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的保姆……最近接连两次来看我。第一次我不在，这一次我想独自静一静，睡一睡，便让他们告诉她我不在。她当年为什么把我带养得那么糟糕？我当时可是个听话的孩子·现在，她在前厅跟女厨和女仆说我小时候很乖，脾气好·既然如此，她当年为什么没为我准备一个好的未来？……她眼下在想，我是一个高大健康的男子，年方28，喜欢回忆早年时光，一般而言不乏主见。然而，我现在被世界遗弃在这张沙发上，想睡，睡意却不来，来也只是一掠而过，膝盖因疲乏而疼痛，千瘦的身子为自己将要在混乱中崩溃而颤抖，对此崩溃我不敢想得太多，头脑中是可怕的痉挛。然而此刻，门外却站着三个女人，一个称赞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两个称赞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女厨说，我会直接——她的意思是说不会绕任何弯子——进入天堂，既然她这样说，那当然就会如此·
不到一个月，他又在日记中记下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这一次对象是他的母亲：
今天早饭时偶然跟我母亲谈到小孩子和婚姻的事，不过几句话，但我第一次明白了，我母亲关于我的看法是多么钱误和幼稚。她把我看做一个健康的年轻男子，只不过因为感觉自己有病而小受折磨，这种感觉会随时间而消失她想当然地认为结婚和生孩子自然会带来最好的结局，而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会降低，低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必要的程度。·
无论卡夫卡内心对他人持有什么看法，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表现得极有教养和礼貌，因而总能嬴得他人的好感。上面关于儿时保姆的日记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他对待家中女仆的方式。卡夫卡对这位女仆有看法，但完全保持在内心，他外出休假或出差时给妹妹奥特拉写信，信中总是尽可能不忘记请奥特拉代他问候这位女仆，在请奥特拉代他问候其他亲人时，也特别叮嘱“当然也要以另一种口吻问候小姐(女仆）”。类似的情况在卡夫卡的日记和别的有关文字中并不少见。卡夫卡19岁那年，即1902年，父母为三个妹妹请来一位家庭女教师，她日后回忆道这位年轻人又瘦又高，待人诚恳，很少说话。讲话时他的声音平静、温和。他经常穿黑色衣服，有时戴一顶圆形的黑色礼帽。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兴奋的样子，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放声大笑。这是他人眼中的卡夫卡，与他曰记中的陈述相吻合。有必要指出，卡夫卡对写日记的意义有着十分清醒的看法，就在上一篇日记之后4天他又写道：
坚持写日记的一个好处是，你清晰无误地意识到你持续遭受的变化，一般而言，你理所当然地相信、推测和承认这些变化；然而，当就要从这种承认中得到希望和平静时，你就会无意识地否认这种变化。在日记中，对于今天看来无法承受的情况，你找到证据，证明你从中活过来了，而且还四处打量，并写下自己的观察，写日记的右手就像今天一样运动；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或许比过去聪明一些，因为我们能回顾过去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而得以承认我们过去斗争的勇气，我们曾坚持斗争，哪怕仅仅出于单纯的无知。·
两年后他又写道：
读日记使我受触动。是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信心了吗？一切对于我都显得是头脑的虚构·别人的每一句话、每道偶然的目光，甚至已经忘怀的事、全然无意义的事，都会彻底颠倒我的内心世界，可以认为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卡夫卡：亲人面前的卡夫卡、朋友面前的卡夫卡、书信中的卡夫卡、日记中的卡夫卡，等等。一个卡夫卡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卡夫卡，最后形成他作品中那个“复调”的卡夫卡。当然，问题还可以简化一些：卡夫卡分裂为二，即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和日记中的卡夫卡。
卡夫卡寄给恋人菲莉斯的照片。他写道：“实际上我的脸并不是扭曲的，只有在闪光灯下才显得这样。”
如果把卡夫卡内心的“我”看成“真我”，那就是一个非身体的“我”，而他的身体的“我”则是一个“假我”。卡夫卡把“真我”藏在内心，用“假我”与世界打交道，或者说，卡夫卡用他的身体与世界打交道，而他的内心世界则与这个身体相分离，在一边冷眼旁观，常常表现得十分刻薄和怨毒。当然，卡夫卡自己会说，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专制暴政所导致的恶果，是他对人际关系的恐惧使然。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依赖人际关系，又对之感到恐惧，他当然就会分裂。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事实，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卡夫卡“受害清单”中，心理分裂就是其中的一项。然而仅就其所造成的后果而言，心理分裂使得卡夫卡就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悲剧之蛇，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幸分裂为两条相互咬住对方尾巴的蛇。卡夫卡的日记提醒我们，在描述卡夫卡身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强烈心理作用的人，具有典型的神经症人格、分裂人格、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常人格”。他经常会无意识地“放大”事实，发展到后来甚至有意进行“放大”；他经常抱怨(某种意义上即“放大”），以至最后不得不就“抱怨”问题进行专门的思考。
