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搡的著名诗篇{龟虽寿》和《短歌行》，自问世以来吸引并感染了无数读者，不少文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鲜观点，见仁见智，多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然而，在诸论者中，对这两首诗所表现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却较少从人类心理活动的特性中去作进一步的考察和深掘，诗中所包蠃的生命价值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弗洛依徳的精神分析学说把人类生命意识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生的欲望，另一种是死的欲望。两种欲望在人的实际生活中有其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且不说弗氏的划分是否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生命的态度略举数例（比如影响最为深远的佛、道、儒、基督诸家），就不难看出弗氏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对于我们分析（龟虽寿》和《短歌行》的生命意识也许不无帮助。
佛家生命意识的特点是：认为肉体生命短暂，精神生命常存；人生就是苦海，主张苦行苦修。他们把人的幸福寄托于死后的极乐世界或来世的善行报应，对死后充满着种种美妙的幻想。他们煞费苦心地劝导人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人们修成正果，归于西天，所以他们一般并不过分珍视现世生命。现实的生活只是为死后或来世做准备。于是把死亡作为“新生”的必由之路，向往死便是必然的了。
道家也认为人生是极为短暂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但这种短暂的人生并不全是痛苦。人可以通过自我解脱和无为的处世态度，摒除一切烦恼，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物我同一境界，以实现趄越、祺逸、安适的生活。老子“不自生，故能长生”、“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他们一般不大拘泥于生和死的界限：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都无不可。
懦家承认人生短暂不亚于前两家，孔子早就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但是，他们十分珍惜短暂的人生，主张通过人的自我奋斗实现其生命的价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他们立身的原则。他们尤其忌讳死：“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表明了孔子明确的态度。向往生和恐惧死的心理在他们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
基督教徒则把人生和人视为短短旅途和匆匆过客，他们以天堂和地狱的最终归宿告诫人们，要在人生旅途中做順从和真诚的人，要让人们相信上帝会寻找到迷途的羔羊，会拯救痛苦的灵魂。人们只要按上帝的意志行事，就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就能够进人美好的天堂。因此他们并不多么厌恶现世生活，也不急于奔向天国，倒也表现得从容豁达。然而若从人类心理活动的无意识角度去考察，其死的向往则是显而易见的，不如此就不能尽快地进人天国。
《龟虽寿》和《短歌行》的生命意识，与上述诸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独自的特点，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土看出他们之间的异同来。
这两首诗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是以“生的欲望”为特征的，这种欲望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保护个体生命的存在，他二是努力使其延续，三是扩展生命的张力，增大生命的价值。成而“生的欲望”背后蕴潜的则是“死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贪生怕死之徒的卑缩与畏怯，而是作者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极度珍视，自有其深刻的心理学内容。这种“生欲”体现了保护个体生命的本能。“生欲”的另一面必然是“惧死”；“惧死”是现象，“欲生”是目的，二者是统一的。“生的欲望”和“死的恐惧”正是两诗的共同意象，也是作者非凡生命意识的同一表现。
