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同曾国藩一样都是湖南湘乡县人，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最初班底即有罗泽南在内，后来成为与塔齐布齐名的湘军名将。当塔齐布在九江城下因久攻不下而积愤病死后，罗泽南便成了曾国藩军中唯一的支撑。对此，胡林翼尽管远在湖北，不过他想也能想象得到。但是他还是坚决提出了奏请。从当前的形势看，九江城固若金汤，湘军无论如何短期内都难以逾越，曾国藩只能坐困江西，难以作为，迫使东南大局重回湖北，即由湖北重新起步，收复武汉，然后以上制下，沿江东进，克九江，取安庆，最终拿下南京。也就是说，当湖北重新沦于敌手之际，如果九江急切南下，那么先取湖北才是上策。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是主要或者是唯一的责任人，无论是出于自己的职责，还是着眼于大局，请调罗泽南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湖北的战略位置再重要，但毕竟是你的领地，尽管你是恪尽职守，却难免潜存本位主义甚至一己利益的考量，毕竟是从人家手中强索精锐，而且精锐的转移，直接决定着强弱的转移，核心的转移，这就不能排除损人利己的嫌疑。
当然，罗泽南最终回援湖北，并不取决于胡林翼，因为早在胡林翼奏调罗泽南之前，罗泽南即已主动请赴湖北了，而且咸丰皇帝批复之际，罗泽南已经成行。在湘军将领中，罗泽南不仅文武兼备，而且以富有战略眼光着称。他先是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随后又到九江湖口实地考察，坚定地认为：湖口急攻难下，统筹东南大局，必经平定湖北崇阳、通城，然后克复武汉，以成高屋建瓴之势，故此向曾国藩提请西征。
面对罗泽南的提请，曾国藩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事情的关键在自己同胡林翼之间发生了主从位移，原来由自己占据的舞台中心已经无情地转让给胡林翼了，这才导致罗泽南为了“图功”即建立功业，做出毅然取舍。至于罗泽南所言的大略，曾国藩当然明白，这本是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只是拿下武昌后不该不待湖北巩固就贸然东进，以至于兵挫九江。其责任主要在咸丰皇帝急于求成，不过，自己尽管窥见了一些败的征兆，并且奏明了圣上，但毕竟没有形成暂不东进的定见。及至遭遇湖口惨败而顿兵九江城下，让他走回头路，从武汉重新来过，他无论如何都不甘心，说是怕动摇军心，说到底是不愿意否定自己。于是便付出了代价：胡林翼回到了湖北，罗泽南也要回去。罗泽南明知道自己一走，会让他深陷危境，却坚持要走，未免有些绝情，这让他痛感世态炎凉。但是自己一向求贤求圣，对这一切又必须予以理解。就罗泽南言，他是在自己和胡林翼之间做出权衡，自己备受清廷冷落，仅以兵部侍郎空衔掌军，致使坐困江西，千难万难，而胡林翼甚得皇帝青睐，一路升迁，已高达巡抚，握有地方实权，无论协调军饷，还是各项军务，必是名正而言顺、事顺，而且湖北更是大局所在，为公为私，舍己而附胡都是明智的选择，何况任何时候只有自己站住脚才能赢得别人的追随，否则就应该允许别人为自己打算。至于胡林翼，本为自己收纳之人，一年之间反跃居上位，又吸引自己唯一的精锐转归他的麾下，毕竟是人家的时运。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身为湘军统帅，必须明了：在咸丰皇帝对自己深怀猜忌的背景下，维护湘军内部的团结才最为紧要。
好友刘蓉深知罗泽南的重要，劝他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军。
今塔将军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道：“吾极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于此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于是，曾国藩主动向皇帝奏请罗泽南援鄂；而且答应罗泽南的请求，将原属塔齐布的宝勇三营一千五百人拨归罗泽南，凑足五千人马，都是精锐；饷银由江西拨付，交到罗泽南手上；还两次上折为罗泽南申请自行奏报军情的资格。当然也没忘了补上一条：罗泽南克复武汉后，立刻回援江西。
胡林翼当然深知罗泽南的到来对他的意义，他不仅远道相迎，而且对罗泽南执弟子礼以示尊崇。其实胡林翼早罗泽南十五年成为名士贺熙龄的弟子，本为罗的学长。胡林翼在当时也曾被讥为权术，即便此说不恰，但至少说明胡林翼同曾国藩一样甚至比曾更会做人，只是在此时，曾国藩更需要器量，而胡林翼则只需要热情。罗泽南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就使湖北的形势攻守易位。相反，曾国藩却是凶险万状。因为石达开趁湘军精锐尽入湖北之机，从湖北分兵两万亲自统带，避实击虚，直捣江西中西部，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撤离九江之围，随后又于素有省城咽喉之称的樟树镇大败江西的湘军主力，然后进逼南昌，很快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尽归太平天国的版图，曾国藩被困南昌及九江的南康一带，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使用蜡丸隐语，化装潜行，还依然有百人以上被太平军捕杀。曾国藩无奈只好接连致信罗泽南、胡林翼和上奏清廷，请求罗泽南回援江西。