虽然卡夫卡这样的人格往往比“正常人格”更能洞察普遍真理，然而眼下我们描述卡夫卡的身世首先是一件日常意义范围内的任务，应该偏重常人的“事实”，而对卡夫卡独特的“心理事实”持审慎态度。在眼下的任务中，按道理我们应该尽可能绕开卡夫卡本人的主诉，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常常无法绕开。因此，我们对此作出充分的说明，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自己始终拥有权利保持某种幵放和保留姿态。从本书第二章开始，尤其是第三章，我们将会看到，卡夫卡自己完全清楚他自己的“心理事实”与普通人的“日常事实”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他其实是在有意地利用自己的“心理事实”强化(或者说“魔化”）这种区别，因为他需要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天地”。就此而言，他是一位天才的魔术师。在本书的有关讨论中，卡夫卡的主诉往往会被用做证据，说明他特有的心理机制如何与他成熟的人生观相呼应，支配他一步步走上后来的“卡夫卡之路”，并最终形成看似复杂、实质明彻的“卡夫卡问题”。
2·生活：从老犹太城开始
1882年9月3曰，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一座饭店举行了婚礼。这年年底，夫妇俩张罗起一家批发店。下-年的7月3日，尤莉·卡夫卡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为纪念给犹太人带来好运的“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取名为弗兰茨·卡夫卡。七天以后，一位医生按照犹太教规为孩子行了割礼，为他完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肉身“符号化”，打上了既是肉体性又是文化性的种族标记。
卡夫卡的出生地，底层角上的第一间房子。
一家人最初的寓所选在一座犹太人杂居的大楼内。那是一座大而无当的中世纪风格的建筑，本是一所古老的修道院，后又改做剧院，十多年前才被改造成现在的样子。它位于旧城与新城结合部，大门外是一人片犹太贫民区，劣等酒馆和妓院一溜儿排开。在这样的地方安家可以省钱，也可以躲避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反犹骚扰。
大楼里过道昏暗，墙壁潮湿，空气混浊，管道失修，居民成分复杂。一到夜间，老鼠出没，暗淡的烛光渲染出中世纪的气氛。在这里，卡夫卡幼小的心灵一定留下了各种难以磨灭的印记。多年以后，他向青年朋友雅努施谈起这个话题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早期心理所曾受到的严重压抑：
那些幽暗的角落、神秘的过道、模糊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馆和关闭的餐馆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穿越新城宽阔的街道，然而，我们的步伐和目光却是迟疑的。我们好像在贫困的老胡同里那样，内心仍在颤抖。我们的心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卫生条件的改善。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不卫生的老犹太城比我们周围的清洁卫生的新城更现实。我们清醒地穿过梦境：我们自己只不过是过去的岁月的一个幽灵·
这样的地方当然绝不是安家乐业的长久之地，只是家道初兴，恐怕还得以节俭为本，两相权衡，前后多次搬来搬去，最终仍没能搬出这“肮脏的旧犹太城”。结果，在大妹艾莉生下来并搬家之前，卡夫卡六年的岁月几乎全在这儿度过。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发生了两位弟弟不幸早夭的事件，卡夫卡当时四五岁的年纪，正是心理学上所谓“死亡恐惧”的形成阶段，其深层心理必然遭受创伤。无论如何，多年以后，卡夫卡抱怨不幸的童年毁了他一生，最初阴暗的生活氛围应该要负相当的责任。
然而，真正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这个新兴的家庭正在奋斗的山坡上，大型批发业务正在将过去的零售生意取而代之。赫尔曼·卡夫卡赤膊上阵，来去匆匆，东奔西走，大量收购女式服装和百货，再转手批发给像他当年一样的乡下商贩。尤莉·洛维的主要精力则围绕着丈夫转。有什么办法呢·正如日后卡夫卡情不自禁的感叹：“你是犹太人呀！”犹太人要想摆脱不幸过上好曰子，
除了流血流汗别无他路。这是一个“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世界，不做铁锤，就只能做铁砧，不争先，就恐后，人性和生存的法则就是如此，犹太人更是无可奈何。尤莉·洛维挑起“全日制”的重担，不仅独挡一面，还在业务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为丈夫排忧解难，白天在商店忙生意，晚上回到家里又要陪累了的丈夫打牌。儿子的生活和教育，几乎全部雇人负责。今天的读者不难想象小卡夫卡遭受了多大的创伤！25年后，快要三十而立的卡夫卡向恋人菲莉斯倾吐儿时的这段遭遇，语气中流露出深深的伤痛和遗憾：
