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禅师(僧那）的生平材料非常之少，我们知道他俗姓马，年轻的时候喜欢研究儒家的经典着作，21岁讲说《礼记》、《易经》等，听者如集市。后来遇见二祖说法，感其玄妙，便与几个朋友一起，投可祖出家，奉“头陀行”。他流传下来的语录有这么一段：
“汝欲明本心者，当审诗推察，遇声遇色，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无耶？是有耶？既不堕有无处所，则心珠独朗，常照世间，而无一尘许间隔，未尝有一刹邵顷断续之相。”
看这么一段话，意思倒也一般’无非是教人以无相的孤明心体朗照世间，跟三祖《信心铭》中的“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这样禅味深远的发明相比，显得在理论上特无创见。然而那禅师确实是慧可的高徒，他所继承的是慧可苦行的传统和楞伽系统。那禅师跟随慧可行“头陀行生活同样极其清苦，史料上记载他，“手不执笔及俗书，惟一衣、一钵、一坐、一食”，随缘来往，独往独来，并且从来不会住在人们聚居的地方。到了满禅师（他是慧可的小弟子或者那禅师的弟子），则将这种修行方式更推进一步，在某个地方住永远不超过一夜，第二天是必要走的；即使到了寺庙里，也总是做些为别人劈柴之类的事情，还经常行乞为食。
观察那禅师的修行和人生，我们可以知道，他事实上是发展了慧可某个方面的倾向：他们都是学者出身，并且从学者而放弃了学问，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实践某种人生观或宗教观。他们的苦行显然令人钦佩，却明显只是一人的人生选择，有着“孤光自照”的清冷光辉，而难以普及到众生那里去。
至于楞伽传统，前面说过，《楞伽经》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佛经，里面有“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的说法，又有“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这样的句子，因此通常被看做是“无相大乘”的代表作，言说一切众生即涅盘相的道理，‘
以有别于《华严经》等这些说阶级十地功德行相的“有相大乘”
的作品。用通俗的话讲，《楞伽经》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而华严、璎珞等经文却着力于描述佛的圣相，以唤起人的向往之心。那禅师等人跟着慧可学习时，挹《楞伽经》看得非常重，“常赍四卷楞伽为心要，随说随行。”他们事实上是陷入法执的迷局了。达摩将其传给慧可等人时说：“吾观汉地V淮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是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译出的佛经中，唯有《楞伽经》是最合达摩的无相大乘观的，但事实上，《楞伽经》在“达摩禅”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初方便”，也就是为了最初传法的方便设计的教材，而不是所传的法门本身。比如欧氏几何这门学问，可以有无数种教材来演绎它，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学习者掌握欧氏几何的方法，而没必要把某本教科书奉为独一无二的法宝，因为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不是欧氏几何本身。中国古代也有“得鱼忘筌”，“弃舟登岸”的说法。禅宗在六祖慧能之后，改用《金刚经》印心，也没有任何不妥，这部经所起的作用跟《楞伽经》是一样的，并没有谁出来质疑谁是正统的问题。禅宗本来就讲究“方便开发”，不用文字，譬如六祖不识字的人，尚能成佛为祖，可见“悟”这件事，文字和经书只是个媒介，万万不可陷到这个局里面去。《楞伽经》里面有段文字广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经书读烂也只不过是“言通”而已，不过是小孩子的功夫，如若达到宗通的境界而自证，是根本不需要文字的。
二祖虽然早年传法的愿望比较强烈，但后来遭遇了不少挫折，一生的行为非常的低调他所训导的徒弟那禅师，跟他态度相似。如果禅宗按照他们这个路子走下去，大概还没进入唐朝，就会走向湮灭。就好像是一种苦心孤诣的绝世武功，由于找不到传人而深埋于古墓中，等待着不知某年某月某日，何赴来一个有缘的小子打开它。好在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一袭白衣的僧璨正在某处等待着二祖的出现。
四、僧璨
根据已有的传说：僧璨在遇见二袓前，是个风疾(高血压）缠身的中年人，不知何时何地，就这么与二祖遇上了，上前请教他说：“和尚，弟子有病，大概是罪孽太深，现在日日为病所苦，恳请您给我忏悔消罪。”慧可点头说：“将罪拿来，我给你忏悔。”僧灿低头想了半天，忽然抬头道：“本以为我有罪，现在去找，发现罪已了不可得。”二祖点头说：“好，已经为你忏悔过了。”僧璨言下已经大悟了，他本是白衣之士，这回便皈依了二祖，出家修行起来。不久，他的风疾亦痊愈。也有人传说他由于曾患风疾的缘故，此后头一直是秃的。
