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头矮是毕加索最大的遗憾和忌讳（忌讳（jìhuì）：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奥尔佳竟然如此直接地揭他的短，令毕加索十分恼怒，他扔下饭碗，拂袖而去。
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坐在他的画室里。生活的烦恼使他的思绪纷繁复杂，他一会儿想起奥尔佳嘲弄的表情，一会儿回忆起伊娃临死时的凄婉欲绝，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了一身戎（rónɡ）装的阿波利奈尔，最后，占据他的脑海的是芭蕾舞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他进入了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似乎看见舞女们在翩翩起舞，她们时而伸开双臂，时而互相拥抱，离奇而怪异的舞姿体现出生与死、爱与恨的复杂矛盾，使人们看到人生的辛酸和快乐、幸福与灾难。
获得启示后，毕加索开始创作一幅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跳舞》。
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共有三个舞者，中间的人张开双臂、仰头、挺胸，是芭蕾舞的典型舞姿。右边的舞者是左边的舞者的搭挡，她牵着对方的手。左边的舞者正在向后仰面旋转，毕加索把她的头部画得非常细致，披散的长发垂至膝盖，面部表情复杂深沉。舞者的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节奏，具有强烈的动感，她们身体的极度变形，好像在表现一种绝望，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正向人们倾诉。
《跳舞》这幅作品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它们表达的不仅仅是毕加索与奥尔佳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多的是对动荡的社会的抨（pēnɡ）击，一战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眼睛和憔悴憔悴（qiáocuì）：形容人瘦弱，面色不好看。的脸庞，种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927年1月的一天，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遇到一位叫玛丽·泰勒·沃尔特的女孩。这位金发女郎年方18，面容较好，体态丰美，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毕加索被泰勒的美貌和朝气所吸引，他走向前打着招呼：“你好，小姐！我是毕加索，我想为你画一幅肖像，因为你实在是太美了！”
姑娘吓了一跳，“毕加索是谁？我可不认识。”
“你很快就会认识我了，来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毕加索诚恳地说。
就这样，泰勒成了毕加索画室的常客，也成了他的情人。泰勒的单纯和热情让毕加索似乎年轻了几岁，他沉浸在这种不知世事艰辛的情爱中。另一方面，为了和泰勒幽会，他不得不编了种种谎言来欺骗奥尔佳，偷情的甜蜜和尴尬让毕加索的画风又出现了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变形极为明显，他将人类的情欲、原始的情感与强烈的意欲，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他的夸张手法令人瞠目结舌（瞠目结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他把人体拉长、压扁、扭曲、吹胖、调位，充分反映出自己复杂窘迫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1919年创作的《坐着的浴女》便是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作品上，画着一位坐在海边的裸体女人，她双手抱膝，显得悠闲自在。她的身体由一块一块的形状搭架而成，好像一个危如累卵的空架子。她的头部如同一个骷髅（骷髅（kūlóu）：干枯、无肉的死人头骨或全副骨骼。），根本看不见眉眼和表情；两个乳房像吹变形的气球，右腿屈膝跪在沙滩上，左腿却像鱼尾巴一样弯到前面……
1928年，毕加索照例想去迪南消夏。这一回他不比以前喊走就走了，他的脑袋里搁着许多小秘密。直到一切都周密安排好了，他才吁了一口气。玛丽·泰勒先走一步，她住在一个儿童夏令营里；毕加索携（xié）奥尔佳、保罗及英国保姆就在附近选了一个地方。毕加索告诉奥尔佳，是因为那个儿童夏令营才使他下决心住在这里。
毕加索超现实主义地将泰勒在儿童夏令营的居室称作“画室”。这一点他当然也要向奥尔佳汇报。他的画室平时不准别人进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因而这间“画室”就变得无比安全，他可以从早到晚和他的小情人随心所欲地“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无法卖给画商，但他们乐此不疲。
偷情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那么美妙的享受却不能名正言顺；家庭已和旅馆无异，形同陌（mò）路。毕加索这种尴尬的心境纤毫毕露地表现在画布上了，他更加凶狠地扭曲女人的身躯，粗大的线条看上去毫无根由。《椅中妇女》乍看就是一条章鱼的变形，但确实是一个披着长袍的女人，好像刚出浴，斜坐在椅子上，袍子的一角搭在椅背上，慵懒自得的神态里透着孤寂无聊。从《女人头与自画像》可见，毕加索并不是在画自己的头像，而是在描绘自己的心情，这种窘迫复杂的心情他用了一种晦（huì）涩的形式表现出来。
