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督徒，最深的赞美常是涌自悲伤的深渊；最高信心的呼唤常是发自绝望的旷野。
深夜里的海德公园，
静悄悄的月光下，
熟悉的小径，
威伯福斯多少次地来回踱步，仍然——压不住满心的感情澎湃。
仿佛还看到老友桑顿带着幸福的微笑，
在教堂大风琴的管乐声中，
牵着西克丝（Marianne Sykes)，
走上那神圣婚约的祭坛。
威伯福斯在旁偷看着桑顿，
天啊！那个号称表情最酷的家伙，
脸上怎么会有这般的光彩？
唉！回想自己初恋的悸动，
在23岁的单身派对上，
看到可爱的A小姐，
忍不住在日记上写下：
“那个女孩最适合做我孩子的妈。”
但是威伯福斯啊！
你又矮、又瘦、又丑、又多病，
人家说你脸上的大鼻子，
像是挂错地方的香蕉。
还是退缩到自卑的角落里，
那是医治单恋的苦药。
可惜药效不长，
30岁又爱上了H小姐，
倾倒出去的感情，
像是泼出去的水，
求婚的当时，
方知伊人心中已有她属。
政场上的铁汉，却是情场上软弱的芦苇，
宛如受伤的困兽，在祷告中写下切结书：
“主啊！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动摇我信心的，
是女性那迷人的吸引力；
为此，我一生不再谈儿女私情，
好使我一直能顺服在你的手中。”
又是9年的单身曰子，
偷听到一些女孩说：
“那个威伯福斯啊！是个天使，他是不需要婚姻的。”
但是，在今夜——我发现内心深处软弱依然，
“主啊！
我希望不是独自一人，
走完人生的旅程。”
30.认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威伯福斯决定将心里对于异性的需要，告诉住在巴斯(Bath)城的老友巴宾顿(Thomas Babington)。巴宾顿是位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并且以多年传福音的经验，对于看人有一种准确的直觉。威伯福斯非常尊重巴宾顿，认为巴宾顿的建议，可以帮助他守住最后的决定关卡。
巴宾顿深知威伯福斯是整个国际反贩奴运动的核心，他所需要的女孩绝对不是只为了满足婚姻的需要，而是能陪他在暴风之下挺住的人。这个女孩的学识、个性、身材不一定需要与威伯福斯相配，但是人的特质，对属灵事奉的负担，与对事情拿捏的敏捷与聪明，绝对需要与威伯福斯旗鼓相当。巴宾顿想到在他与妻子所带的查经班中，是有一位深具这种潜力的女孩，那就是斯普娜(Barbara Spooner)小姐。
斯普娜小姐跟威伯福斯一样，来自银行世家，她的个性幽默，天资聪颖，气质可爱，是巴斯城不少男士爱慕追求的目标。她又喜欢社交，曾是有名的舞场高手，喜爱在音乐声中像只花蝴蝶般地满场飞舞。有一天斯普娜小姐听到福音，成为基督徒后就退出舞场，热切地追求灵命的成长与查考《圣经》。
威伯福斯听了巴宾顿对斯普娜小姐的推荐后，说要“回去祷告看看”。巴宾顿知道这种“祷告看看”，是有些属灵男士准备退却前放出的“烟雾弹”。巴宾顿回去立刻采取行动，将威伯福斯的著作《真实的基督教》给斯普娜小姐看，并且要她写一篇读后感言给威伯福斯。不久，威伯福斯就收到这位大方的小姐的来信，信中提到“仰慕您的品格，并且佩服您在《废除奴隶贩卖法案》上的努力”。威伯福斯有一点讶异巴宾顿动作这么快，但是想到那一夜在海德公园里的祷告，就决定不再退缩，迎向前去。
巴宾顿听到威伯福斯有礼貌地给小姐回信后，这位闪电式的媒人，立刻安排两人第一次的见面。3个月后，1797年5月30日，两个人就结婚了。消息传来，刺激了克拉朋联盟里的几个老光棍，例如麦考利忽然想起他长年奔波海外，是不是让他的女友等太久了。不久麦考利、史蒂芬、克拉克森纷纷结婚。议院里许多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有的松了一口气，因为威伯福斯不会常邀他们去教会了，如卡林顿(Carrington)爵士笑道：“因为他结婚了，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找我传福音了。看来要带我信耶稣，他是没希望了。”笑了之后又有些黯然。
有人听了这消息后，知道又少了一个可以控告“克拉朋圣徒”的借口了。过去支持奴隶制度的人，在外谣传这些克拉朋的光棍们到处跟女人有染，尤其跟伦敦贫民区里的廉价妓女，不然他们怎么不结婚，怎么每星期日都去参加伦敦贫民区内的“性病教会”(Church of Venereal Diseases)。
31.花柳病教会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对这些谣言与毁谤一向不作答辩，威伯福斯说：“这种谣言是来自嫉妒与政治利益上的不满。”弟兄们参加“性病教会”的原因，与两位牧师——魏恩(John Venn)与斯科特(Thomas Scott)有关。
