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蒋子龙先生在《文汇报》副刊撰文《香港的性格》。文章写得实在好，这不用细说。最有意思的是，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文革’结束后，国内正集中力量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很奇怪，当时我对香港的感觉远没有传说的和自己想像的那么‘港’，看景不如听别人讲景——香港也不过如此。我把自己的感受写成系列散文，一篇篇地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后来我接到德国一位汉学家寄来的，是别人写的批评我那组散文的文章，文章说以前还没有像我这样对香港如此不以为然，是以左派的眼光和狂傲看香港，伤害了一些海外华人的感情”……“我的写作一直伴随着恶意的批判而少有真正的批评，因此能让我检点自己的时候不多。倒是这篇来自海外的批评文章，一顶‘左派’的帽子引起了我的深思。无法不反省自己……”笔者手头正好有一本当年批评蒋子龙的当事人之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刘绍铭的《遣愚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七年一月）。这本随笔书评集中的《香港·又俗又蠢的美华学者》一文，对蒋子龙缘何引起海外华人的批评，并给他一顶“左派”的帽子戴，有着来龙去脉的记载。我想，将刘绍铭十多年前批评蒋子龙的综述文章，结合蒋子龙的这篇反省文章，对照一下我们不少人潜意识中仍然残存的“左”的行止和对此不以为然的作派，也是件很有些意思的事。
刘绍铭的这篇文章，先从香港中文大学庐玮銮（笔名小思）女士于一九八三年编辑出版的一本书名为《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说起。刘绍铭似乎非常欣赏庐玮銮这本书的序言：“自一八四一年，她‘失养于祖国’，便过着‘苦孤亡告’的日子。可是在默默之中，她已日渐长成。可能由于贴近祖国大门，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式，带来某种‘方便’，每遇国内有什么大变动，她总会以出人意表的包容力量，接纳祖国来人，而因各种不同原因借居此地的人，又会带来许多好处。但过客毕竟心中别有所属，对这个暂居的地方，总是恨多爱少。这种彼此相依却不相亲的关系，形成了香港的悲剧性格。”由欣赏到联想，不管是庐玮銮的“备感惆怅”也好，还是刘绍铭的“要对一块地方发生情感，不能抱着过客心态，更不能存有文化上的沙文思想”也罢，总不该超出本地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名人“走马看花，印象淡薄，不足为怪”的思路。但为何蒋子龙的这组散文，却惹得刘绍铭如此不吐不快，并暂且放下“易文拱木多年，也不必再与古人理论”的活儿，专找“我们且看今天北京当红作家蒋子龙对香港的印象”开笔战呢？蒋子龙的这篇反省文章，可究原委：“我在国内的时候，批评社会弊端恨不得入木三分，显得过于激烈，锋芒太露。一走出国门，听到别人对中国说三道四，心里就不舒服，就起疑，就反驳，大有‘唯我独尊’、‘唯我独爱国’的气概，不管中国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说，别人不可以说。在国内可以说，出了国不可以说。再加上当时年轻气盛，用语尖刻，得罪人是难免的了。回想我在香港期间，大概也跟我们嘲笑的某些外国记者看到中国内地一样，专找阴暗面拍照。这又怎么能怪人家把我当成‘老左’呢”？那么蒋子龙当年是如何表现他的“唯我独尊”、“唯我独爱国”的气概的呢？请看他《过海日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标题为《香港不过如此》的片段：
下午和晚上抽空看了香港的市容和夜景，这个城市拥挤得像一个打足气的皮球，仿佛一碰就要爆裂。有些房屋向高空发展，如同石柱子一般，一根根指向云间。然而，很高的建筑也并不多。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窗户外面都挂一个空调器，像蜂窝一样，着实不算好看。
刘绍铭对蒋子龙的“香港不过如此”，当然是很不舒服，他不但反唇相讥，而且明嘲暗讽：“如果蒋子龙来自地广人稀的北欧、北美、澳洲或纽西兰（新西兰），嫌弃香港拥挤，那还可了解。‘国内’的大城市，居住条件也不见得多强吧？而且，蒋子龙可曾想过，今天香港的人口，有不少是避秦而来的呢。他说香港‘很高的建筑也并不多’，想来不是醉眼蒙眬就是睡眼蒙眬了。不说别的，单是华资的中国银行已相当高了。再说，能‘指向云间’的石柱子，不会是北京的四合院。”现在看来，刘绍铭反驳蒋子龙的话，虽然暗藏了一些不该有的杀气成分，但他至少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么一种礼节性的常识，即，如果你的国家不富强，人民生活不富裕，你是没资格对日子过得比你好的国家和地区，在生活品质这类问题上评头论足的。大到出国访问旅游，小到人与人之间的言谈交往，莫不如此。