关于三祖的传说，接下来是这样发展的：人们说他在慧可身边服侍了两年，后来慧可便离开他到邺都去了，他则来到舒州皖公山修行，并再也没见过他师父0直到后周武帝破灭佛法，他才又去了太湖县闻空山，据说也常常是居无常处，一袭衣单，四方云游。
说起三祖一生的功业，他大概也并没有脱离二祖门下独自逍遥的禅风，然而他收了道信这个弟子，可以说是他做了最了不起的功业。三祖和四祖的相逢则发生在十四岁的四祖来皖公山之时。四祖那时还是个小沙弥，但是已经出家七年了；他上前对三祖说：“愿和尚慈悲，给我解脱的门。”三祖说谁捆着你来？”四祖沉吟良久说没有人捆着我。”三祖说既没人捆着，要什么解脱？”四祖于是悟了。达摩之后的二代，慧可或者僧璨，都是隔过几十年才遇见正法的，而四祖道信似乎有更大的造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少年的确是不一般的法器。
从此四祖在他门下学习，一直度过了九年时光。有一天，三祖说我要到罗浮山去。”并题了一个偈子：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三祖僧璨对四祖的教育，看起来也是非常松散随意的，因僧璨的性情极其超脱，并且平日里喜欢静坐，很少说法。几十年前，他自己的师父离开他到邺都去，说走就走了，并且一走就是三十年，如今这个小沙弥虽在眼前蒙受着教化，他去哪里也还都是自由的。又有人说，他是同宝月、神定两位禅师（同是二祖门下）一起走的，临走不忘嘱咐四祖说广别人问起，不要说你是在我这里得的道。”
三祖此去很像是要一去不归，孰料两年后他又回到此地。法会中，他站在大树下说法，说毕就化了。
以上都是一些传说缀合而成，这些传说，或许有六七分可信，但年月久远，真相如何，无从考察。唯1982年在杭州出土了一块“僧璨大士兵塔砖铭”碑，上面有字广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於舒之皖公山蚰，结塔供养，道信为记。”似乎是可信的。那么僧璨的死年和他与道信的师承关系，可以得到确认了。
僧灿身后颇不寂寞，唐玄宗谥他“鉴智禅师”，历代又尊他为三祖，这一切的缘故恐怕只因风云际会，僧璨唯一的徒弟道信，实在地将禅宗发扬开来。
好比种子。一开始发出小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其实是大树。然而从达摩到二祖、三祖，他们实在都是有大树的胚胎在里面，道信之所以是僧灿的徒弟，也绝非一种偶然。
《信心铭》有人说它“扫荡边见，独标不二”，又有人说它融合释、道，并将禅宗与华严法界缘起两系相互交融。事实上，如果说禅宗有两部独创的经典，一部是《坛经》，另一部就是这《4目心铭》了。举首便言“至道无难，惟嫌拣择”，讲师要说，这是消除虚妄分别的话。“但莫憎爱，洞然明白”，禅师一种情怀，顿时朗朗明白起来。
对于这部作品的真伪，虽有不同说；法，但依我想，达摩面壁若干年，如朽木死灰一般，但托举一部《楞伽》，并有“理人”、“行人”之说.道理深邃，颇费猜测僧灿去来无迹，逍遥绝恼，为什么不会写出这部《信心铭》，开示后人？禅宗的前史，虽扑朔迷离，但一般都是风云际会，于万千红尘中你遇见我，我遇见你，僧遇见佛，佛遇见法。佛说：在劫难逃。于是一盏孤灯就此燎原了开来。
禅宗由“前史”进人“正史”，自四祖道信始。正如印顺大师所说道信和弘忍，五十多年的弘法努力，‘达摩禅’终于―跃而成为中国禅法的主流！”
蕲州的广济县(湖北出家后，所跟随的师父是个戒行不净的酒肉和尚，他却瞒着师父，独自私下里持各种戒，始终是戒行清净身。道信似乎就是为了佛法而生的。到了十四岁，他听说有二位不知道哪里来的和尚（三祖和神定和尚，在皖公山静修，便特地赶去’问他们解脱之道，于是三祖对他说了“谁缚你”的话。
据推算，道信的生年是陈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年），此时已离隋朝统一全国不远。他在僧灿门下学习多年，僧灿走后不久，隋朝朝廷遍访佛教界的贤良，广泛考试，给通过考试的人一个正式的僧人的身份，道信通过这场考试后，‘由政府安排，分配在了江西吉州寺。后来他自己又住到了庐山大林寺，并且一住十年。到了四十岁左右，他来到了黄梅。
黄梅是个什么地方？说起来，三祖所在的皖公山在安徽，四祖游学的地点庐山在江西，后来祖席大盛的黄梅则属于湖北，这三个地方虽在三省，但地理上的距离其实不远，都在三省交界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地段。这里是长江中游，离江不远，顺流而下就到江东，上行就是荆州，距离北方的中枢地段襄阳、南阳、洛阳等地，也并不十分远。此时，已经进入了唐初，并且从隋朝统一天下开始，南北佛教风气就开始打破从前阻隔的局面，交汇通融起来。北方风气重于实行，南方则重谈玄得意，受玄学影响深而没有笃行精神，达摩禅在当时的南方是彻底没有法缘的，在北方也十分寂寞（他的“情事无寄”在此间一度被看做“魔语”），然而到此融汇南北之际，达摩禅的新时代便来到了。
