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和面子是两个概念，常常让人处理不好，容易使人错把面子当做尊严。有时貌似失去面子，其实是赢得尊严。曹禺有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
把别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装帧讲究的册子里，且满怀感激念给他人听，这样的行为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荣誉与名声。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这封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
曹禺不顾自己的“面子”，却显得更具人格魅力。如何面对“面子”，重要体现于态度。摆谱，端架子，显身份，正是某些人“维护尊严和面子”的拿手戏，因为太多做作和矫情，总透着一股“酸”气，格外招人反感和厌恶。岂不知“尊严”和“面子”并不是靠这等办法来维护的。
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周总理送别了客人，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楼外楼看看，请你们在那里吃饭。”于是大家来到了楼外楼。
不巧，已经过了营业时间。总理就让警卫人员高振普进去先看看，问问还卖不卖饭。高振普走进饭店，看到没有顾客吃饭，只是饭店的服务人员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高振普问一位服务员还有没有饭吃，一位年纪较大的师傅对他说：“有几位？先进来坐下再说。”
高振普刚要转身去请总理，就听有人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周总理进了饭店，大家抢着与总理拉手，饭店的负责同志请总理上楼，周总理对他们说：“很久没来你们这里了，今天我带几个人一起来吃顿饭。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有的没到过你们饭庄。”
其中的一位负责人说：“欢迎，欢迎。请总理和同志们先坐下等一等，我们马上备饭。”
周总理问：“有什么菜？”他回答说：“有西湖醋鱼，叫花子鸡没有了，现在做来不及。”周总理和蔼地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配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
饭菜很快上来了，周总理一边吃一边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述他过去来饭店的情景。当吃到西湖醋鱼时，饭店负责人问总理味道怎么样，总理称赞道：“这种做法很好，味道鲜美。”接着，总理询问了西湖的水质情况，他一再强调，要保持西湖水质的清洁，保住这西湖醋鱼的美味名声。
吃过饭，高振普去结账，回来后周总理问他付了多少钱。他拿着发票对总理说：“10元1毛。”
周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光的，再去加钱。”可饭店的负责人推辞不再收钱。
周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饭店又收下10元钱。周总理看到高振普拿着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高振普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付多少钱。服务员回答要30元左右。
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批评道：“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照实际价格收费。看上去他们是对我们好，实际是帮倒忙，这种风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呀。我看付了20元也不一定够。”于是高振普就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告诉了总理，周总理听后，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去补交他们钱。”
因为下午还有别的事情，高振普没能去饭庄补钱，就把10元钱交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
不久，高振普收到了“楼外楼”饭庄寄来的信。信中叙说了接待周总理的愉快心情，特别是总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处理这件事的认真态度，他们深受教育。随信还附了一张当时做菜的用料清单和价格表，全部费用为19元多一些，再加上加工费，30元足够了。高振普拿着这封信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笑着说：“这就对了，不能搞特殊。”
周总理没有把尊严与面子混为一谈，可谓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