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城市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最终走向成熟的历程。为①《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第１４１页。
此，我党做出来巨大的了努力，城市经济的形成是在各解放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得来的。由于华北地区属于我党较早控制和解放的地区，其中大中城市众多，城市经济管理工作经验尤为丰富，其地位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薄一波同志作为华北地区长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整个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城市经济工作影响深远，他在整个党的城市经济政策的发展成熟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城市经济政策的初步发展时期（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华北局成立）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农村，鲜有管理城市的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逐步开始接管一些中小城市，初步积累了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经验。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其实早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之前，太岳区作为晋冀鲁豫边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就已经开始对接管的城市经济政策进行初步的探索。太岳区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太岳区党委对新收复城市、据点的指示》中就指出：“宣布工商方针，维持贸易秩序，公布税制，登记仇货，限期售完，冀钞由政府出布告，依市价，或新价，定期兑换，不让人民吃亏。换回纸伪币，转投别处敌占区购买必需品，打击伪币，这是由经济局统一进行，别部分亦可在经济局统一领导下面帮助。”①中央在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向各地转发了这封电报。这表明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我党就已经开始对城市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电文中提到的以货币政策为主的经济政策，对于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设与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５年８月，为了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进一步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宣布成立，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担任副书记。
由于当时全国的形势依然是国民党掌控，且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开展斗争，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和以后接管改造其他城市，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它表明了共产党已经逐步开始进入城市，这也进入了我党城市经济政策发展的初步探索时期。
薄一波在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后主要负责该区的经济恢复与社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５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１５０页。
会改造工作，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５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新解放区城市政策和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进入城市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保护城市贫民，绝对不准侵犯城市贫民利益，”①由此可见随着冀鲁豫中央局的成立，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开始形成统一的城市接管政策，而保护工商业也就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城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到１３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扩大）会议在邯郸市峰峰煤矿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在财经工作方面，薄一波指出财政要做“长期打算，今后应当量入为出，中央局委托边区政府统一全区财经工作，必须的开支坚决保证，不必要的开支坚决取消②。”这次中央局全体会议，把晋冀鲁豫区的实际情况同中央的方针政策紧密的结合了起来，尤其对该区城市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峰峰会议以后中央局在春秋两季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和生产运动，并着重解决了关于军队建设和财政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③。
当然，城市建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经验的缺乏和敌人的破坏，城市经济政策也曾经暴露过一些问题，出现了“左”的倾向。对此，党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薄一波作为该区的主要领导人，在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央局发出的由他起草的《晋冀鲁豫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地指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方向：
“反攻后，我们占领了一些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人斗争增多了，这对我们是新课题。根据各地现有资料，许多地方因为斗争，工人生活改善了，这是好的。但斗争无止境，无一定政策，劳动条件提得过高，资本家无利可图，不愿再干，有的逃走，有的关门，对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十分不利。”薄一波进一步指出“工会与党的支部方针，一般不是采取与厂房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目的（如果这样做，好像就不是革命），而是以满足工人暂时方面利益为满足，所以现在占城市和工业区，一般的生产降低，资本逃避，根本说不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针对这种现象，薄一波提出了解决办法，“我党在解放区的工业方针，是使工会与党的支部和厂方合作（不论公营、私营），定出共同计划，尽可能减少成本，增加产品的数量、质量，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之目的。党的支部与工会绝不应当违背这一方针④。”薄一波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５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３１３页。
②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３９１页。
③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３９１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１２１页。
的指示在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５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各局，中央指出“晋冀鲁豫区最近数月内群众工作的经验，对各解放区均有教育意义，各省委、区党委及地委，配合当地经验，加以研究①”。在这里必须要指出薄一波的看法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对于城市建设与改造中暴露的问题，能够做到清醒的认识、冷静的分析、沉着的应对，及时解决了发现的问题。经历了一个阶段的调整与巩固使得晋冀鲁豫地区的城市基本稳定了下来，城市经济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提高。