诗作保护生命个体的存在，是以承认客观生命规律为前提的。《龟虽寿》开首便以《庄子·秋水篇》和《韩非子·难势篇》中“神龟”与“腾蛇”两个极带神秘色彩的典故不动声色地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两个比喻，十六个字，大气磅礴地道出了一条铁的生命规律：世上的生命无论其多么神秘，有多长寿，都要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这种思想同叔本华“一切生命必然匆匆走向老迈与死亡”U爱与生的苦恼》、尼采“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必须准备面对其痛苦的死亡”《悲剧的诞生》的生命观点是十分相似的。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超人的智慧。他不但没有比他先几辈的秦始皇、汉武帝苦炼金丹，希求长生不老的荒唐和愚昧，而且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具有了近代世界哲人的聪灵。
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作者对生命规律斩钉截铁的肯定和顺应生命规律义无返顾地走完生命过程的跨时空的超越与达观态度。同时也体会到作者强烈的“生的欲望”和在生命规律面前“生的欲望”受到极大限制后无可奈何的深沉感叹。这种感叹在《短歌行》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截断已过、未来，只说现前，境界更逼，时光更迫，妙传‘短’字神髓”（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宇宙茫茫，年华易逝，诗人感慨叹息是十分正常的。从文艺学角度讲，此心情似乎是作家一刹那的感觉表现；用人类心理活动的无意识观点看，亦是“生的欲望”受到阻碍时产生的“死的恐惧”。这种恐惧实际仍然是“生的欲望”的无意识显露。可见“神虽寿，犹有竟时”也罢，“朝露”易晞顷刻乌有也罢，其保护生命存在的共同意向则是同一的。在这里作者虽然也感叹人生的短促，但他没有佛家的过分消沉；也没有道家和基督之徒的平淡和冷漠；更不像懦家的不愿言死。而是正视现实，承认规律，采取了明智的客观态度。
诗人追求生命的意识不只表现为对生命规律的睿智旷达，还表现为希图通过个体努力而使生命得以尽可能多的延续。《龟虽寿》所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便是其绝妙表露。生命“必须匆匆走向老迈和死亡”既然是不可违背的“天”道必须遵从，那么人难道就可以完全听任“天”道摆布，完全由“天”来决定人的生命的“盈缩”吗？否，“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诗人毫不含糊地强调了在生命延续问题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卓越地也较为科学地回答了人在生命“盈缩”问题上的自然性质和“人力”作用。这似乎又是对古代辩证法的有力推进，是能够新人耳目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通过人的有效努力，“老”可以延缓出现，“暮年”能够推迟到来。“伏枥”“老骥”的“千里”大“志”和“暮年”“烈士”的“不已”“壮心”，实乃诗人渴求个体生命延续的张力扩展跃动的辉煌结果。在当时众多听天由命及时行乐的悲叹声中，作者超凡地“唱出了振聋发臃，石破天惊的时代最强音，使人们看淸了生命的价值，产生了胯越时代的扣人心弦的理趣”（张家顺语，见《乐府诗鉴赏辞典》139页）。这种主张通过主现努力而实现生命延续的态度，不但与佛、道、基督几家的生命观点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而且和供家相比也是要离出一筹的。
《龟虽寿》和《短歌行》的生命意识，一方面源于人类共同的求生本能，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诗人自身。诗人不但要使自己的生命在童上尽可能地加长，尤其要在质上冠绝天下，其期望值之离寥寥可数。作者不仅是“建安七子”的带头人和当时的诗坛领袖，而且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亊家。他把统一天下视为自己神圣的职责，还希望建立一个君贤臣忠、官廉民窗、人人讲礼让、无是非争讼……的理想社会（见曹诗（对酒》。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建成理想社会，他需要捶尽天下的人才，为“嘉宾”而“鼓瑟吹笙”。而统一大业未完全实现，天下人才未尽推，自己的年亊却日渐增离。
于是既产生了《龟虽寿》似的浩然歌唱，也产生了（短歌行》似的低沉咏叹。作者的可贵处在于，即使在《短歌行》这种貌似“当及时为乐”（唐吴鹪《乐府古題麥解》卷上）的言辞下，也漕蒙著“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淸·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的生命洪流。这种生命洪流既表现为人生易老，生命短促的悲凉情绩，也表现为乐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作者的“千里”大“志”和“不已”“壮心”凝炼为字字千钧的“天下归心”四个大字。为了实现“天下归心”的远大志向，他要在宝贵的生命流程中谱写出光辉的生命篇章，并让这些光辉照耀当世，以至未来。