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瑛女儿的这位同学听了这则秘闻后，当即就记在了心上。他想，宁可让它没有，也不能让它一直埋藏在苏州南园宾馆的那座假山上。上班后，他立即向时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周晓陆汇报。周晓陆对这批印材印章的下落也很上心，一面向院领导请示，一面积极联系何泽瑛。几天后的一个深晚，办齐各种手续的周晓陆带领保管部的人员随着何泽瑛来到了苏州南园宾馆。何泽瑛的记忆力真好，她拿着手电筒，到了她最熟悉不过的假山上一下子就记起这批印材印章的藏身之处。在她的指点下，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很快就用挖掘文物的工具把一个装着七十二方名贵印章印材的青花瓷坛挖了出来。这批宝物挖出后，何泽瑛又记起在假山下边的一个流水口处还埋有一个瓷罐子，于是又走下假山前去挖宝，不成想，这个地方已被人修理过，不知装有多少宝物的那个瓷罐早已不知去向。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五日，何泽瑛代表何澄儿女与南京博物院签订了捐赠协议书。回到家后又马上通知哥哥、姐姐、弟弟们来南京参加捐赠仪式。
何澄生前遗藏的这七十二钮印章、印材中，有十钮是印材之最的上品青田石，其中刻有自号“真山”的一钮酱油青田，尤属难得一见的印材；而被誉为“价比黄金”的寿山田黄章，就有十八方，白芙蓉冻石、白田等稀品亦有十方；因历来出产特少，更令收藏家宝爱的“金银田”竟然也有一方；偶尔仅见于昌化衬有冻石地的鸡血石章、石材，在何澄先生的印章、印材中最多，共有二十五方；此外，像刻有“古欢楼”的兽纽环冻章、“何澄”墨晶章等印章，均属甚为鲜见的印品。
凡喜印章、印材者，都知这么一句话，“一印在手，金石同寿”。从何澄先生生前收藏，后由其子女捐赠给国家的这七十二钮印章、印材中，我们不但可以得到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而且可以看到何澄生前的心志。如，印章中“多读书，少说话”、“置半亩之园”、“觉今是而昨非”、“有道则隐”、“平生可对人言”、“欲望并州是故乡”、“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身外浮名好是问”等等，均是何澄先生人品与藏品相一致的“同寿”见证。而何澄精心培养和教育的子女，除了用各自的学有专长，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之外，在国家这个大家和个人小家的取舍上，不但不忘父训，且与先父的境界和心脉相通：九月二十四日，何氏兄妹们在参加完这批珍贵印材印章捐赠仪式后，共同议定，将南京博物院颁发的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中国方域》，二〇〇〇年第一期）
6、从表里山河到“人说山西”
山西简称晋，别称三晋、山右、河东，这些人们非常熟悉，但“表里山河”也是山西的一个雅称，所知者似乎并不多。
二千五百多年前，晋文公想攻打楚国，征求晋国大夫子犯的意见。子犯说：当然可以打，而且是一打必胜；假如不能取胜，晋国“表里山河”，外（表）有黄河，内（里）有太行山，以这样的大山大河作防守的屏障，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晋文公率宋成公、齐国大夫归父、崔夭，秦穆公子小子憗所带来的军队共兵车七百乘，与楚帅子玉所率领的楚、陈、蔡联军在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城濮大战”，果然是晋胜楚败。于是“表里山河”就成了一个典故，同时也成了现今“说山西，写山西，品山西文化之韵；走山西，看山西，寻华夏文明之根”的一种很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古地名语词信息的传达。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人说山西”系列丛书第一辑，在均为原创的着述中，惟有《表里山河》是一个名家状写山西的选本。这个选本不但是这套丛书非常好的一个提纲挈领的读本，而且是每一个山西人都应该读一读的常识性的“山西读本”，如同深受读者喜爱的《美国读本》那样。《表里山河》所收各类文章二十多篇，无论是叙事、写人、析惑、所游所感，还是通过现在的眼光揭示表里山河的山西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贡献，都不乏识见，充满着作者独特的音调，体现着选编者概览山西历史地理、文化传承、风物名胜、商业文明，将其传播、提升、融入到世界主流文化的博大视野。
现今的图书市场，各种走遍某某之地，人的一生必须要到的某某名胜旅行指南以及行走感想一类的图书也有不少，而“人说山西”系列丛书却在《表里山河》的统领下，传递给读者的却是一种更多的思绪之旅，一种穿越时空的让你自己看、自己想的历史文化之旅。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看到地理学上与黄土高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的山西高原内外的许多惊世奇观。这种人文的、历史的、古代建筑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表山”奇观，除了山西中部的太岳外，还密布在东部巍峨的太行山，西部峻峭的吕梁山，南部的绵延的中条山、霍山，北部矗立的五台山、恒山等一系列崇山峻岭之中；穿插、点缀在“里河”的“峻极神工”的古代建筑，在汾河、涑河、沁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大小河流两岸活色生香；而东部的沁潞盆地，中部由北而南依次排列的大同、忻州、晋中、临汾、运城盆地和西北部的静乐盆地，更是集中坐落着典型的所有中华文明发生的各类人文景观。