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
没有人知道这个制度起源于多古老的历史；
没有人能算出有几千万人像条狗似的，
毫无尊严地死在这个制度下；
没有人能理解那号称古老文明、智慧结晶的罗马、雅典、中国、印度、埃及、波斯……
不仅挡不住这个罪恶制度的蔓延，
而且默默地欢然享受这个罪恶带来的甜美滋味。所以奴隶制度，几乎被作为胜利与权力的象征；
经济祭坛上必须焚烧的廉价祭物；
社会阶级合理存在的不合理制度。
单单在非洲，至少有1500万人被掳到伊斯兰，
1000万人被卖到欧美大陆，去当奴隶。
谁能来为奴隶的痛苦申诉呢？
1790年，在英格兰的克拉朋，
有八个年轻的基督徒，不同的专长——
历史、文学、财经、法律、教育、企管、外交、政治，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
却有相同的信仰与异象，
一起奋斗36年，
以立法的程序，不费一兵一卒，没有流下一滴鲜血，废弃了罪恶的奴隶制度，
解救千千万万的黑奴。
这一群弟兄就是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
1.没有机会跌倒的孩子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年8月24日生于英格兰东北部的赫尔（Hull)港。赫尔港不像伦敦码头那样嘈杂，也不像利物浦（Liverpool)港充满了黑奴贩子的咒骂，除了几只啼叫的海鸱和背负货物的搬运工人出力的吆喝之外，安静得像赫尔河的流水，默默地滑人大海。河畔的山丘上有一幢红砖造的大厦，威伯福斯12岁以前经常由窗口远眺，看港口大街上奔跑嬉戏的孩子。他看得好羡慕，但是不能出去玩。远溯17世纪中叶，威伯福斯这个姓氏代表着一个极为显赫的银行世家，随着英国逐渐兴旺的海上贸易，累积了许多的财富。可惜人丁不旺，到了1750年代，整个家族只剩下威廉·威伯福斯（以下称威伯福斯)这一个男孩子。于是他很小就饱受妈妈与一堆婶婶、阿姨严密的呵护，还有许多仆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威伯福斯既幸福又可怜。他经常发脾气，希望也能像一般的小孩子在户外奔跑，就是跌倒了也无妨，不希望在过多的关怀下，连跌倒的机会也没有。
2.忧郁的腌瓜
1771年威伯福斯终于有机会离开赫尔城的红粉堡垒，在妈妈和众姨婶、婢女们的千叮吁、万交代中前往普克林顿(Pocklington)中学就读。普克林顿在当时已有160年的历史，是英国最昂贵的学校。学校林木茂盛，片片金色的阳光洒进古老修院高耸的尖塔，几位来自一流大学的教授，带着少数的学生，穿梭在藏书丰富的知识殿堂中。以昂贵学费筑起的学习空间，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是几乎扼杀了每个学生的学习胃口。学校过度美化学生与老师打成一片，结果老师们把好的教出去，却把人格上不好的东西也在无意间倒了出来。例如圣琼斯(St.Jones)大学来的教授巴斯喀特(Baskett)，丰富的学问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生命的喜悦，只有自视过髙、怀才不遇的苦闷，其教学的结果，如威伯福斯在家信中写道：“他是很好的人，教书也颇认真；但是老师经常性地忧郁，一上起课来，教室里的同学，就像浸溃在忧郁瓶中的腌瓜，个个沉闷地打不起精神来。”在这里书读不好也被合理化了，更增加学生懒惰的借口，能念多少就算多少，反正到这里来的学生，即使一辈子不赚一分钱，也有用不完的家产在等着他们。
3.文学与打牌
威伯福斯不爱上课，不过，中学六年他学到两样东西，影响了他的未来。一是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尤其擅长背诵古诗，让自己沉闷的忧郁随着抑扬起伏的朗诵音调，流泻在大气中，这培养出日后他成为议院雄辩者不可或缺的文雅气质。二是打牌，威伯福斯过目不忘的认牌本领，及冷静分析对方出牌后之企图的能力，使他屡打屡赢，给他带来日后的自信。
1776年10月他进人剑桥大学文学系。他不喜欢数学，很早就自认是数学绝缘体。本来以为剑桥的自由学风，会对文学的喜爱有更多的催化，但是太轻松的课堂内容，没给学生带来什么挑战，他索性白天在上课时睡觉，晚上到城外游荡、喝酒，直到深夜才爬回寝室挑灯打牌到天亮，不久获称为“英格兰第一牌客”，为了打牌什么事都可以停摆。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良习性，日后反而使他很快地打入议会政治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在牌局中，让他觉得虚空，觉得每个大人物，包括自己，都有一张见不得人的底牌，而使他认真地寻求，如何做才能使自己人生的底牌变王牌。
4.政治生涯的开始
1779年他认识一个与他不同类型的朋友皮特（William Pitt)，皮特的父亲曾担任英国首相。皮特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准备将来从政。皮特课余就到伦敦议院听议员对法案的辩论。有一次他邀请看来无所事事的威伯福斯与他同去。
正反双方激辩的言词，像是一把猛锤，敲醒了这个混沌的剑桥赌客的心田，一下子把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与政治辩论的巧妙措辞结合在一起。之后两年，两人不断往返伦敦与剑桥。毕业后他们相约在议会场上见。1780年的春天，威伯福斯在赫尔选区，以剑桥文凭、家族企业的势力，以及带着古典文学优美词句的辩论，最高票当选议员。
