业工作，来到戈壁沙漠、风雪高原、深山大沟，甘当无名英雄，长期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和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开展核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克服困难、忘我工作。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生活物资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仍能精神焕发，奋不顾身，坚守岗位，坚持工作。
为了解决协同配合，联合攻关，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的建议，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语。中央专委成立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中央专委一共召开了9次会议。为了统一管理原子弹等特殊武器的定型工作，1963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罗瑞卿、张爱萍、安东（兼秘书长）任副主任，负责制定特种武器定型的方针、政策和定型审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