胡林翼接到曾国藩的求援信之时，正值罗、胡攻取武汉的紧要关头，胡林翼不想撤攻，又难于拒绝，于是便把球踢给清廷，在《陈奏水陆官军连日获胜疏》中，先为曾国藩着想，然后说出罗泽南的想法：“武汉为南北枢纽，视他省关系独大。上绾荆、襄，下控吴、皖，未可弃而不顾。”最后才说出自己的计划：“臣等定计力图克复。如旬日无成，则鄂省战守，惟臣无可诿责，自当权其缓急，筹措饷项，先以数千赴援。”
世事无情，终于将曾国藩与胡林翼置于利害相争的境地。咸丰皇帝却暗中欢喜，当初那步以湘制湘，即培植胡林翼以制衡曾国藩的棋招，终于显现出它的妙处，便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以期分化曾、胡，最终达到掌控湘军的目的。于是，咸丰皇帝在上谕中一是将曾国藩的奏请，与胡林翼的回绝一概予以公开，让其间不得不然的理由，值得同情与谅解的难处，以及努力为对方着想的委婉尽皆滤除，只留下赤裸裸的主张，不见了温度，彰显了冷硬；二是最后将球又踢回胡林翼，让他相机抉择。
胡林翼与罗泽南便跌入两难的窘境，一方面是武昌的进攻不能半途而废，一方面是曾国藩生死攸关，而曾国藩非比常人，无论是对胡林翼还是对罗泽南都恩义有加，这份恩义让胡、罗二人尽管选择了攻下武昌再回援江西，但是心里却深怀歉疚，更有见死不救的自责，情急之下，便加紧了对武昌的进攻，连月展开大小一百几十仗，与敌军肉搏城下，尸体狼藉，最终罗泽南自己竟被火枪击中左额，五天后死去。
本来，清廷、曾国藩、胡林翼三方博弈已经蓄满张力，居然被罗泽南的死无形地消解，这实让人始料不及。无论是胡林翼，还是曾国藩，甚至咸丰皇帝，都是输家，输给了谁，输在哪里，都莫名其妙。尤其是胡林翼，总像被人玩了一把，却不知找谁寻仇，朝谁发泄，只好自己折磨自己，越想越不是滋味，越咂摸越是心痛。好在朝廷分化湘军的图谋得以化解，究其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曾国藩于罗泽南请援湖北之际的高处落墨。恰好曾国藩的父亲得知儿子在江西危急，忙派三子曾国华赴湖北向胡林翼求救，武汉一时难下，胡林翼便兑现承诺，拨付四千人马交给曾国华。留下的湘军精锐，交由湘军名将李续宾接替罗泽南统率，加上杨载福的水军，凭此，日后拿下了武汉，胡林翼得以实授湖北巡抚，为他日后一柱擎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平台。
（第三节）才大堪比海，一柱擎碧天
胡林翼于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二十二日收复武汉，湖北巡抚由代理转为实授。下一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亲去世而回老家守孝，即便此前，由于他坐困江西，偏居一隅，统筹东征大局的重任早被胡林翼自觉地担上肩头。胡林翼终于登上足以任他驰骋的舞台，其豪杰本性，张扬成鸿韬伟略：首先经营湖北，打造东征基地；随后以上制下，攻克九江。
如果说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以损毁清廷既有的军制为前提，那么胡林翼经营湖北，则是以撕破清廷历来的政制为代价。
前文已经说过清朝是满汉分畛的部族政权，其表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同样心机深邃，重重设防。“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需要补充的是，在道员和布政使之间，还有按察使这一层级。除此，更有两点成为胡林翼主政湖北的桎梏，其一，督抚同城，即湖广总督下辖湖南湖北两省，却驻在湖北，与巡抚同城，从职级上总督高于巡抚，而从权限上又不进行明确划分，势必形成互相掣肘的局面，而且总督多为满人，用以监视汉人巡抚，致使湖北巡抚没有湖南巡抚那相对的自主权；其二，如同中央的六部侍郎能够单独上奏一样，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外，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也可以专折言事。这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中央，六部尚书管不了侍郎，在地方，则巡抚也管不了布政使和按察使。清廷使用了诸上种种措施，无非就是将权力垄断到中央，垄断到皇帝，其实质，是要六部及地方都不必作为，只要乖乖地听命于圣裁即可。可是胡林翼却绝不想俯首听命，他要有所作为，而且是平灭太平军的严峻形势需要他作为，而要作为，就必须手握实权，否则绝不可能奏功。以他豪放不羁的心性，哪怕有一分可能，都会做百分努力，他必然选择去做枭雄，他要“包揽把持”，一手遮天，为此他采用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其一，拿下总督。此时总督杨霈因师溃德安，导致汉阳、汉口等地相继沦陷，因而诏命革职，原荆州将军官文接任总督。官文满洲正白旗人，虽身居要职，却不谙政事，诸事决于家奴，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即妾大、门丁大、庖人大。胡林翼本来想要上折参奏官文，是他的幕宾阎敬铭给他上了一课：
