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仅仅是为了吃饱始终很瘪的肚皮，胡经伦光荣应征入伍去当兵。夹生馒头与串烟大米果然就填满了他的胃，他甚至见到了神奇的山。那时的话不是说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吗？吃饱肚皮之余，见到神奇的山以外，他发现军报上有念来顺口的快板和逗人发笑的相声，而这些东西原也是人写的──有的甚至就是当兵的写的。五大三粗的胡经伦开始偷偷地学着写相声、编快板，悄悄地投寄出去，怯怯地等待结果，巴巴地渴望成功。而他竟然赢得了最初的成功。大学校为他的天赋提供了机遇。
一度时期，他曾有一个月在报纸杂志上连发五六篇东西的战果，好比集束手榴弹出手爆裂，地动山摇。他因而有机会出席各种等级的创作会，认识许多舞文弄墨的同行。他进而开始学写小说，不甘于只来来曲艺。终于，他基于颇低的文化水准以极高的热情和努力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行伍的文人。这一回，他到底捕捉到了自己的野兔。
然后，他复员分配来我们山西太原。
然后，是整个民族无可逃遁的“文化大革命”。
大家被允准读的，只剩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叫做红宝书；人们被允准观赏的，是所谓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好像有一本小说，叫什么《艳阳天》；而电影电视屏幕上，确实只活跃着一个演员──合十微笑连连鞠躬的西哈努克亲王。泱泱文化大国被摧残践踏成一片文化荒漠。
中国就不要文学艺术了吗？文学爱好者就永远无事可干了吗？胡经伦作为一个曾涉足文坛的个体，自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妨说也是很大众很通俗的想法。年轻气盛使想法变作了行动：在1972年，胡经伦这个河北佬在我们山西地面就耍了一回“天下先”，“文革”期间第一人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则颇是占些版面的短篇小说《编剧记》。
在当初的形势下，《编剧记》当然难以挣脱什么“三突出”、“假大空”的窠臼，我们又怎能对作者过分苛求。这篇小说的出笼至少传达出了这样意义的信息：个体生命并不曾被统通异化，作为人的创造性天赋亦不曾被尽数阉割。出生在平原和出生在山区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头颅思考；很有文化的学者和没什么文化的百姓包括多少有一点文化的胡经伦都是集权阴谋的反叛。
然后，“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结束。
历史为所有的国人包括胡经纶打开它崭新的一页。
过来人当是记忆犹新，在乍暖还寒的春天，以蛰伏与忍耐熬过严冬的文学其希望的种子生长的欲望是那样强烈。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新老作家争先登场如过江之鲫。甚至有一则那时的幽默说：大风刮倒广告牌，砸破十颗头至少有九颗属于诗人。
胡经伦的个人创作这时也进入一个丰收期。
除了依然创写大量的曲艺作品外，他写了一批相当有质量的小说。其中有后来出版为单行本的儿童文学作品《两个嘎小子》，有颇获好评的中篇小说《五人沉浮记略》，还有与别人合作的长篇侦破小说《被遗忘的零三号》。
基于他的文化储备和写作取向，他的作品在那时就显出了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诸多特点。语言通俗而格外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当然，他的作品的主题却又不乏深刻，内涵颇具意味。他熟知寓教于乐的道理，他并不拒斥曲艺创作给予他的表现手段。此时重读他当年的作品，能够见出他在文学上所攀升抵达的高度，尤其能够见出他对世事人生体察的深度。