我是六个子女中最年长的孩子。在我之后是两个弟弟，还在婴儿时便因医生救治不当而病死了。于是我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直到四五年后，三个妹妹才陆续来到人世……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只能独自面对各种各样的保姆、年纪很大的奶妈、恶言恶语的厨子、面色阴沉的家庭教师，等等，因为，父母总是待在商店里。关于这事，有很多话要说。
按照今天对早期教育的理解，很容易把卡夫卡后来心理和性格上的问题归于父母的疏忽和家中的孤单。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三个妹妹出生后，卡夫卡在家中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糕。更重要的是，三个妹妹身上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卡夫卡问题”，相反，“日子都还过得挺顺心”。后来的生活表明，父亲最喜欢的孩子是大妹艾莉，小妹奥特拉与卡夫卡感情甚深，但那已是卡夫卡不幸患病并解除婚约后的事情，而此前两个人的关系一直有问题。M小姐妹三人整天一起玩，从来就冷落哥哥。卡夫卡大概只有偷空扯扯她们的耳朵之类的举动，而照他晚年的回忆，大妹艾莉的耳朵还“完全不对味”，那当然是因为感情的隔膜。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问题”在三个妹妹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卡夫卡3岁和5岁时的两幅照片为此提供了生动的图解：从他眼里明显流露出严重的不安和恐惧。现代心理学界有一句名言：“3岁己经迟了’’意思是说人的基本心理特征大约在3岁左右就己经形成。事实上，不安和恐惧，正是日后卡夫卡身上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心理特征。
应该说，卡夫卡早就“垮掉”了。后来三个妹妹对卡夫卡的冷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结果显然产生于若干复杂的“发生学”原因，这些“发生学”原因主要在此前，当然也在此后，很难描述，最多技术性地划分为两个方面。
旧城公寓里，一个早慧而孤单的孩子怎么可能发展出健全的身心！三十多年后，在身患肺结核从而“向死而生”的绝境，卡夫卡在致恋人密伦娜的信中暗示了“童年的陷落”所导致的“意志薄弱”吒然而，即便这是事实，也只能代表“发生学”因素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以大致归结为母亲临终前对儿子的评价，她在自己最后的人生回顾中明确指出儿不难想象，在最初那阴暗的犹太前排左起：母亲、父亲、姨妈后排左起：舅舅西格弗里德、里査徳及其赛子。
子“性格很软弱”，绝非偶然。亲眼目睹了儿子的一生，并眼睁睁地看着他英年早逝，母亲在担心和痛心之余，一定多次与父亲讨论过儿子性格的问题，并且大概流了不少眼泪。然而，我们不知道两人是否讨论过另一个决定性的“发生学”因素：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我们也不知道两人是否还讨论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他们儿子的眼中，父亲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父亲有一个同盟，那正是母亲。他们的儿子认为，“父母同盟”对他的伤害，其致命实质还不在家庭氛围上的冷落，而在情感的最终分配和格局，用现代心理学的话说就是“家庭政治学”的结果。
3·“最亲爱的父亲-母亲”
1919年11月，36岁的卡夫卡年纪轻轻就已“向死而生”，因为多年来，在童年阴沉的底色上，生活又给他添加了难以承受的内容。特别是两年前，他不幸罹患当时所谓的“白死病”肺结核，随之又与两度订婚并正准备与之完婚的恋人菲莉斯挥泪诀别。两年来，他深入研读他的“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的作品，此人在人类思想史上号称“生存论-精神分析-宗教神学三位一体的大师；他也研读犹太文化大师马丁·布伯等的作品。通过这些研读，他在思想和精神上所达到的高度己远超一般人的想象。更何况，两年之间他又因着名的“西班牙流感”等而数度生命垂危，并经历了第三次失败的订婚……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他秉笔写下一封着名的家书《父亲》。
《致父亲》名为一封信，实际上是一本近四万字的小书，堪称一份自传性的精神分析文献。据说，《父亲》的深刻性甚至超越了当时已成气候的精神分析，这样的说法来自卡夫卡的终生好友勃罗德。而勃罗德大概不知道，在后世人的眼中，他这位朋友将被视为生存论大师，而父亲》也是这方面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亲爱的父亲”，这封信就这样开了头：
最近您问起过我，为什么我说畏惧您。如同往常一样，对您的问题我无从答起，一来是确实我畏惧您，二来是要阐明这种畏惧涉及的具体细节太多，凭嘴相沐说得清楚。在这里我试图用书面形式回答您的问题，内容只能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写信的时候也是畏惧的，这就妨碍我对您杨所欲言，加上材料浩繁，远非我心力和智力所能及。
一上来就是恐惧中套恐惧，看来真有点“罄竹难书”的味道。整个一封信洋洋洒洒近四万字，语词锋芒所向，直指父亲的专制暴政，最后落实于婚事的失败。卡夫卡认为，自己婚事的失败是因为父亲跟自己的关系有问题：“对婚姻的要求之所以显得疲软，是有着其他的原因的。这就是您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整个这封信所探讨的也正是这一关系。”
据卡夫卡在信中说，从童年时代起，他就生活在父亲的专制、粗暴和野蛮的统治之下。为此他举出大量证据，例如这样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终生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