蒋子龙九月十六日的标题是《吃、吃、吃！》，主要记这一日应邀吃了三次饭，什么事情也没干的感想。譬如他说，“吃饭——也许是这里进行社交的重要内容。仿佛进饭店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说’，应酬，客套，没话找话，无尽无休地东拉西扯。其节奏之慢，着实令人吃惊”……按说这话在国人眼里现在也绝对没错，岂但无错，反倒会引起许多共鸣，但说的地方不太对，所以在“遣愚衷”的香港人眼里，竟是另外一种看法。备感委屈只是其一，其二是由此引起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上纲上线”也来了。如，刘绍铭说：
这些话，落在招待蒋子龙单位主管人的耳朵里，不知如何感受。不热情招待，人家说你慢待贵宾。一天照顾三顿，人家却说“来到香港最大的负担竟是吃饭，把时间和精力全耗在饭桌上了”。
其实，蒋子龙大可装拉肚子不吃，简单不过。中餐馆女侍上身穿绣花镶边的对襟小袄，下身穿同样颜色的镶边裤，他也看不过眼，说“这是从舞台上的‘红娘’和‘陈白露’的装束上演变过来的”。蒋子龙是优秀的小说家，《过海日记》不是小说，因此不会损害到他在这艺术领域上的清誉。可惜的是大陆作家关起门来做人三十多年，一旦在外面看到花花世界，有点不知所措，只能靠党性作固定的反应。
这样的“上纲上线”还不止刘绍铭一人。赵子云先生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号的《读者良友》上，也以《蒋子龙的有色眼镜：评〈过海日记〉有关香港的片断》为文，批评蒋子龙说：“蒋氏的头脑里有一种‘固有’的看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山川景物，都具有政治色彩，赞美不得，非批评一番不可，以示深恶痛绝，立场坚定。”在内陆人的心目中，如此给蒋子龙“上纲上线”，也实在不公平。但蒋子龙对此事的反思却是上了心的，他说：“在我的经历中，还没有碰上过作风正派、只是为了扞卫一种思想路线、对事不对人的‘左派’，相反大都是品质低劣、心理阴暗的蝇营狗苟之辈，披着‘左派’的法衣不是为公，而是谋私。我怎么会成了这样的人？如果我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会给人那样的印象？”是啊，一个在内陆广受读者喜爱和关注的“反左”作家，为什么会给香港和海外的华人学者、作家留下一个“左派”的印象？蒋子龙的这个问号实在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怎么深思？我没资格谈。还是谈谈蒋子龙对肇始这事的原因——“我的不成熟”的具体表现，更现实一些。蒋子龙的《过海日记》的最后一篇，是十月二十日的《在飞机上的回忆》。我以为，正是这篇文字，才是蒋子龙真正伤害了海外华人学者、作家的自尊心，进而引起对他的批评“运动”关键所在。既然关键，就得引录一下，不然，就检验不出蒋子龙自我反省的“不成熟”究竟何在：
一般白人的“傲慢与偏见”用事实可以医治。某些侨居国外的华人，有意装来一种“傲慢与偏见”，你把铁的事实摆在他面前也无济于事。去年，中国花钱，请史坦福（斯坦福）大学的庄因等七个所谓中国血统的学者回国观光，他们在国内兜了一大圈儿，回到美国后写了几本小册子。我只见过庄因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字粗俗，格调低劣，只顾一味地咒骂，连秦皇墓、秦代兵马俑也不放过。不顾基本事实，是一种低廉的政治宣传品。
孰料，蒋子龙所说的七个所谓中国血统的学者中，刘绍铭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回国观光后，出过书的，只有庄因和刘绍铭两位。刘绍铭对于蒋子龙说他的《风檐展书读》一书，“是一种低廉的政治宣传品”，心不满，口不服，“且自问不是政治宣传品”。对蒋子龙给予任教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庄因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评说，更是针锋相对：“庄因先生的文字古趣盎然，是读书人的文字。蒋子龙却说他的‘文字粗俗，格调低劣’，真是见仁见智了”。这件事，也是刘绍铭批评蒋子龙的文章标题《香港·又俗又蠢的华美学者》中“又俗”的点睛之笔。
另一点睛之笔“又蠢”，也是出自蒋子龙的“不成熟”之口：“会议主持者叫我们先做一番自我介绍，转到我时我说：‘作家应该以文会友，如果大家对我的作品一无所知，我纵然在这里自报一番家门，又有什么用处？到大学里来毕竟不同于过海关，我看还是省掉填写履历卡这道手续吧！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谁有什么问题就请提。不过，最好问他们，别问我。’教室的后面立刻有人喊了一声：‘我向蒋子龙先生提个问题’。嘿！偏偏找到我头上，只得答腔：‘蒋子龙在洗耳恭听。’‘你自己认为是乔厂长好，还是金厂长好？你为什么要写金厂长？中国社会对这个人有什么反映？’还是老问题，我目前的心思并不在乔光朴和金凤池身上。眼睛望着庄因这些华人学者，心里另有所想。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一句话——大学培养各种才能，包括愚蠢在内。”刘绍铭对蒋子龙在这事上的“不成熟”，是这样分析及为庄因打抱不平的：
