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正是寒露，山城重庆的气候仍处于仲秋季节，天空还是那样高，云彩还是那样淡，太阳还是那样红，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远远近近的山峦、树木、房屋和嘉陵江上的船只，都把最细致的轮廓，以不常见的清晰，在玻璃般透明的空气中显露出来。
十月十二日上午九点，蒋介石板着面孔，由机要秘书陈布雷陪同，在他的云岫楼官邸办公室，接见昨天下午从南京来的白崇禧、徐永昌和商震等人。蒋介石面有愠色，准备训人；徐永昌和商震诚惶诚恐，准备挨骂，房间里的气氛紧张极了。
白崇禧想把房间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一下，微笑着对蒋介石说：“一个多月不见，委座显得消瘦多了，您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可是，适得其反，蒋介石的话使气氛更加紧张了。他说：“我是被次辰、启予二位仁兄气瘦的啦，唵！这个，这个，上月二十五日上午，唵，杜鲁门总统从华盛顿与我通无线电话时，他告诉我，唵，次辰和启予与苏联代表一唱一和，跟麦克阿瑟将军作对，唵，把他搞得很难堪，唵，对此，杜鲁门总统很有意见！这个，这个，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唵，半个月来，我一直睡不好觉，唵！”
蒋介石讲话，若没有秘书效劳事先写出讲稿照念，往往说了上句，就习惯地用“这个、这个，唵”调整一下脑细胞，才能把下句话连接起来，越是焦急和生气，越是“唵”个不停。
麦克阿瑟于上月二十四日从东京回到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就哪些国家派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哪些国家参加国际军事法庭、怎样修改日本宪法等问题，向杜鲁门做详细汇报。汇报中，自然会说到两个中国代表与两个苏联代表反对他主观武断的情况。杜鲁门很反感，待麦克阿瑟汇报结束，就打开无线电收发报机与蒋介石通话，并措辞激烈地要挟说：“如果中国要联合苏联与美国作对，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修改甚至取消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但是，作为朋友，我们仍然真诚地希望中国在即将发动的内战中获胜。”
不过，蒋介石睡不好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蒋介石一边于八月底邀请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谈判；一边又密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出动一万七千余人，在尚未缴械投降的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的配合下，进攻八路军占领的山西长治地区。因长治古称上党，故史称上党战役。为了在军事上给共产党方面一点颜色看，蒋介石每天与阎锡山通数次电话，一定要把抗战胜利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仗打好。可是，事与愿违。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军队奋起自卫，攻克长子、壶关、屯留、潞城四座县城，接着围攻长治。阎锡山急调二万五千人增援。刘邓部队一边继续围攻长治，一边将主力预伏在屯留与虒亭之间，于十月二日在预伏围歼敌大部，并将参战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十二日凌晨又将逃窜敌军聚歼于将军岭和桃川地区。
这也是蒋介石推迟到今天才接见徐永昌和商震的原因。
“次辰，启予，唵，还有伯川（阎锡山），这个这个，都拆我的台，唵，”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今天清早六点，接伯川的电话报告，这个这个，长治这一仗，第二战区损失三万五千多人，唵！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和十名师一级的军官，当了共产党的俘虏，唵！”他越说越生气，“尤其是你们两位仁兄，唵，简直是在背后捅了我一刀！这个这个，如果没有盟邦美国从军事上、经济上支援我们，能消灭共产党吗，唵？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二位想过没有，唵？”
徐永昌和商震十分难堪。蒋介石的话，句句是钢针，刺痛了他们的脑神经，也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真难啊！
发现真理，只需要贡献出脑细胞；而坚持真理，学金鸡报晓，号手鸣金，狂飙鼓浪，飓风扫尘，常常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如果如实说出麦克阿瑟的专横跋扈，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还会把问题弄得更糟。徐永昌和商震只好能屈能伸了，只好匿影藏形了，只好韬光养晦了！明知自己坚持的是真理，却要被迫放弃，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有身份地位，又有正义感的人，这种痛苦和悲哀感也就更甚。
“我们错了，请委座息怒！”徐永昌违心地说，“我们愿意接受委座给予我们以任何处分！”
商震紧接着说：“革职查办坐班房，我们都甘领甘受，反正我们深深知道自己错了！”
“你们为什么要跟苏联代表一唱一和，唵？”蒋介石说，“八年抗战，唵，苏联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这个，抗战一结束，苏联就会很快转化为我们的敌人。这一点，你们认识到没有，唵？”
“我们想到过，委座。”徐永昌说，“在东京，我和商先生很坦率地与两个苏联代表交谈过，问及苏联是否会像支持东欧的罗马尼亚等七国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那样，也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这话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心中的愤怒一下子消了许多，铁青的脸庞也逐渐有了血色。他说：“他们是怎样说的，唵？”