毋庸讳言，文化素养的不足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作家的弱势，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坛创作主体的弱势。四十挂零的胡经伦不得不去参加什么考试以求取文凭。取得一纸文凭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为了提高创作却又不得不暂时牺牲创作。他和我们在这样一只怪圈内奋力挣扎。那只野兔尽管就在前面的视野似乎伸手可及，却有许多后来居上的猎手捷足先登。个人的某种失落正反衬出文坛的革故鼎新与勃勃的生机。
和许多同行一样，胡经伦从事创作多年的经历其直接的成果则是调入省城一家文学刊物。从此成为一名编辑，本职工作审稿与识人。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好稿，使许多初学者崭露头角。有如先前的代代编辑所做的一样。说这样的工作是为人作嫁，难免带了几分矫情；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泽及他人或者不曾埋没英才，这才是编辑的本分。
有同样作过多年编辑的经历，应该说我与胡经伦先生颇多同感。
不期然间，文学热被经商热下海热所取代，那只无所不在的广告牌砸死砸伤的已是真真假假的总经理。
繁荣一时的文学犹如泡沫翻腾的经济，昨天的辉煌眨眼间成明日黄花。
世纪末的人心是那样浮躁。
这时，我们或许需要一点从容。
作家协会这样日渐衙门化的所谓群众团体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文学院这样给作家们发工资的部门究竟该何去何存？我们议论着这样的话题又不能不在这样的格局内生存。工资不高，大家依然得领；稿费颇低，作家们却只能靠它来养家糊口。
写作，不期然间变得不那么神圣。
作家，到底在历史沉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胡经伦拖家带口，已经是当了两年爷爷的人啦。这几年，他依仗自己曲艺老本行的优势，编撰过那么几台节目。服务于宣传，活跃了舞台，打闹了一些银子。数目不详，属于隐私范畴，看那景况也聊补了乏米之炊。
继前些年在成名的通俗文学刊物《今古传奇》上发表了历史传奇小说《伍子胥》之后，去年末他又在该刊发表了叙述晋商乔家的传奇故事《大红灯笼高高挂》。题材就是通俗的，他写得又相当通俗，在通俗文学范畴内，应该是十足的地道货色。
或者由于并不刻意追求什么，他的文章布局、行文格调、语言运用乃至可以想见的写作状态，整个显出了一种从容。大众读这样的文学，或正是得其所哉；我从他的案头拿来随意翻看一回，便也得着了一些轻松。进一步的感受呢，就是感觉着了那种从容。
这样的写作格调，不妨说正折射出某种生活态度。
从容的生活态度，生活中的过来人该有一种中肯的评价吧。
从事文学创作，换取稿酬以养家糊口，至少我与胡先生堪称“同志”。我们不耻于承认自己面对的现实，也已无须用炫目的文学光圈来装扮自身。
但那只野兔呢？
中国文学落入低谷、归于寂寞，或者莫如说回到平原、站立于宽广坚实的大地。那只野兔仍然在前面的视界里狂奔，永远的狩猎刚刚开始。
从容的胡先生，通俗的胡先生，他必将有属于自己的更加丰硕的收成。
拒绝阉割──刘淳与他的《中国前卫艺术》
文坛圈子里外，或者多少听说山西作协有所谓四大酒徒。与作家协会平行交错，还有一个组织松散、结构混乱、没有章程不缴会费、未申报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会员因而免于承当责任义务的酒徒协会。刘淳是四大酒徒之一，酒量不算大，一斤来的；酒风则足够豪阔，半斤老干烧往往饮驴一般两口灌进肚里。平时的半疯状态此刻膨胀到全疯。起而嚎叫劲歌金曲，成一匹“北方的狼”；表白自己“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会拍着任何级别在场领导的肩膀叫“伙计”，大巴掌将伙计拍到桌子底下。有诸如此类把戏，所以他在酒协的艺名又叫“刘斤疯”。