初进议院，许多政治企图心强烈的新议员，就像乍回河川的鲑鱼，力争上游。威伯福斯没有什么野心，也缺乏有力人士的引荐，开始只是静坐一旁，听人发言。一天，一些资深议员在会后相聚打牌，看威伯福斯既年轻又富有，就请他加人牌局，心想这家伙一定是很嫩的肥鸽子，很容易骗得他身上的每一块钱。威伯福斯微笑人座，以出神人化的技术掌握输赢，像个拉手风琴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像音箱似的时而放大，让他们赢钱，又时而压小，使他们输钱，末了让每个人的本金又回到自己的钱包，为这场游戏画上句点，而且除他以外，每个人都觉得又惊险、又可惜、又愉快。就凭这与政治无关的技术，威伯福斯成为政治圈里的新宠。在1784年法案辩论上他崭露头角，清楚的思路、嘹亮的声音、感人的词句，在人看来，他俨然是政治界的明日之星。
但是威伯福斯却不快乐。愈接近政治权力的核心，愈看清个个似乎都在为国家福祉执行公务的人，私底下却追逐权力与巩固自我。政治像是牌局，只有输赢，没有同情，而自己又逐渐地深陷其中。虽然有群众称赞他的辩论是如何折服人心，通过法案，赢得选票，可是这一切又好像是美丽的泡沫，一下子就破灭了。他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烦恼使他天生的弱视症更加恶化，有时几乎看不见东西，必须依赖别人读给他听。医生劝他要多休息，才能缓和病情，但是政治上的成功使他无法停下。
5.做导游的事奉
1784年10月，威伯福斯带着母亲与妹妹赛莉(Sally)，前往地中海的里维埃拉(Riviera)游览。当时的英国贵族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邀请一位大学老师作陪，到欧洲游历，这称为旅游教育(grandtour)。在剑桥大学，米纳尔(Isaac Milner)教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生导游，不仅风度翩翩，而且见多识广。威伯福斯见过他后，在日记上写道，“他的谈话非常生动活泼”，就邀他参加这次旅行。米纳尔不仅是个受人爱戴的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很容易相处、平易、踏实的人。陪学生去长途导游旅行，是他工作以外的另一个事奉。把福音传给威伯福斯的就是他。
6.跨出信仰的第一步
旅行团在10月20日经过多弗（Dover)海峡到法国的加莱(Calais)，再顺着隆河（Rhone)下里昂（Lyons)、尼斯（Nice)，一路上景色宜人。威伯福斯与米纳尔相处愉快，一路上谈笑风生。一天威伯福斯批评一个名叫史蒂令·弗立特（James Stilling fleet)的牧师说：“他真是一个极端的人。”米纳尔问道：“为什么他是极端的人？”“他竟然宣称上帝就是那个犹太人耶稣，而且《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哦！那怎么算是极端呢？”威伯福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开明的剑桥教授，竟会反驳他的看法。在他的印象中，基督徒是一群愚昧、不用大脑、墨守教条的狂热分子。威伯福斯理直气壮地答道：“根据索西尼派（Socinian)的看法，这宇宙有神，但神是不可知的，《圣经》怎能阐明呢？而且神是全然真善美，怎么会是耶稣呢？”米纳尔在隆河边的沙滩上停住脚步，定睛看着威伯福斯。他的眼神没有了平日的诙谐，露出了威伯福斯从未见过的认真说：“如果你只是要争辩，那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要严肃地讨论，寻找真正的答案，我愿以最大的喜悦回应你最凶猛的炮火。”威伯福斯突然想起在驿马车的行李箱中，有一本没看过的老书，是道得理治（Philip Doddridge)着的《信仰在心灵中的跃升与长进》（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他奔回马车，把书给米纳尔看，米纳尔说：“这是相当精彩的一本书，我们一起读、一起讨论吧！”
认真的慕道友至终成为认真的基督徒。一路上两人不断地在旅途中讨论书中的内容，并且仔细地查考《圣经》。1785年2月回到英国，威伯福斯几乎查考完《圣经》里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也清楚地认识到上帝、耶稣基督与人的关系。他深深地渴慕要认识真理，6月再邀米纳尔到瑞典一游。两人沿途仔细查考希腊文《圣经》，不断地讨论。风景区是游玩的地方，对威伯福斯来说，那是他专心注目、更多阅读《圣经》，并与米纳尔讨论的地方。威伯福斯以前认为基督耶稣的信仰，不过是一套道德的规范，一种看事物的逻辑，没有耶稣的信仰是一种脱离束缚的聪明。到了9月，他才认清没有耶稣的信仰，在根本上是一种堕落人性主控的堕落信仰。威伯福斯到了老年，回忆这次旅行的收获时说：“信仰的真理对我变得很清晰，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即使现在有人告诉我，死后会沉沦下地狱，我仍要在地狱中喜乐。”
7.心灵的黑夜
