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惩罚书院在奖赏的同时，也定出相应的惩罚条例，如令德书院所定《体察勤惰》条例规定：“诸生如逢一、六考校日，凡默经误一字者，读经忘一句者，记过一次，仍于二日内由襄校补考无误准销过字，记过六次者扣除膏火银一两。”“诸生如逢一、六考校日，未经告假无故不到者，每次记大过一次，记三大过者扣除膏火银一两。”“诸生如逢八课期，未经告假无故不到及到而不完卷者，官课扣膏火银一两，堂课扣银五钱，三课不到者，内课改为外课，外课停给膏火。不作全题者，每阙一题记过一次，记六次过者，以不完卷论，照官课扣膏火银一两。”
芮城西河书院学规中规定：“应课生童凡三次列优等，附课升外课，外课升内课，如本系内课则给予奖赏；其三次列劣等者，亦以次递降，其有官师课叠连三次无故不应者扣除全部膏火银两，其一次不应者，扣半月膏火……课文有全篇抄袭陈文者，无论内、外、附课，即予扣除，另行选补。”
12、书院的供祀
1.供祀的兴起“学以景行，祀以志思”，书院供祀先圣先贤，大致始于宋朝。随着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注意吸收官方儒学严谨而规范的祭祀形式，表明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文化规则。然而，书院毕竟与官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书院祭祀根据其教学、管理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融合时代文化，注重吸纳新学派、新思想和新人物，注意保持学术承传，形成了多元化的供祀方式。供祀是向求学者进行道德价值教育的重要方法，也是书院进行社会宣传的形式之一，同时也是书院设办者崇尚先贤、繁衍学派的一种手段。书院精神的文化根源在于对学派的承继和发扬。这种学术上的传播，除了对本学派的“文本”进行阅读、阐释和教化外，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承继。
2.供祀的仪式书院供祀仪式分为释菜和释奠两种。释菜是祭祀先师的礼仪，一般在学校开学时举行，以“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释菜”也可读作“舍菜”，解释为“置菜”，即放置菜蔬于先师祭位之前，以通其神灵。释菜之祭品多属常见的芹、藻之菜蔬，无牺牲，无钱帛。释奠是祭祀先圣的典礼，每年春秋举行，春祭定于二月，秋祀则在八月，比释菜隆重，祭品有牺牲、玉帛、酒食等。各地书院举行供祀仪式的具体时间各不相同。据光绪版《永济县志》记载：“每岁春秋二祭以二月十六、八月十六日为期，先期请官主祭，附近山南一带之村庄各绅士俱应来祀尧事，倘不到者议罚。每次祭品羊一、豕一并各供俱即著管事之人办理，务须丰俭得宜。祭毕与执事各绅士分享神福，庶衣冠、礼乐肃肃雍雍以安神灵而起顽儒。”书院祭祀具有严格的程式和规则，一般由山长主持，也有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主持的。
3.供祀的对象各书院几乎都设有祀祠或祀像、牌位，对于所祀人物，其供祀对象均据各书院自定，没有统一的规定。书院的学术性质，决定了它的祭祀对象主要是学者。早期的书院，都以崇祀先圣为主要内容，设立有孔子及孟子、颜渊、曾参、子思等“四圣”的塑像或木主。宋代书院的供祀和州县官学祀孔有所区别，有的供祀学派先贤（如程颐）有的供祀本地先贤。元代由于皇帝明令崇孔重道，经明行修，彰显先贤的历史业绩，引导儒士效法。各书院所供祀的先儒、先师，则往往是一些在不同时代在儒学理论的创发、儒家价值观念的弘扬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者，以及历史有名人物，因此宋元书院都把程朱学派的儒家道统中人物加以祭祀。明代大部分书院选择先圣、先师、先儒、先贤作为祭祀对象，这就表明了对他们所创发、倡扬、体现的价值观念的尊崇与肯定。很多书院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先贤进行祭拜，则表明了书院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行为规范和门派特色。书院毕竟与官学有着明显区别。书院是凭借宋明理学而走向辉煌的。与官学的“大一统”思想不同，书院发展的脉络，蕴涵了历史上许多学术流派的丰厚精神财富。书院发展史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发展轨迹，许多学术派别都可以从书院史上寻找其发展历程。清代书院祭祀对象进一步多元化，将“立功、立德、立言”作为选取供祀对象的标准。那些与本地社会发展相关的有功人士，尽管与书院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作为在当地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作为弘扬地域文明的重要手段，通过祭祀的形式，在书院受到应有的崇敬。这种多元化的祭祀模式，与宋代以前书院祭祀的单一化相比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山西书院祭祀的对象主要分为五类：