与酒完全无关，与色不无干系，老兄还有个绰号叫公鸡。大意是讲喜欢母鸡不商量，扑愣着翅膀叼住鸡冠子猛上。因为不属于模范宦官行列，因而他还颇受女士喜欢，或者说有的女士欣赏那种直白、直率、直接、直通通、直杠杠的风格，于是他在情场也有几分得意。
酒色之徒而有酒色之名。刘淳固然并不十分以此为荣，借机沽名钓誉；但他也并不鄙视这些来自民间的承认，多少为此沾沾也未可知。头顶顶着如许炫人眼目的光圈招摇过市，他酱黑的脸子显出某种自得，又颇为平静。光圈本来在那儿，就让它在那儿好啦。
刘淳，因为更本真的存在而成为刘淳。
刘淳在山西省作协是一个上场人物。是一种无法忽略的存在。他是大型文学刊物《黄河》的美术编辑，在操作文字的作家和编辑们中间首先是一种异数。隆冬数九，他会突然剃一颗光头，明晃晃五六百度，在寒风里发光发热；三伏连天，他偏又留出一袭乌黑的披肩发，眼拙的人期望值高一些，单瞧后影儿会想象成高大的女运动员或女模特。有女模特来编辑部投稿，心如古井的国家一级编审也不免春心萌动。有时，他穿西式皮装，左边衣兜大哥大，右边衣兜瑞士刀；倏尔，装裹一件中式对襟大褂，褂子下摆红腰带璎珞飘扬。堪称变幻莫测，万变不离其怪。如某国画大师之风格：黑乱丑怪。
刘淳是在有意表演吗？而谁又能断然肯定自己的人生没有表演的成分。或者是大家认为刘淳在表演？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无聊的看客。
刘淳本来是一位画家，是那一群无以名之姑且名之曰“前卫”的艺术家中间的一位。他和他的同行们，发型怪异、衣着奇特、落拓不羁、放浪形骸，原本就有行为艺术的成分。标榜着自身的与众不同，炫耀着对抗与反叛。有人看不惯。
谁花钱请你来看啦？还是看不惯。这就对了，本来爷们儿就是要你看不惯。莫非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有的成人与儿童，所有的老年及少年，都一样，都从一个模具里复制出来，你才看得惯吗？
他们是人类群体板结模块的边缘人，他们是按规定程序运动的粒子阵里边的自由因子。他们不甘做家天下的孝子贤孙，他们天然拒绝全球一体化。他们只不过要按自己的本来面目存在，如大自然中的一株小草或一支荆棘，一只青蛙或一匹山猪。
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包括行为艺术在内的种种创作，是他们的另一种存在。
无论僵尸型的评论家和冬拱气的艺术家是否赞同这种存在。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原先被那些话语极权霸主名之曰“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玩意儿”的新颖货色叠合涌入。整个社会为之晕眩。惊呼之声，如丧考妣。喜好时髦爱出风头的青少年，仅仅穿一条喇叭裤，就仿佛掘了什么人的祖坟。几乎全社会，包括他们的衣食父母，批判声讨诅咒挖苦，必欲除之脱之剥之而后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时装模特当街表演，恨不得全部脱光，大胯屁股扭得要脱椎，还能赢得当初第一条喇叭裤上街的轰动效应吗？人们已然见惯不惊。或者说，人们不能不依循了接受美学的规律。也可以讲，宽容到底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倡导，而是一种风习的养成。老年人如今打扮得花皮瓜似的，跳迪斯科、扭大秧歌、玩儿夕阳红，谁待去看。青年们并不曾反唇相讥、睚眦必报，曾经渴盼宽容的一代更懂得了宽容。
曾经让大家觉得很刺激视觉感官的刘淳，如今在作家协会大院里走来走去，大家看着也就那样罢了。又扛上灯泡了？随便。路灯谁没见过。长发披肩了？小子大概手头紧缺，没钱剪头发。世界很精彩很无奈，谁有兴趣总去关心一个家伙的脑袋。
邓丽君，劳森伯，喇叭裤，迪斯科，曾经新潮过的不再新潮。时间的灰尘能够淹没任何曾经的高度。鲜花只献给今晚的灰姑娘。