蒋子龙动这么大的气，想来是因为主持人有眼不识泰山，要他自我介绍一番。其实入乡就应随俗，在美国就有这么一个怪规矩。庄因起先“文字粗俗，格调低劣”；后来每况愈下，变成“愚蠢”。可怜庄二爷，身居表叔表婶作家学者过埠必经之地的旧金山，迎送生涯之馀，还不时尽地主之谊自己动手，让祖国来的贵宾在番邦之地可以吃些家乡口味，到头来却在他们的眼中变得又俗又蠢。
这还不算最煞气的呢！刘绍铭在文章的煞尾，又举了一件恐怕连蒋子龙也没想到的事，并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全文：
可怜香港招待这些贵宾的单位朋友。《过海日记》附有六张照片，有作者与美国诗人加里·斯奈特、艾伦·金斯伯格和作家安妮·蒂乐德亲近的镜头。那些“一次又一次”的安排请作者吃饭的“有钱的朋友”却连影子都看不到。“文革”时期，这叫“崇洋媚外”。时代真的变了。
至此，蒋子龙的“左派”帽子，就这样被香港和海外华人学者、作家给戴上了。但此事的结果却颇有戏剧性。蒋子龙虽因“不成熟”，而被香港和海外华人学者、作家当作“左派”大批了一通，但正如他在《香港的性格》中所说：“香港并未因此而拒绝我，香港的朋友也并未因此而疏远我，这让我感动。”香港曾检验出蒋子龙的不成熟，香港还能容忍比蒋子龙更不成熟的各种各样的不成熟。所以最终的结果不是香港和海外华人的学者、作者与内陆的文人相轻，而是只要内陆的文人肯放下架子，有错就认，就会使自己与香港和海外的学者、作家相亲。而这一点，蒋子龙做得最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没忘记这件事，仍在反思自己怎么会成了这样的人？我以为，从蒋子龙发表《香港的性格》一文的那天起，他头上和心中这顶“左派”的帽子就已彻底摘掉了。这让我不但感动，而且敬佩——对蒋子龙，也对香港的性格。
（《书屋》，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8、“高考族”写手郭佳音
相对于普世价值较为稳定和成熟的文明社会来说，处在接轨和创新大势下的中国文化圈，因为价值标准的混乱，无论作家、画家、歌手、影视明星，还是“车坛、歌坛、狗坛、论坛、人坛、诗坛、文坛、影坛、杂坛”，其中的“事件”远比作品和主角更能引起广泛的轰动。二〇〇八年二月三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大会”暨“新概念十周年庆典”，就是一个搅动文坛旧有格局，为青春写作推波助澜，让获奖者继续撒下感染感动感慨符码的有意思的事件。由于这两个活动是合在一起举行的，所以众多媒体都以“新概念”一族回家为主题报道，而回顾“新概念”十年路程也成为各家媒体必不可少的吸人眼球的集中招数。不管回顾也好，前瞻也罢，如果将“新概念作文大赛”分解开来看，其实它就是由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而随着这一连串事件成长扩展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和一个方兴未艾的“青春写作”产业。随着“新概念十年庆典”的落幕，各类由“新概念”派生出来的事件或与“青春写作”沾边的新鲜事件仍然数不胜数，而第十届的“新锐”似乎更值得期待。多少有点遗憾的是，在这种回顾多于展望的历史性场合，成功者永远是盛典舞台的中心，崭露头角者只能是“新概念一族”的族弟族妹，虽然上百位“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获得了“在场的荣耀”，但远不是明星级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的重量能比。但这也无可非厚，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特性就在于它的这种届届传承、代代相沿的推动力和梦想成为最终成功者的力量。
《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终于看到一种对“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有关新秀的中肯评价。“新概念之父”、《萌芽》主编赵长天近期在接受《广州日报》、《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届新秀中，他印象深刻的是山西省实验中学高三学生郭佳音写的《雁阵》：“她写出了年轻人情感世界里特有的细腻、清新。让我很感动。”在这之前，我曾看过郭佳音的少女时代的文章和小说结集《伞下的晴天》（山西古籍出版社）以及刊发在《山西文学》二〇〇八年第七期上的散文新作《为了忘记的日记》（后被选入《二〇〇八最适合中学生阅读散文年选》），那种萌动在纯清女孩子心里的纯美表达，很是应证了赵长天对她的评价。
这篇完成于二〇〇七年八月的《雁阵》，郭佳音一开始就坦白道出：
我从来从来都没注视过真正的雁阵。
只是听说那种不离不弃的队形。不离不弃，所以很美。
很少有人单独地欣赏一只大雁，因为它们不一定漂亮。所有人心中的大雁，都是天空里渺远的小小黑点，一点一点，连缀成行。
一个高考女生，不经意间看了词典对于“雁行”的解释：“旧时用作兄弟的代称”，于是这个词飘然进入她的脑海，使她感受到某种震撼，似乎被磁石吸住，于是“伴着略微发痛的心跳，穿越了黑夜白昼，”写出了她与一个高她一年级的J从无关痛痒的熟人成为独生子女中间流行的游戏——认哥哥妹妹的友情萌动，以及最后像雁阵那样很美的“不离不弃”的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