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书院在宋、元、明代，作为一个地区讲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曾经作出过重要贡献。即使到清代绝大多数书院虽然成为生童参加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但仍然不能否定它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书院还具有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等多种作用，而这是官学所不能做到的，也是私学所不具备的。
1.书院成为著名人物传播文化的重要依托山西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所书院——龙首书院，创始人为辽代的邢抱朴，曾做过辽代的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和参知政事等官，与其弟邢抱质，两人都以博学多才著名。浑源州的翠屏书院，由金代状元刘撝、苏保衡创立。平定冠山书院为吕思诚创建，吕思诚是元代知名的大学者，又是著名的教育家。任过国史院编修，当过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主持三史的编修，他自己还著有《两汉通记》、《仲实集》等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三次出任国子祭酒，主持太学，为元朝培养了一大批名士，使他在元中后期的士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为冠山书院题写了匾额，并且捐赠图书万余卷，冠山书院因此被当地人叫做吕公书院。明朝前期理学的杰出代表薛宣，河津人，正统八年（1443）被削职后，回到家乡河津继续理学研究，同时设馆教学，在其去世后，在他设教的地方，后人创建了文清书院，使山西书院进入了一次发展高潮。康熙年间洪洞人范鄗鼎，是清朝山西有名的理学家，康熙六年（1667）中进士后，淡于官场，一生不出仕，隐居家乡著书教学，他创办了希贤书院，讲授理学，河汾人士多从之。并置学田义田，以资助学者。
2.书院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许多人经过书院学习，受到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学术根柢扎实，继承了传统文化。在他们之中，有些是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著名学者。如傅山，21岁时曾以廪生就读于三立书院，以文才胆识博得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的赏识，崇祯十六年（1643）被山西巡抚蔡懋德聘请为三立书院的教师。兴县康基田、康基渊兄弟，乾隆年间同时肄业于晋阳书院，以后均成进士。康基田曾任河东河道总督，著有《河防筹略》《河渠纪闻》等书，均有重要价值。所纂《晋乘蒐略》为介绍山西历史的专著，受到散文大家姚鼐的赞誉。乾隆时在他任职于湖南、河南、广东期间，带头捐俸集资，相继创建了正修、宁城、文海、宁阳、广海、潭江等多所书院，受到当地人的称颂。忻州人米毓瑞，20岁赴省城晋阳书院读书，对经学和理学有较深的研究，尤其熟悉史鉴掌故。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后，历任崞县书院、太谷书院、忻州书院讲席，培养了不少人材。光绪十年（1884）举人刘大鹏先就读于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太原崇修书院，清末为山西咨议局议员，著有《晋祠志》等书，为乡村名流。阳城陈氏止园书院，在明清两代，从书院走出登上仕途的陈氏子弟共有38人，其中举人19人，进士9人，6人入翰林，享有“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美誉。陈廷敬是其中的佼佼者。
3.书院成为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作为教育机构，不仅主张讲学，还自觉把学术发展与传播同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书院变成了学术发展的策源地与传播基地。这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学制度的精华所在。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书院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主持书院并对书院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理学家，几乎都把书院作为传承学术的场所。一些重要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并以书院为基地的。山西河东地区在明代是理学研究中心，河津的薛宣、安邑的曹于汴、绛州的辛全，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在河东地区创办了书院，进行讲学及研究活动。河津文清书院和运城弘运书院的前身，曾是薛宣和曹于汴的讲学地。直到清代，理学在河东还有相当影响，他们的后学者讲学于河东、弘运、东雍等书院。卫蒿讲学于从教书院，绛州阎廷玠“尤笃嗜理学”，主讲于东雍书院。洪洞范鄗鼎是辛全的再传弟子，他于康熙年间创办希贤书院，讲授理学，除进行正常的教学外，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受到乾隆皇帝的嘉勉。雍正年间朱熹的信徒王晦担任晋阳书院山长10余年，道光年间晋阳书院山长李熔金和光绪年间的山长李用清，都是山西著名的理学家。代州郝应宿，“平生于学无所不窥，尤究心宋儒书”，主讲于繁峙北灵书院。除讲学以外他们还一起探讨学问，开一代学术研究新风。