“他们说绝对不会。”商震将迪利比扬格说的不论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与东欧这些国家不一样；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给予中国许多支援，但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以任何援助等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普尔卡耶夫说了，如果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他们也只会从道义上支持中共。”
“你告诉他们了，唵，我们会打内战？”蒋介石一怔，脸色又变青了。
“我们矢口否定。”徐永昌说，“我们告诉他们，目前国共两党代表正在重庆举行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谈判呢！”
“嗯，应该这样回答他们。”蒋介石心中的怒气全消了，“说说你们去东京的其他情况，唵，关于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个这个，不用说了，我已看了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唵！”
徐永昌和商震如获大赦似的轻松下来。
徐永昌将经过各国代表的争取，美国方面同意中国、苏联等六国各派三名法律专家，参加惩办日本战犯条例的制订；同意吸收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十国参加国际军事法庭；除荷兰以外，其他九国各派一个师的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已经开始逮捕日本战犯等情况一一做了汇报之后说：“基南先生说了，三名法律专家务必在十月上旬，最迟不超过中旬赴东京工作。今天已经是十月十二日了。”
蒋介石很兴奋，腰杆子也一下硬了许多。
他说：“请健生（白崇禧）兄，唵，与居觉老商量商量，派哪三个法律专家好，唵？争取在三五天之内去东京，唵！”
他说的居觉老，是立法院院长居正，字觉生，年纪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故以“居觉老”相称。
白崇禧说：“等会儿我就与居觉老商量，定下来了再向委座报。”
“军事代表团什么时候进驻日本，唵？”蒋介石望望徐永昌，又望望商震。
商震说：“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十月上旬或中旬进驻日本。”
“我的意见，唵，军事代表团团长必须具有上将军衔。”蒋介石面向白崇禧，“你是国防部长，这个这个，你认为派谁任团长好，唵？”
“请委座决定。”白崇禧说。
徐永昌说：“我推荐启予兄担负此重任。”
商震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呆了三年时间。抗日战争中，先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缅甸军事考察团团长，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并以蒋介石的随员身份，参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又有上将军衔，是十分理想的人选。
商震想到自己这次从东京回来受到的批评，心里憋了一肚子闷气。人间苦涩，世路崎岖，一切执著不如放弃；可他热爱祖国的激情不泯，惩办日本战犯的夙愿难了。但考虑蒋介石不会接受徐永昌的推荐，于是他说：“我才疏学浅，胜任不了，请委座另选贤能担负此重任。”
“你就是贤能啦，唵！你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这个这个，工作干得出色，唵！”蒋介石说，“我同意次辰兄的推荐，正式任命你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唵，这次去要吸取教训，这个这个，再不要与盟邦美国作对，唵，具体说，不要与麦克阿瑟将军作对，一切以盟邦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唵！要以自己的言行，为这次赴东京的三名法律专家，这个这个，为今后参加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和法官起表率作用，唵！”
商震很委屈，实在不愿意再赴东京。但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自己不去，蒋介石派一个软骨虫去，一切仰人鼻息，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还有什么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可言，还有什么坚持正义审判可言！
“我服从委座的派遣。”商震说，“我已是五十四岁的人了，会用‘吃一堑长一智’这句名言来约束自己。”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不过蒋介石着重理解一个“堑”字，商震着重理解一个“智”字。
“很好，唵，”蒋介石说，“至于带哪个师去，让谁任参谋长，这个这个，要哪些人做助手和随员，由启予兄自己定，唵！”
十月十六日，暂编第十师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携带最好的武器，由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率领，乘坐“胜利号”运输舰，由吴淞口出发，经东海去日本。考虑战后的日本生活物资奇缺，还带了大批粮食罐头制品，以及五辆军用卡车、六辆吉普车、四辆小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
十八日，商震率领秘书史兴楚少将，助手王锡钧少将、李勋德少将，三十四名上校级工作人员，八名翻译，五大捆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时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各种证据，以及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三名法律专家，乘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起飞赴东京。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塞兰、惩治日本战犯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基南、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显得十分亲热。