表里山河，是山西所有文化遗产的最完整的表达。由此，“人说山西”系列丛书也成为一种文化标记。原先那种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孤立带给山西以孤单疏离的氛围已不存在。这套书关注的主要是旅游者自己观察体味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景观天际线。在这套书里，读者可以看出作者中规中矩的哲思，历史谱系大致不错的学识，也可看出作者行笔时的匠心和敏悟。历史和景观，景观和建造景观的原住民，在每本书里都有一个较完整的历史文化流变过程，读者可以在这种文化的情绪中藉其流动或跳跃，产生出自己可以再思索的另类飘逸和绵续。这种另类的飘逸和绵续既是思辨的，也是感性的；既是酣畅淋漓的，又是难以言说的。因为它是一种再也不可新造复制重构的文化情绪，一种满足自己想看到名实相副的历史遗迹而触动情感或心理上的一些更为重要的情调，诸如对古代建筑的理解、对另一种地域文化的新奇感受，对明清时期山西民居大院《儒商门第——常家庄园》、《信义在中堂——乔家大院》、《红门巨宅——王家大院》、《乡间皇城》的真切体验；对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历史名城《北魏云冈》、《细说平遥》、《走马雁门》的秩序、规制、美丽、静谧并得以保存下来的惊异；对《五台朝顶》、《晋祠寻梦》、《恒岳神工》的沉醉而不自知；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祖文化《洪洞寻根》的大雪无痕似的那种无言感动，等等。
这套书的作者在主体上无一例外强调的是一些更细微、更让人捉摸着有意思的山西高原文化的魅力源发点。这种源发点，正是许多人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里苦求而不可得的东西。作者的心灵与旅游者想看到的以及与景观之间共通着一脉文气和默契，这不仅体现在每本书对历史背景和人物与旅游景点之间奇妙关联的感悟上，而且还有许多山西高原的地域人群和生活情调糅合在其中。此外，这套书中的那些彩色图片，如建筑的砖细工瓦、窗棂槅扇、石雕，建筑的宏大外形、厅堂、卧室的内部陈设，都有一种淳朴的力量，不但使读者大饱眼福，而且是一种无笔无画无音无形的文字补充。书中的图片大多取自每本书的作者业馀自拍，尽管有些图片还不够精美，可那些建筑的匠心，用一幅也许经不起摄影家细看的细部化的图片，却可以在手持这其中的任何一本书中的读者眼中视为恰合我意的“美人照”。
体验山西高原的这些地上文物，滋润我们渐已遗忘了的年代久远的古文明的灵魂，记忆历史文化延续的图景，“人说山西”系列丛书是极为纯正的一种可靠读本。它的深义在于有关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对美、对古代建筑艺术、对传统文化进行判读的能力。每本书都能告知读者，这些美好而充满教义感的景观价值从何而来。实实在在的，每一本书还有让人心智卧游的可能。
在自然变迁的过程中，表里山河也许风光不在，也许不是风景这边独好，但“人说山西”却是可以收藏的、风光无限的“表里山河”。
（《中国方域》，二〇〇五年第六期）
7、“蒲之东”的前世今生
从十九世纪末至今，对消失或已经成为废墟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调查和发掘就成为中外考古学家矢志以求的梦想，并取得了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据有关专业人士统计，迄今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古城址已达二千馀座。但与业内人士对此成绩欢欣鼓舞的情形相比，社会公众对此却仍然感到陌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业内和界外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我认为这与调查和发掘者的调查目的和其后所写的文字有关。以笔者为例，之所以知晓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淹没了近千年的楼兰古城，是因读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之所以知道“精绝”就是尼雅遗址，主要得益于翻看过英国探险家奥里尔·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墟记》；安阳的考古发掘把中国可考的历史推前了几百年，这种知识的得来则源自我读过李济的《安阳》一书。上述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调查，之所以能普及到民间，就在于这些考古学家和探险家所写的调查报告，“在笔调上既不似一般科学报告的平铺直叙、枯燥乏味，又不像某些史学论着那样一味抉微索隐、不厌繁琐而却难以卒读”（李光漠：《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二七五页）。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既神秘，又好看的书是少之又少。探险的时代已经逝去，考古的发现已经串味为“挖宝”，兴起的旅游文字如同“暴走一族”，读者满目可见被迫的强暴，就连“半推半就”的那点意思都没有了，这怎么不叫人失望？