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着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且继者或厉清操，勤政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己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定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其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于事有济，岁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劾去之。
彼意气素平，必无忤也。
这是出于《清史稿》官文本传的记载，接下来的一句话则是“林翼大悟”。这的确是一番高论。一是本来是满汉分畛，如今已是满汉并用，而且声名功绩都归于你汉人，说明圣上已是大公至明，这当然是对清廷的美化，但却说出了一个事实，严峻的形势，迫使清朝政权不得不对汉臣做出很大让步；二是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必派亲信大臣坐镇，即便你把官文参倒，也必然会另派人来，后来者能敢保他比官文强吗？要是来一个目光短浅，却又自以为是、事事揽权的，你还咋干？三是官文则心无定见，又是旗人，深受宠信，那么每有大事，你正可借他的口申请，至于他的缺点无非就是奢侈点，每年不过是多费上十万两银子，也算不得多大的事儿。至于他一两个亲信之人，可容你就容他，不可容你就找机会请走，官文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心气比较平和的人，不会产生大的矛盾。阎敬铭是胡林翼特意从中央奏请来帮他管粮台的，是当时少有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后来做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请这样一位人物襄助自己，恰是胡林翼识人之明与用人之智的枭雄本色。于是胡林翼主动与官文交好，“约为兄弟”，其办法大抵有二，一是分财，“以盐厘月三千金充总督公费”；二是让功，“旬日之内，大小二十八仗，马队之功允推第一”，其实官文增援的马队仅二三百骑，抗衡石达开数万大军主要靠湘军的浴血鏖战。当然，据野史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即走二奶路线，是说官文的一个妾要办生日宴，别人都瞧不起，唯胡林翼以巡抚之尊，为她撑了脸面，还让自己的母亲收她为义女，又等于给了她身份，于是本来就有“妾大”之称的官文当然对她言听计从，进而对胡林翼言听计从。这事有无无从可考，不过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在前两项，于是官文便被胡林翼轻松拿下了，以至于当时即有“巡抚主稿，总督画行”之论。
其二，请得巡抚专权。前文述及，一省之内，设布政使管人事和财政，设按察使管监察，而且都有专折上奏的权力，实际上等于在下把巡抚架空，一旁又有总督牵制，巡抚势必难以作为。如今总督被他摆平，接下来就要揽权，于是他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地方吏治，抚臣专责。”“请皇上敕下部臣，暂勿拘以文法资格。”他向皇上要的是巡抚专责，而巡抚专责，就须打破成法。当然，胡林翼说得很策略，讲的是“暂时”。但这样的策略远远不够，关键是前面所做的铺垫，让皇上不得不批。他阐述这样几层理由，一是强调湖北在东征中的战略位置：“据扼长江，惟鄂为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
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夷疾病，休养得所。是则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吴指南京，平吴即剿灭以南京为都的太平天国。二是陈破湖北吏治腐败为祸乱之源：“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扰者，卅余州县，元气伤残，良莠不分；其未被扰者，卅余州县，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三是指出时局的危险：“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匪（指太平军）再至，而将盗弄潢池矣。”所幸，对胡林翼一路提携的满人文庆，已于咸丰五年七月二十一即胡林翼代理湖北巡抚四个月后入值军机处，深受咸丰皇帝宠信，对胡林翼更是“凡所奏请，无不从者”。尽管文庆已于胡林翼拿下武昌前数第六天，即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世，十二月胡林翼才上折奏请，但文庆此前为胡林翼所进的美誉，对刚刚拟完“文庆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体”盖棺定评的咸丰皇帝来说，可谓其人尸骨未寒，其言余音在耳，致使巡抚专权这样有悖祖制的要求，居然令“文宗嘉之”，即受到咸丰皇帝的赞赏，这就等于请来了尚方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