又是一番风云际会。道信游学南方20年中，已成为一方名僧，在天台宗、三论宗的道场都住过’此时他家乡的人请他回来，他便回来，看见双峰山有好泉石，便在这里造寺住下。跟达摩禅早期的四处云水不同，道信造的是禅宗的第一个寺庙，他的理论是“择地开居，营宇立象”。有了一个固定的寺庙在这里，就可以接弓卜四方的学众，吸引人来，为他们弘法。不久，他门下已经汇聚了五百多人。道信对这凿人的教育方式，也有了一种革命的性质，从前的禅者都是“法匠默运，学徒潜修”的，彼此的传授不着痕迹，走的是最上上一路，何等飘逸自在，可惜不能普及。如今道信却对这些人“有教无类”，奉行的是“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不问他们根机如何，先教他们“心心念佛”。到了弘忍，则更琢磨出了一套“念佛净心”的办法，简便易行，念佛名就可以净心乃至成佛，天下人谁不趋之若骛！
禅宗提倡“藉教悟宗就是说，禅宗本是不立文字，即“心”即“佛”的，可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在起始阶段还是应该学习一些经书典籍。达摩教人学的是《楞伽经》，这个都已经知道了；四祖道信开始又加了一部《文殊说般若经》，这部经里面有“一行三昧”的说法，即所谓“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提倡“坐禅”和“念佛于是禅宗的修行方法便从清苦的“头陀行”改为了比较容易实行的“坐禅”念佛。而且道信还提倡“戒禅并修”过去，就有不少人讥谈达摩的禅法不重戒，“运斤运刃，无避众生”等，也是从道信始，严明了禅门纪律。
道信还有一点跟他的前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主张“坐为根本”，让人“努力勤坐”。甚至主张一个人找一个安静、封闭的房间坐个三五年，其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不必读经，不必与人交流。大家知道，这种修行的方式仍然是枯燥无味的。而弘忍则对道信的禅法有了新的发展，比他的祖师们更加前进了一步。
到了弘忍，便有了“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的提法，把广大的修行者从一间沉闷的小屋子中解放出来，同时，他还倡导大家多进行一些体力劳动。从弘忍开始，禅宗呈现出一些“通脱随意”的特点，此如弘忍认为“心”即是“佛”，因此不是很重视经书的研究，而是将两部经(楞伽、般若）加以随意的解释。不久之后，他的弟子已经满天下都是了。
弘忍的门徒之多，难以确切计数，这大概是因为，跟他的祖师们不同，他是一个随和的人，有着朴实宽和的家风，并且很少参与人间的是非，带着他的弟子们在东山躬耕，在劳动当中获得人生的快乐经验和对往生的体会。在这些门徒中，有11人被认为能传承其禅法，比如法如、老安(惠安)在嵩山，有着极高的声望，直接影响东京；玄赜在安州，后入洛阳，也成为很多贵族的师长智诜在资州开成都净泉、保唐一大禅系；神秀在荆州当阳，名闻西京，后被推为禅宗北宗领袖；慧能在韶州，扎根山林市民，被推为禅宗南宗始祖。此外，还有牛头法融，他与弘忍曾打过很多交道，但是后人将其归为道信的弟子。法融在南京牛头山经智威、慧忠等人的持续经营而成牛头禅系，也是禅宗中重要且独立的一支。
武则天时候，着名的宫廷诗人宋之问上表迎请神秀到洛阳来，经过道信、弘忍的惨淡经营，禅宗的影响已经广泛，能吸引很多追随者了。武则天将神秀引入宫廷后，又先后接见了如老安、玄约、玄赜、智诜等“东山法门”弘忍的门徒，据说六祖慧能也在被迎请之列，只是托词未能到宫。原先晡聚山林的贫苦禅师一跃成为帝师，或成为富有的官僧。禅宗从此告别了一个孤独求道的时代，开始大力发展起来。
草根的胜利
《六祖坛经》中的故事大概是被流传最广泛的故事了。说起禅宗，人们最常说到的典故，一个是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另外一个就是慧能、神秀各作一首偈子比出了高低，由此慧能得到弘忍的衣钵真传的故事。那两首偈子也由此广为人知，一首是“时时须拂拭，莫使沾尘埃”，另一首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人们每言及此，就会议论慧能的高明，说他体会到了佛法最精深微妙的含义，并且以“顿悟”代替了“渐修”，有时还会提到，说他是一个不认识字的人，根机却何其锋利诚然，这个不认识一个字的年轻小子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师弘忍，就表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这些话经过无数后人的重复引述，越来越神乎其神，然而，其中最根本的道理是合乎大乘精神和禅宗精神的。
禅从神秀和慧能时候起，也就是弘忍下面的第二代，被分为了“南”然而这场“分宗”运动，却并非作为同门师兄弟的神秀与慧能二人意见分歧造成的后果。这场运动开始的时间，也并非‘是从经典所叙述的慧能接过了衣钵逃往南方开始，而是比这个时间晚了几十年。确切地来说，真正决定南北“分宗”的一系列事件，是神秀等人之后的几代人努力和斗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