一是先圣。即书院祭祀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陆九渊、朱熹等儒学大师。如洪洞县的玉峰书院里有一座五子祠，祠中祀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的木主。
二是名宦。如榆次凤鸣书院两贤祠祭祀榆次历史上卓有政绩的两位知县。东开间立有西晋时期榆次知县荀藐的神位。荀藐为人正直，治理榆次颇有成效，深得百姓爱戴。晋武帝曾下诏褒赞荀藐说“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乐之如时雨”。西开间供奉的是北宋名臣文彦博。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就任榆次县令。文彦博就任后，景仰前贤，立志以荀藐为师，勤政爱民。果然，在他的治理下，榆次再一次出现政通人和、民泰物丰的景象。到康熙十八年（1679）知县刘星在思凤楼对面建祠堂，祭祀荀藐和文彦博，题名“两贤祠”。再如天镇紫阳书院，“诸生沐教怀德，乃设长生牌位配祀于书院朱子祠，以见教泽之难忘，而血食之有待”。是因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知县朱安国看到紫阳书院位于阴湿狭小之所，遂将书院移置于干爽宽阔之地。同时将官租拨到书院，还倡议士绅捐资，使得书院得到发展。又如洪洞玉峰书院，因为感谢几任知府知县对书院的支持，“诸生于黎烟阁后立祠，内祀知县孔传忠、高祀、缪其吉、萧培厚、阎绍世、刘廷璐、彭嘉炯，知府徐浩、周士贤以志”。再如泽州体仁书院祭祀宋代晋城令程颢（字明道）是因为“先生令晋城时置社会，行保伍，稗民联属集义勇较艺，可当一军尤加意无告而恤及行旅。其政类多安集民生，使之相养相保以延于无穷”。除了政绩卓著以外，程颢在兴学方面所做的贡献更为巨大。“先生多设乡校，择秀异之民，群萃类居，教之以学，亲至其处为正句读、析文义，使知入德之方，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熙丰中，士之俊者，连收科目，而人俗以厚，魁杰忠廉，守节善道，敦行而文者，往往介出其间。迄于今，风行泽流，闻而兴起，德化之盛，犹有存焉”。
三是乡贤。书院祭祀当地的名人贤达。例如张之洞在光绪七年（1881）出任山西巡抚时，在太原令德书院建立“四征君祠”，将傅山、范鄗鼎、阎若璩、吴雯合祀，作为晋地文士的楷模。再如平定嘉山书院，元至正间知州刘天禄祀金礼部尚书赵秉文、吏部尚书杨云翼、左司郎中元好问、翰林侍讲学士李冶于湧云楼，称四贤堂；后增入王构、中书左丞吕思诚为六贤堂；成化五年（1469）增入明刑部尚书耿九畴，名曰崇贤堂；嗣复增入乔毅、白侃，嘉靖三年（1535）增入郗夔，十四年（1535）增入孙承祖，后又增入王克己、梁昱、乔宇、高光烈、蹇达、杨思忠、孙继先、宋焘、冯守礼、朱一统、张三谟，凡二十二人；同治七年（1868）又添张穆，凡二十三人。
四是创建者及山长。除了祭祀有功于书院创建、恢复、发展的名儒、名宦外，很多书院将创建书院的乡贤牌位也请进书院祭祀，有的还祀书院的山长、教师，以纪念和表彰他们对书院的贡献。如霍州霍山书院祭祀曹端（字月川）是因为霍州原本文教不兴，“逮曹月川先生之设教于霍也，昌明理学，奖掖后进，前后十有八载……”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书院才得以创建或在经过种种自然、人为灾祸之后仍然办学不辍，弦歌不绝，并不断取得发展。
五是奎星、文昌帝。明清时代书院的祭祀活动，更增添了一层乞求神明庇护的宗教色彩，文昌和魁星二君也是学子祭祀的对象。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以魁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魁星也作“奎星”，据说魁星手握朱笔，被点中者即可高中。文昌君为天上文曲星，与魁星一样主管文运。在官学和科举制度影响下，自然成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士子所敬畏、供祀的对象。
13、书院的书籍
1.藏书楼书院因藏书得名，唐代的书院，也大多是士人读书的处所，说明书院与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各地书院在创建时，一般建有诸如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尊经阁等名目的藏书处所。规模小的书院也备有图书专橱。书院藏书楼的建立，说明藏书已成为书院的一种事业，它和讲堂、祠宇一起成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事业的标志。再加上学田建设，四者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山西的书院大多建有尊经楼或书房，作为藏书之处所。如长治东山书院藏书楼名为尊经楼；阳城止园书院的藏书处称崇典阁。