好在现在可以书海淘金。新近便读到一本拿起就很难放下的、不同于任何一类状写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史的书——《大唐蒲州》。着者王西兰所写的“蒲之东”，浸透着一种城市文明的承载。这里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战争到经营城市的思想与文化信仰的流通，都有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式。其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文化发展繁荣的证据，也是今天我们受之启发的一种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象征。譬如，建造蒲津渡浮桥和黄河铁牛这样一段历史的钩沉，主要显现了蒲州的经济意义和科学技术的含量；蒲笔和蒲纸这些文化用品，传达的则是文化中心的名至实归；而一种叫做“毡翅扇”的东西，竟然是现在常在宫廷剧里能够看到的、只在皇帝身后起着一种仪仗形式的椭圆形的扇子。而那些有关鹳雀楼与王之涣；普济寺与《莺莺传》、《西厢记》；王官谷与司空图及《诗品》等等一切浪漫的故事、版本，各种不可思议的创作轶事，不但是这些经典之作创作过程的回顾，而且也反映出古蒲州是唐朝的两种主要文学体裁——诗和传奇不可测量的“导演”。
古蒲州最令人不可思议之处，是它在八世纪时就出现了一种叫作“绿莎厅”的“沙龙”地理神话：来这里活动的都是些相对来说较为闲散的人物，如，参谋、记室、幕员、赞划之类。他们在“绿莎厅”里，举凡我们现在热衷的话题，早已是无所不谈，而且是散漫并游离，更没有什么功利性。这个“绿莎厅”在蒲州的什么地方？是谁举办的？这似乎是一个把“沙龙”的历史向前推了十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话题，但却是那时蒲州人思想活跃的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例证。也许，古蒲州就是背负着如此之多的美梦并在这样的历史的长河中开始了它的开放与收缩、开拓与退却的渐替过程。
关于一座古城、关于古城的遗址，关于古城留给我们现代人的文化遗产和文化遗迹，近百年来，人们一直就以许多方式在进行讲述。《大唐蒲州》所述的古蒲州的灿烂文明史，是可以解释或者说可以还原当时历史真实的另一种读本。因为着者从考古的发掘中，镌刻在石碑的文字上，从写在地方志或官方的史书上，从民间的传说故事及严肃的学术研究着作中，为自己的这本书进行了理想的整合和频繁的传播。着作把古蒲州的细节，一座城市，一堵城墙，一座桥梁，一座秀美无比的山峰，一批崛起的文学艺术家都辨认复原了出来，写得也鲜活极了，比许多地理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史论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加有血肉，且有一种好读的韵味。除此之外，着者还把旧时光中那些最轻妙最激荡人心的细节和奇迹呈现出来，在事物的臆想虚构之外，又加入了当时场景和人物心理的合理铺排。即便是虚构的地方，如，王之涣写出千古名诗《登鹳雀楼》时的描写，也留给我们可以交流、运动和得到某些诗情及仙境神域的启示。如果说，着者没有多种学科的涉猎和基本的学养，如考古学、经济学、历史学、音乐学、交通史、城建史、宗教史、比较文化等等，读者绝不会沉浸在一种看着、想着古蒲州发生的事，造就的人，就感到无与伦比的浪漫气氛之中；也不可能读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与文化的相融杂交，城市之光的思想和精英阶层不停流动所形成的庞杂内容。蒲州城的史诗般的文化，确实值得我们重新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写出更为翔实的全方位反映这座古城特质与精神的交流史。
《大唐蒲州》，原本是山西古籍出版社“人说山西”文化旅游丛书之一种，但由于永济市的人文旅游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以至于从哪一个景点写起，都不足以反映出永济这座不可思议的古城在大唐盛世中的历史、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艺术与时代“对话”的分量。于是，着者选择了曾与唐朝一起辉煌过的蒲州古城作为所有历史文化信息资源的中继站，然后一步一步地为读者释放出这座城市曾经作为“中都”的魅力和折服力；细致到了像一针一线缝衣服那样地讲述了这座城市与其中心地位相配时所兴建的代表着一个国家当时最高水准的文化景观——普救寺、鹳雀楼、蒲津渡浮桥和黄河铁牛的种种故事。这些文化景观的奢华与精致、浪漫与遐想，即使在现在，看了也令人感到震惊。
《大唐蒲州》，使得原本没有什么看头的古蒲州遗址竟变得如此神秘迷人。读完这本引人入胜的地域文化质地的书，一种被蒲州文化感染、滋养的情感油然而生，也撩起我无边的向往。我想，对这本书、对古蒲州城的解读只读一遍是远远不够的。尽管着者对这座古城的复原和记忆尚有许多信息的遗失，但我以为，就目前所述，这里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值得我们承继：无论是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喻义上，文化可以帮助永济在城市间的竞争中获得无限的资本。
王之涣的一首《登鹳雀楼》，可以成就一个毁了再建的城市标志；司空图的《诗品》，可以把自然景观王官谷，融入更多的人文景致；王西兰的《大唐蒲州》，是否可以再现一个文化的永济？我想是的。
（《中国方域》，二〇〇五年第六期）
8、《永乐艺风》与诸神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