人类共同的求生本能和诗人自身的独特原因的有机结合，孕育并产生了《龟虽寿》和{短歌行》的生命意识，它是人类无意识在意识中的特殊表现，即求生意志的向往和努力。努力的目的，是要使其有限的一生放射出泱泱异彩。其重视生命张力的积极态度，除与儒家基本一致，和佛家的鄙薄现世、道家的无为解脱、基督教徒的依赖于救世主，都是大相径庭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将叔本华有关生命问题的理论摘引一些和两诗的生命意识作一比较，或许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卷四51节中写道：“自我保存是他第一努力的目标，当他一旦完成了这个准备工作时，便只有致力于种族的繁殖。”这就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生殖意志”说。这种生命观念同《龟虽寿》《短歌行》的生命意识在其个体生命的自我保存上是一致的，而在其生命延续上则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群体生命的延续，重在种族繁衍；后者强调个体生命的延续，重在自我努力。弄淸这两种生命态度的异同，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龟虽寿》和《短歌行》的生命意识当有一定启迪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龟虽寿》和《短歌行》的生命意识，我们还可以将对生命追求的不同的具体形式襯取二三再作一番比较。屈原怀石投江和项羽无奈自刎是追求生命的自我完善。当条件不允许他们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时候，他们“生的欲望”以“死的努力”的截然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死的恐惧”转化为“死的向往”，自然生命转化为精神生命。
李白的狂放不羁和文天祥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又是两种不同的生命追求。前者在人生旅程不顺达的情况下追求个体生命的充分自由，是“生的欲望”的尽情体现；后者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尬状态下，与其让生命日渐萎缩，毋宁作死的最大努力，是希图生命的完美归结。苏轼对月浅唱，借酒浇愁，则是对“如梦”人生的凄惶叹息。他将“死的恐惧”化为歌咏予以宣泄，又从另一种角度表现了强烈的“生的欲望”。陆游一生都在进行使其生命不断闪光的努力，临死时似乎出现了终生未有的顿悟：“死去原知万事空。”但紧接着又道出了心思未了的遗恨：“但悲不见九州同。”《示儿》足见其执著不傷的积极生命态度，也表现出对死亡的无可奈何的哀叹。陶潜既宣扬“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的消极生命思想，也在其《咏荆轲》、《读山海经·精卫衔木》等篇中寄寓抱负，颇多悲愤槺慨之音，可见其复杂的心理历程。但其“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的歌唱，又似乎是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其实这种达观背后仍是生欲受阻后的死欲表现。拉美糜幻现实主义文学则模糊了生和死的界限，把死亡看作生存的延续。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局外人》的主人公則主张对死亡持极度冷漠态度。在他看来，生命本无价值可言，生和死是一个样，是生是死都无不可，所以生不必審，死不必悲。这种对生命的极度冷漠意识，似乎超然于“生欲”“死欲”之外，但从其心理深层考察，乃是无意识的“死欲”表现，而这种“死欲”表现却是从它的对立的极端——过分的“生欲”——受到强挫后转化而来的，只不过在形式上披了一层冷溴的面纱。
《龟虽寿》和《短歌行》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既不是以“死的努力”追求生命的完善与归结，也不是用狂放玩世的方式寻求生命的自我扩张；既不像教徒们追寻虚幻的胜境，也不像“局外人”持以没落的冷漠……而是脚踏实地，面对现实，正视“天”道，注重“人力”，把一切放在脚下，摆在眼前，通过自身最积极有效的努力，去充实生命的内容，丰富生命的意义，增强生命的张力，扩大生命的价值，在短暂的现世生命行程中，走出永恒的生命轨迹。这就是两诗生命意识的意义所在。
《原栽（南都学坛》1992年第1期）
附：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巳。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短歌行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B苦多。
慨当以慷，何以解忧，青青子衿，但为君故，呦呦鹿鸣，我有嘉宾，明明如月，忧从中来，超陌度阡，契阔谈宴，月明星稀，绕树三匝，山不厌高，周公吐哺，忧思难忘。唯有杜康。悠悠我心。沉吟至今。食野之苹。鼓瑟吹笙。何时可掇？不可断绝。枉用相存。心念旧恩。乌鹊南飞。何枝可依？海不厌深。天下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