有的书院建筑中，常在藏书楼中辟出一间祭祀文昌、魁星或先贤名人，这样藏书楼也带有了部分祭祀功能。藏书楼大多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属“坎”，即“水”位。从藏书楼周边环境上看，力求远山近水，常借助河道，加固防守。藏书楼前后多有大缸盛水或凿池蓄水。不少藏书楼内还以与水有关的图案作为装饰。最为典型的是建于明正德九年（1514）的河东书院，屡遭劫难，现仅存藏书楼。藏书楼位于书院四教亭后，坐北朝南，方形二层，砖石构造，歇山式仿木结构楼顶，通高近7米，底层面积81平方米，有砖砌拱形门洞可进入。二层面积38平方米，墙壁四周浮雕有鱼龙变化图案，十分精巧。河东书院藏书楼周围有环池，书楼墙壁四周还浮雕有鱼龙变化图案，寓意以水压火。明代河东名儒吕冉写诗赞道：“离城十里地清幽，南对中条起玉楼。坟典以来俱顿足，海山何处可寻头。”并有《河东书院藏书楼记》碑石，现存于书院遗址上。
2.书院藏书书院藏书来源大致为政府颁赐、官民捐赠、书院购置或刊印等。如黎城知县白谦不仅倡建沧溪书院，还“首出藏书，为吏民倡。又规赢息，市经史子集共四千二百二十七卷，资士人观阅”。乾隆版《大同府志》所载，云中书院收藏的图书“自羲轩坟典昭代诏告，自孔孟经籍至子史法律，自诗赋风骚至稗官小说，凡其书写性灵，导扬元气，现摹木寿，苟有裨于性命经济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为士君子所当读者，悉置之”。元代吕思诚曾捐赠万余卷图书给自己曾读过书的平定冠山书院，用来丰富书院藏书，激励乡梓后学。光绪十三年（1887）平定州知州葛士达设法筹措部分款项，派人到省城寻访图书，在其《冠山书院藏书记》中说，凡“有裨于学术体用而不谬于圣人者，购得经史子集算学筹海诸书九十馀种，计九百八十馀册，附以中外沿海水陆舆图十馀幅，度置州城冠山书院，为多士肄习之资”。长治莲池书院，藏书逾万卷，书院“人文蔚起，负笈者云趋”。但从各地县志中所看到的藏书状况，大部分书院都是“院置经史子集及时务诸书，凡若干卷”，数量上并不多，大多是几十种。
3.藏书管理藏书不很丰富的书院，管理上也简略，地方志中也少有记载。藏书较多的书院，为便于管理，订有条例，如冠山书院，不仅“藏书万卷”，而且还订有《冠山书院藏书规条及书目》，从中可以看出，葛士达已经有了初步的图书馆经营管理思想。冠山书院选派了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并付固定的薪水；还建立了书本式目录，作为财产帐目一本存署，一本存院；又作了悬挂式书目，与条规同挂于堂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设有图书出借登记册，记录借书人姓名、住址、卷数及借还日期，规定了借书期限和数量；对到期不还者作取消借书资格，损坏者赔偿的处理；制订了书籍不能转借，不得圈点等细则；为了方便读者，还供应茶水、取暖等，具有了初步的人文管理思想。
《冠山书院藏书规条》如下：
司书者择学长一人办理，住书院。每年提出生童膏火各半分作为薪水。另由本州每月给炭水杂费钱二千文。
院中所藏书籍分别经义、子史、治事、词章四种，并卷帙数目及书架物件立册二本，逐页钤印，以一本存署，一本存院。另设木长牌二面，一列书目，一写章程，悬挂讲堂。
司书人另立一册，凡借出之书籍卷数、姓名、住址，逐一记明，按期取还。
司书人将各部书名题写书额，写明卷数，以便检查。
书最忌煤烟熏灼，司书人如有事不在院内，须托定一人代司收发，以免遗误。
司书人倘办理不善，随时更换。如其妥实，接续充当。
读书必须师友讲解问难，始能通贯。汉儒崇尚师说，往往不远千里，负笈大贤之门，数年不倦，故其所学咸能推而施之于事。而两汉人材亦独绝于古。今院中屋宇尚宽，而院长汾生太史又复博古通今，循循善诱。诸生欲读书者如能各结友伴，每日赴院就读，遇有训诂句读，卒难通解及疑义异同，即可随时咨问院长，逐日笔记，互相考证，较之古人千里从游劳逸悬殊，而获益非浅鲜。其每日茶水炭火之需，由本州捐给。
是项书籍专为州学士子而设，学外人不得借阅，以示限制。
借书士子如与司书人不认识，须寻取在城绅士讨保，写保条付院收存，俾有稽考。
有借书读者限一月送还，如过期不交，即遣人去取。以后不许伊再借，以防延搁。
借书大种以十卷为限，小种以一部为限，看完再换，不得任意携取，亦不得零星乱借。如有失落损坏，务使包赔，以示谨慎。司书人倘有徇庇，责令分赔。
借书读书者谁取谁交，不得互相转借，致使失落推诿，以专责成。
衙署借阅最易遗失，司书人不敢诘问，日久必致残缺，尽弃前功。是项书籍除士子外，州学各署均不准借阅。
住书院人借书亦记清姓名，不得互相转借，零星乱取，以示整饬。
购书甚非易事，借书者批阅时务各珍惜，不得于书上加圈点批词及手痕狼藉，以示郑重而垂永久。
年中所借之书限于十二月十五日前一并交还。司书人同经理人整点一次，俟来年正月十五后再行发借，以便稽核。
书面有破损及装线断烂，司书人随时修补，所用钱文准其开销。
士子平日应读应看书籍，所缺尚多。本州因费无可筹，且晋省亦猝无由购，兹先力措购藏各种，以为前导，尚望后来者陆续增益。或地方绅富慨助有用之书，渐臻美备，俾阖属士子规摩观研究。储经济之学，化固囿之习，淑世淑身，承先启后，蔚为三晋人文，则一州之幸，亦予所厚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