回到巴黎，毕加索打开衣橱一瞧，发现那里早已经是蛀（zhù）虫的天下了。他一套最好的衣服只留下了接缝和硬麻布衬里组成的轮廓。这个轮廓的透明度很高，毕加索无需翻口袋，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的烟斗、火柴盒、钥匙等。毕加索端详了良久，而且长时间不让别人破坏现场。因为还在立体主义早期，透明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课题。他希望画出物体的可见表面，那揭示物体的本质问题就迎刃（rèn）而解。这个自然现象给了他有益的启示。
9月，瑞士苏黎世艺术馆举办了一次毕加索大型回顾展，3天展期，参观者达28000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尔·荣格的人，他把每一幅画都看得很仔细，手里还拿着一支笔，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
11月13日，《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卡尔·荣格的署名文章，他说毕加索作品的主题就是“坠入地狱，坠入无意识，与表面的世界永别”，而这正是精神分裂症（zhènɡ）患者生活中常见的主题。荣格于是宣布，毕加索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个荣格可不简单，他是弗洛伊德的衣钵（bō）传人，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的发展下，体系更加完整。他也是听说了毕加索超现实主义的名头，才赶到展览会的。他正是要在这位风靡全球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里，找到精神分析学说的依据，这和当初弗洛伊德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发现了“恋母情结”一样。荣格的评论显然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份。
毕加索想到了离婚。律师说，离婚将使他失去他的一半作品，这和判处他的死刑差不多。奥尔佳却没有耐心了，1935年7月的一天，她猛地把刚从外面进来，立足未稳的毕加索推倒在沙发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拳头雨点般地向毕加索砸去。毕加索回过神来，打了奥尔佳一巴掌。奥尔佳抱起吓呆了的保罗如一阵飓（jù）风席卷了出去。
他们分居了。
毕加索毫无顾忌地与泰勒住在一起了，这使他如释重负。泰勒美丽的头像不断以粘土和石膏的形式反映出来，泰勒自己都惊奇不已。她能在一座石雕上同时看到自己的正面和侧面，这好像比镜子还管用。
泰勒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效外的阿尔福特旅馆。她怀孕（yùn）6个月了，但她却没有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幸福之中，而是急切地等待毕加索带来他们离婚的消息。她向比她更急的母亲保证，至少在孩子出世前，她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经验丰富的母亲无奈的叹气，她知道这太难了。
9月5日，泰勒生下了一个女孩。毕加索见是个女孩，喜出望外。他抱着孩子不停地亲吻，嘴里一边念叨着：“我的小天使，我的小天使。”孩子起了父亲死去的小妹姊的名字——玛丽亚·德拉·孔瑟达。
不知道是由于泰勒没到年龄，而免得引起法律上的麻烦，还是泰勒对毕加索在离婚问题上的态度暖昧（暖昧：（态度、用意）含糊．不明白。）不满，在玛丽亚的出生登记证上，“父亲”一栏里填着“不详”。
毕加索的情感在1933年得到了一次巨大的爆发。这一年，希特勒用他的那双魔爪抓住了德国，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并侵袭到其他国家，而毕加索的家乡西班牙也在这种气氛中颤抖。
在这种愤怒中，毕加索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奥尔佳与毕加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
同时，他对于已经熟悉的情人玛丽产生了厌倦感，这个已经成长为妈妈的美丽姑娘总是无法了解他的创作，她无法成为他事业上的支持者。
这时候，朵拉·玛尔出现了。在一家咖啡馆里，毕加索一眼就被朵拉的美丽外表和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所吸引，她长着有力的轮廓，自然披垂在肩上的浓密的黑发，乌黑的眼睛。毕加索大大咧咧地走上去，伸出手说：“我是毕加索，很想认识你。”
朵拉·玛尔是个画家兼摄（shè）影家，出生在《阿威农少女》诞生的那一年，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南斯拉夫的建筑师。朵拉·玛尔早就知道毕加索的大名，他的特立独行的创作精神和如日中天的声誉（yù），对于自己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最后的岁月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biāo）席卷欧洲。
不久之后，法国沦陷了，巴黎被纳粹德军占领。以前居住在法国的很多艺术家纷纷逃往美国。而毕加索却在此时留在了巴黎。
毕加索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艺术家，他一直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dì）造者。
德国人占领巴黎之后，开始笼络笼络：用手段拉拢人。法国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然而毕加索却断然拒绝了这些带着阴谋的好处。
毕加索冷笑了两声，掷地有声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怕冷的！”
由于他拒不与法西斯妥协，一些法西斯党徒打着艺术的旗号来排挤他，他们叫嚣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
毕加索在国外的朋友们纷纷致信给他，劝他离开巴黎，到国外过安定的生活，摆脱战争的困扰，毕加索拒绝了，他铿锵有力铿锵有力（kēnɡqiānɡ）：形容有节奏而响亮的声音。地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