从瑞典回来后，威伯福斯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却突然发现信仰使他没办法再继续昔日的生活。他厌恶议院里的政客，他说议院像是挪亚的方舟，里面都是野兽，没有几个真正的人。”他意识到过去自豪的辩论，是“无形的虚空”，整个生活、工作与信仰成为连不起来的线。他每天一早起来祷告，但是帮助好像不大，愈敬虔反而落入更深的失望与烦恼的深渊，信耶稣的喜乐仿佛云消雾散。他写道：“我非常难过，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苦恼。我无法思考，离群索居，终日失魂落魄……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行，那我将在政治圈中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与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在不止息的挣扎里，他没有祈求上帝赐下平安，他祈求上帝赐他正确的选择，为了上帝的旨意，他可以忍受等待时的起伏揣测，以免为平安而平安，而去找一种廉价的、假性的安全感。
8.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在伦敦他不断地到各教会聚会，寻找答案。到了12月，他决定放弃政治。在这关键的时刻，他遇到了约翰·牛顿(John Newton)牧师。约翰·牛顿年轻时是贩卖黑奴的船长，信主后写了许多着名的诗歌，如《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耶稣你名何甘甜》(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等。当威伯福斯夜里来找他时，他60岁，对威伯福斯苦毒的情绪以及近乎亵渎的言词，没有一句责备。约翰·牛顿知道这个属灵的婴孩，已经听到太多其他基督徒的劝告，也看了很多敬虔的见证，以至于失去了跟随神的重心，反而以自己的想法和外在环境来定夺。威伯福斯发现约翰·牛顿听了他一千零一个烦恼后，仍是那么平静，给他一颗定心丸。约翰·牛顿认为，也许上帝带领这个年轻人要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从目前的工作中撤退，靠上帝走下去。末了约翰·牛顿为他祷告：“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这个代祷成为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当一个人知道上帝救赎他的目的，那个荣耀感比在罪恶中不断的自责更能振奋人心，使人勇往直前。
9.重回战场
威伯福斯并没有因为约翰·牛顿的劝慰就回到议院，他仍常独自一人到野外祷告、默想、亲近主。1786年复活节的早晨，有个年轻人释放地在野外大声唱歌、祷告。他事后写道：“田野里的一花一草都与我一起欢唱，我的心中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他决定要重回议院，并写道：“第一重要的是，我要回到工作中，认识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而不是当逃兵。”12年后他在《真实的基督教》(Real Christianity)-书中写道：“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从此，他看议院不再是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地方，而是他的神学院，让他慢慢地学习如何在这个位置上，实践《圣经》的教导。
10.死尸法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东方的斩首示众、五马分尸，或是西方的焚尸，都是对死尸的凌辱，以昭炯戒。当时的英国也有将犯人吊死，再当众焚烧的法令。这常引来集体观看，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死尸，更被盯满了病态的眼光。1786年7月，威伯福斯走上议院，提出《罪犯死刑后尸体的处置法案》，他大声疾呼：“法律约束人的极限只到死为止，人死以后，就脱离了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因此法官没有权力判决尸体还要被焚烧。”议会中的大法官拉夫伯勒(Loughborough)起身反对：“反正人死了，再怎么处置，死人也不会在乎，而且公开凌辱可收吓阻、警戒的果效，算是犯人对社会该有的一点回馈。”“是吗？如果要回馈，为什么不给死刑犯生前一个选择，将尸体捐给医学解剖，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大法官反讥道：“解剖？哈哈，那不也是另一种变相的尸体肢解吗？！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真正的刑事法不是对罪犯的残忍报复，而是基于对人性尊严的维护。”这个法案当时没有通过，威伯福斯继续奋斗，在49年以后，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才通过，不仅废除凌辱尸体的陋规，而且从此医学才能合法、公开地获得死尸的解剖权。在法案没有通过的期间，他没有诉诸暴力改革，而是忍耐地持守正确的原则，他说：“一个基督徒的政治改革，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