傅山在三立书院就读、教书期间，一直从事学术活动，顾炎武、朱彝尊、阎尔梅等学术大师都曾来山西与之交流观点，切磋学问，不仅扩大了教育范围，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研究，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同时又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由于书院的主持人或主讲大都是著名的学者，因此，书院的教学都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教学活动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深入发展，并且不断地与地方既有文化特色产生交流，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书院文化，在山西文化宝库中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4.书院成为官学以外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补充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型的教育制度，其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单纯的官办教育体系，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有别于官学而近似于官学、有别于私学而又吸取私学长处的教育体制，开启了官学、私学与书院相平行的教育格局。中国封建社会不可能给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但书院为民间敞开了大门，为下层社会的子弟争得了读书的机会和权利，给了更多无法进入官学求学的士子们学习与研究的机会，推动了教育由上层垄断向下层社会的移动，大大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平民学者阶层的形成，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进步，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开启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到清末，各级书院遍布山西各府、州、县，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促进了山西古代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一些著名书院的创建与发展，还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16、书院的特点
1.屡建屡废，发展迅速山西地区的书院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虽然因天灾肆虐或社会动荡或经费短缺而屡遭废弃，但又不断被重新建立。明清时期数量大增，达到了极盛，书院几乎遍及全省的每个州县。宋、辽、金时期山西地区有书院9所，元代建有18所，明代建有80余所，清代建有近180所，省会和晋南的许多州县还不只一所。
2.南强北弱，分布不平衡山西书院的地域分布明显不平衡。晋中、晋南包括晋东南地区，书院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发展较好；晋北包括晋西北地区，则书院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发展较差。历史上山西的书院太原有12所，运城69所，临汾48所，晋中35所，忻州26所，吕梁24所，长治22所，晋城21所，大同14所，阳泉9所，朔州6所。山阴县和岚县无书院。
3.存在时间短，连续性差山西历代共建有书院286所，但这些书院维持到清朝末年的大约仅有135所，有53%的书院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亡。在这仅存的书院中，有一些书院甚至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例如绛州东雍书院，虽然建立于清雍正二年（1724）“然自改书院以来，门庭闲寂、苔藓盈阶，迄今徒有书院之名而究无士子之弦诵其中，且将书院房舍竟归游惰之人管用，以致名存而实去，非所以砥砺士风也”。平鲁固山书院自清雍正三年（1725）建立以来就因为地方贫瘠、苦寒而无力筹措书院经费，一直没有聘请山长，学生们只能自学。因而书院的房屋也因为缺乏经费而未能及时修葺保护，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时仅剩下屋宇6间。榆社箕山书院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因经费不足，数十年来未得延请山长，书院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才重新开办。宋元时所建书院存在很少，即使存在，均经过重建、改建或迁徙。一些书院存在时间并不长，存在时间较长的书院则大多数中间都有断层，而且这个断层的时间还相当长。例如首阳书院，最初建立于元至正三年（1343）元朝末年毁于战乱。近百年后，明弘治四年（1491）知州许鹏重新建为书院，但在明朝嘉靖中期又被废除。近三百年后，清道光十三年（1833）知县莫兆文才又重新建立。表面上看，首阳书院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跨越三个朝代，但书院实际存在的时间仅为百年。
4.层次分明，类型集中山西书院在发展过程中，书院层次等级逐渐明显并最终形成，有省级、府级、州级、县级书院的分别，一些著名的书院逐渐脱颖而出。就书院类型来说，有家族书院，有乡村书院，有王府书院，还有盐政所办的供商籍子弟读书的书院，跟别的内陆省市相比，只是没有教会书院。山西书院在发展过程中类型逐渐趋于集中，大多是以教学型和官办为主。书院主要传播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考据之学等儒家学术思想、文化知识，以及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知识内容，以至于书院与学校的区别逐渐缩小。山西没有诸如医科、武备、正音等方面进行专科教育的书院。
5.资料短缺，记载简单对书院及其活动的记载，大部分见之于地方志，但一些地方志记载简单、混乱，诸如书院志、规章条例、藏书目录等有关书院方面的资料很少，很难据此了解书院全貌。以致目前全国性的中国书院史论著对山西书院的情况或付之阙如，或概略而论，甚至不如偏远省区。与其他省相比，山西书院建设属于不发达地区之一，有关书院的文献记载方面也属于薄弱地区。
17、书院的改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