九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千代田区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住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住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住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故大家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接着，商震一行由喻哲行陪同，驱车去千代田区。向哲浚等三名法律专家驱车随基南去明治生命大楼。
晚上八点，迪利比扬格带着汉语翻译彼尼斯基来见商震。商震由俄语翻译苏文源陪同，在会客室接见迪利比扬格。房间里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迪利比扬格出生于乌克兰，年约四十，原是苏联贝加尔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参谋。挂在胸前的三枚勋章，说明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望着商震，高兴地说：“商震先生希望我带团来日本，我也希望商先生带团来日本，现在彼此的愿望实现了，今后让我们团结战斗，真诚合作！”
商震苦笑着点点头。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商震，不是商震又是谁？贾桂的形象活脱脱地冒了出来。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坚信自己还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商震。几天来，他苦思冥想过，蒋介石的旨意，固然不能违拗，但还得坚持正义。“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智谋在哪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暗斗。他心胸中塞满了苦涩，但也有几分安慰和自信，因为随团来日本的喻哲行和全体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不是他先后任绥远省都统，国民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长，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河南、山西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把自己的主张坦诚地告诉大家，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并获得同仁们与他同心同德的满意回答。
“我非常羡慕将军阁下，有个敢于与美国抗衡的领袖斯大林主席！”商震的话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的话，是真诚的流露。当然，在一个苏联将军面前说这种话，似乎有损蒋介石的形象。这，商震自然想到过。但是，既然迪利比扬格愿意与自己真诚合作，就得在朋友面前说真话。再说，谁叫你蒋介石在杜鲁门的指缝里生活？
“蒋介石委员长是亲美的，这我们十分清楚。”迪利比扬格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商将军不要含糊。贵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啊！”
“将军阁下的话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是激励，也是支持，十分感谢！”商震沉沉地吁口气，“我们一定与贵国代表团，与其他坚持正义的代表团一起，团结战斗，真诚合作。但是，我们只能暗斗，恳望阁下理解我们的苦衷。”
“我们理解。”迪利比扬格说，“明斗是火，暗斗是焰，火与焰加在一起，就能燃起冲天大火！”
商震高兴地说：“阁下的话富有哲理。”
接着，迪利比扬格告诉商震，战后由裕仁天皇皇后良子的叔父东久迩宫组阁的第一届内阁，因拒绝执行最高总司令部关于取消军队、释放一切政治犯、给日本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命令，出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已于十月五日总辞职了，十月九日由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
东久迩宫辞职和币原喜重郎上任的事，商震已从国内的报道知道了，但政治家的习惯思维方式又促使他提问：“币原在这时候出任日本首相，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将军阁下。”
“大概是因为他是亲美的。”迪利比扬格说，“币原曾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是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一九二四年秋以后，曾四次出任日本外务相，因他奉行对美的亲善方针，曾被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谴责为‘软弱外交’。”
这里说的军部，是在近代天皇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及内阁中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虽不是如立法、行政之类的国家机构部门，但却独立于政府、议会的管辖之外，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商震说，“军部把握着日本权力中枢，疯狂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起过破坏的作用，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分析说，“币原出任首相，对于用美国政治模式改造日本有利，但对战犯的审判可能带来某种不利，因为币原的言行完全控制在麦克阿瑟手里。”
“将军阁下说得对。”迪利比扬格说，“等着瞧吧！”
商震的判断，来自他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币原喜重郎领着卫士中冲耕吉，急匆匆离开首相府，乘坐小轿车去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他身上的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说明他的心情紧张比晋见天皇还要紧张几分。在他七十三岁生涯里的驻荷兰公使、驻美国大使、四任外务相和代理首相期间，曾多次受到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接见，心情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