１９４６年９月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会议对于边区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薄一波的主持下财政会议对于边区财政工作、统一财经领导、机关部队商业经营进行了相关规定。共产党进入城市后，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军队投机商业，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影响了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针对当时的城市经济乱象，薄一波指出：“为克服机关部队及商业经营的混乱现象，决定部队以农业、工业生产为主。商业经济采取限制办法，逐级统一管理，及适当的集中经营，且一律不准做对外贸易。县以下党政军民，军队团营连，县大队及机关部门或个人的商业经营一律取消，由县……乙种军区、甲种军区，各级分别成立统一的管理委员会，在当地工商局指导下，进行商业经营。原有各单位的资本，以及经商干部，必须全部交出，按经营状况及股本多少分红。”同时规定：“为使部队、机关纳入正轨，而不成为扰民及腐化干部的场所，决定不准在职干部或吃公粮的人担任经营人员，不准依靠特权谋利。财经机关不准兼营商业，卫生机关不准兼营药店，医院不准支用民力，不准使用公款投资商业经营等。”②上述规定，实现了初步意义上的“政企分开”，使得部队、政府部门与企业实现了分离，迅速恢复了城市市场稳定，对于城市经济秩序的良性互动意义重大。这些影响深远，即便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晋冀鲁豫边区财政会议的基础上，一年之后在１９４７年５月至７月薄一波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对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与布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提出了对于金融货币工作的管理，“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③。”会议还提出了建立信用合作社，发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１２０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３３５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４４５页。
展银行和贸易公司来促进城市和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次会议表明，我党已经开始灵活地利用金融手段来调控经济，是驾驭城市发展能力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１９４７年６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进入１９４８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动攻势，在各个战场上进一步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敌我形势。一大批中等城市得到了解放，城市工作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
由于过分的强调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而忽略了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城乡关系上单纯的以乡村养城市；接受厂矿企业时部分党员干部和部队只管接受不管经营，造成工商业凋敝；工人失业、工厂停工的现象屡有发生；部分干部面对私营工商业不闻不问，消极对待等。针对一系列发现的问题，晋冀鲁豫中央局派出两个工作团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薄一波根据调查结果结合自身观察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薄一波系统的阐述了晋冀鲁豫地区的城市工商业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应采取的措施等，成为了薄一波在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城市经济政策的总结。薄一波主要从政策方面对城市经济工商业破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１）在反奸清算时，界限不明，对于一些正当的工商业进行了没收，大大地伤害了工商业；（２）盲目的工人运动；（３）政府机关利用政治优势操作市场；（４）统制垄断；（５）城市纪律破坏；（６）苛捐杂税；（７）营业税评议不公；（８）物价暴涨暴跌。”针对这种局面，薄一波领导晋冀鲁豫中央局采取了整改措施：“（１）严格禁止清算斗争私营工商业者，保护一切商业；（２）地富工商业，如已被清算斗争应立即无条件退还。资本不足者，政府予以低利或无利贷款。工商业逃亡者，其商店工厂应予以坚决保护，待归来后交还之。真正官僚资本与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边府或行署处理后，应继续经营；（３）工会，党支部与厂主合作，共同发展经济；（４）克服国营企业中的统制垄断思想。规定民营企业中实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制度和办法；（５）银行、贸易总公司、合作厅、财政厅共同合作，按其吞吐物资，实行全年贷款，大力支持生产，按季节有步骤地发行货币；（６）一切机关、部队、工厂、商店，都必须接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７）取缔地方上所加予工商业的苛捐杂税；（８）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废除一切债务，不包括工商业的借贷、来往账及货账在内；（９）颁发合作社条例草案，取缔某些合作社非法行为；（１０）加强对部队与地方的城市政策与工商业政策的教育。”在对企业微观整顿的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还对城市工商业宏观政策进行了调整：“（１）对工业生产进行调整，使工商业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２）克服公营商业的垄断行为；（３）银行贷款要公私兼顾；（４）税收政策要一视同仁。”①在这一时期，薄一波及其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正在逐步摆脱依靠单纯的行政甚至军事手段来恢复发展生产进行城市经济建设，而是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经济手段、货币手段、信贷手段与行政手段有机的结合，这是我党的城市经济政策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二阶段：党的城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华北局成立---平津解放）这一时期，解放区日益扩大并相继连成一片。解放区的扩大和统一，不但成为解放军的可靠后方，而且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系列大中城市诸如山东省济南（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４日）、辽宁省锦州（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吉林省长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１日）、河南省郑州（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辽宁省沈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日）、江苏省徐州（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察哈尔张家口（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等相继解放，使党的城市经济政策得到了提高和发展。１９４８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
华北局成立后，整个华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党的城市经济政策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我党诞生在城市，但长期生活在农村、战斗在农村，有了华北地区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整个华北局的城市工作也就有条不紊地展开了。１９４８年７月１日至１５日，华北局在石家庄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会上薄一波做了总结发言。对于城市中的经济建设，薄一波指出“关于工业生产，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每个区党委、地委、县委、市委都必须亲自动手，彻底调查研究一个工厂的厂史沿革、经营管理方法、工资制度等，按照最进步的方法（主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加以整顿、改造，把学习领导工业当做县以上党委的业务之一。”针对当时在城市改造中存在的问题，薄一波指出“管理工业生产必须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如工资政策上的平均主义，适应地方落后性的分散主义，以及用人不以生产技术为标准而以抽象的政治条件为标准。要善于发现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应做到来前有调查研究，会上能解决问题。学会分析与综合②。”
①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４５１页。
②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４６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