我相信，刘淳并不会为此而感到寂寞。但他又确实有些寂寞了：在作家协会，他是个美编画画的，算陌路人；在他原先的画家圈子里，他差不多等于是一匹跳槽驴，去吃别处的青草了。他有些像宦官骑骟马，两下里都完鸟蛋。
而刘淳到底是刘淳，前几年，突然就写出一部中篇纪实文学来。
那部中篇，是写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村的存在，作为几乎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中国奇观，曾引发诸多方面的关注。包括美术界，包括安全部，包括国家级的宣传媒体。但似乎确实只是在若干小报上有所报导，被报纸充作了花边，三流记者们赚了些儿稿费。中国的众多社会学家、文艺批评家、美术理论家、麇集如蚂蚁、繁忙似蜜蜂的记者们，标榜“深入生活”、声称“终极关怀”，不知到底在忙些什么？他们如何就对画家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怎么说，这活儿也轮不着公鸡刘斤疯来干哪！
事实上，恰恰是常在半疯状态不免还在全疯体验中的山西黑脸大汉刘淳，这唯一的非作家非记者非评论家，写出了唯一够长度有分量的文章来叙述了一番画家村。这要一点辛苦，这要一些关注，这是一种投入，这是一份爱心。身为画家，他对画家村现象有一种近乎出自本能的关怀，感同身受；在刊物做编辑，与作家们整日厮混，耳濡目染，他不免近朱近墨，具备了用文字来叙述世界的能力。何况书画同源，伏羲所画的八卦，那只中华文化的始祖鸟，在孕育出汉字的同时孕育了图画。用线条或者文字来描述世界，其间原本不是鸿沟。
天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仁不让。
人们对刘淳于是不免刮目相看。在画家圈子里，他开始有了作家之名；在作家协会大院，他不再是一个仅仅会搞几幅插图的美编。原有的格局几乎没有任何变花，是刘淳头上又多了一个光圈。
当时，我为老兄写过一篇评论式的文章，题曰《骄傲的雄鸡》。
差不多在他炮制圆明园画家村纪实文学的同时，刘淳开始了这部《中国前卫艺术》的构思准备工作。
中国前卫艺术，题目宏大，涵盖深广，内容博杂，头绪纷乱。要做一番比较全面的介绍梳理，难度可想而知。许多人也许注意过这一题材，终于望而却步。
但中国前卫艺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诞生、中国本世纪美术界最为轰动最有争议最受诅咒偏又最被冷落的艺术现象，不曾被忘却，不该让误读，不应遭冷落，不会被淹没。如果商代青铜饕餮上的纹饰尚在以其狞厉传递着远古的消息、启示着今人，当今时代没有权利泯灭前卫艺术桀骜奇崛的存在。
前卫拒绝阉割。
是我们骄傲的雄鸡刘淳，担当了这一天赋的使命。他利用本职工作的余暇，数下江南，几赴北京。考古学家挖掘历史泥土似的寻访前卫艺术家的天涯屐痕。
他动用了自己不多的却是全部的积蓄，几乎是“毁家纾难”。他要在历史的花岗岩上刻出历史原本应有的淡淡的一痕。何况如作者在《中国前卫艺术》后记中所言，书籍出版困难，多所周章。
曾经的前卫可能不再是前卫；没有任何前卫永远是前卫。
前卫却永远应该是前卫；没有任何前卫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但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诞生的前卫曾有的辉煌，犹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那历史的一刻，将永远沉入历史。是刘淳，用他的眼睛看到过这一刻，用他的笔追录下了这一刻。
这无疑是一件功德。
同列四大酒徒，同样认为自己乃非常之人可为非常之事，我为刘淳的这部书终于写成终于出版而高兴。
特赶出以上文字从旁呐喊。象夸赞他的脑袋，欣赏他的驴吼似的歌喉。
蒙斋读史——读后感言
林鹏先生系当代书法大家，尤善狂草，行云流水，天马无羁，获“北方草圣”之名。
生于河北狼牙山地，少年时代投身抗日。怀牺牲报国之志，有慷慨悲歌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