魏恩很早以前就是威伯福斯的好朋友，他并未加人克拉朋联盟，是因为他很清楚上帝给他的呼召，不是政治议院，而是街头布道，尤其是在贫民区内。他的基督心肠，使他更乐意贴近穷人的心。他说：“英国的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他天生害羞，但是因着福音刚强壮胆。他的讲台就在深夜的街道，尤其在寒冷的夜晚。他在街头燃起一堆柴火，站在火旁的椅上，对着街头浪人布道。他的声音清楚、优雅，音调仿如夜莺，许多人家为了听他讲道，把窗户打开。他常把民间疾苦告诉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有时也带他们去看。他因为熟悉贫民区里的每条弯曲巷道，被称为“街头之王”。
斯科特是当时着名的解经家，而且是用解经来布道。在伦敦的贫民区内有一所性病医院，斯科特本来在此担任院牧，向病人传福音。后来信主的人太多了，就在医院内成立一所教会，外人谑称这是“性病教会”。斯科特不以为耻，干脆在教会门外挂起“罪人的教会”(The Church of Sinners)的招牌。大概很少有人用这名称来称呼自己的教会吧？对伦敦贫民区福音有负担的“外人”，都来参加这个教会，包括克拉朋的弟兄们。聚会中他们与贫民、患性病的人同坐。威伯福斯后来给年轻的赫斯基森(Huskisson)议员的信中，提到政治场上的成功不要忘了穷人朋友：“政治的权力是一场宴席，使你有权享受别人尝不到的滋味。但是你一定要常常反省，是你在服事国家，还是国家在服事你……看啊！在美仑美奂的政治办公大楼，很多人要进去时会在门口擦鞋垫上拭去鞋底的泥土。你要记得，我们真正的国家不是那幢办公大楼，而是沾在鞋底的泥土……”又说：“在政场上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就不能用政治利益的多寡来把你的朋友分等级。”
威伯福斯是个演说家，但是他更佩服斯科特的布道，他写道：“他的讲道没有什么文字修饰，直接有力，切中人心。而且十多年来的讲道，他都准时在一小时结束，很少有一分钟以上的误差。”这种带着节制的释放性讲道，是所有优秀的演说最难达到的境界。
32.人格成熟始能友谊长存
斯普娜小姐嫁给克拉朋后，聪明的她一下子就看出这个看似宁静的大家庭其实是承受整个蓄奴贩子怒气的暴风眼，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力。她看到丈夫每日疲于奔命，开会、呈请议案、沟通、整理资料、分析状况……这里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战斗指挥中心，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个个都像只充满武装的河豚，气胀得鼓鼓的，精神的负荷都到极限。她认为再这样下去，每一个人都会过劳而死。但关键是每个人都认为是在竭力地服事主。而斯普娜却认为这批弟兄们已落入一种危机：“靠工作的表现，来为上帝的恩典做见证，而忽略了上帝恩典不完全需要靠外面的见证，有时是在人心深处主动地启示。”
根据这个认识，她要求威伯福斯搬出克拉朋。不管工作多重要，他如果失去了“家”，他的工作无法持久；不管政治家好行为的见证有多重要，如果失去与主耶稣有如葡萄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的安息，他的服事都会枯干、会变质，而以外在的果效来衡量事奉的功效。威伯福斯一听吓了一跳，这样做别人会怎么说他，堂堂一个弟兄和睦同居的领袖，竟要率先离开大家庭，传出去一定会很难听的。
威伯福斯独自去祷告、默想后，决定尊重妻子的决定与权柄，搬出克拉朋。消息传出，他的政敌高兴万分，心想那些一鼻孔出气的伙伴，也要分裂了。桑顿冷静地看出，弟兄们一个个结婚成家后，大家的关系势必要有新的调整。他召聚弟兄们前来，为过去几年能和睦同居对上帝献上感谢，并且祝福威伯福斯一家的离去，“长期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事奉理念与成熟的人格上”。以后麦考利、克拉克森、史蒂芬也都因结婚离去。虽然不住在一起了，他们仍然在议院内一起奋斗。这个分开对克拉朋联盟的发展非常重要，使得以后年轻的政治家也能加人进来，而不一定要在克拉朋同住，才算是克拉朋联盟的一员。早期的做法，没有成为后来的律法，这是很有智慧的。
历史证明斯普娜的决定延长了弟兄们的生命，也扩大了反奴隶运动的影响。她和威伯福斯生了6个孩子，她是丈夫政治辩论场上最忠实的听众。一次她躲在议院后面，倾听丈夫为了“拯救德国饥荒下的农夫”，在议场上力辩群雄，她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忍住不敢哭出声来。她向上帝祷告：“帮助我，知道如何在这么大的反对压力中，帮助我的丈夫。他是个最有价值的丈夫（valuable husband)。”从此她不再要求丈夫退出政治圈了。
33.监狱法案——与边沁的合与分
1796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再度出击，在议院里提出《监狱法案（Bill of Penitentiary House)，要求财政部（Treasury House)出钱兴建较为人道的监狱。很早以前，罗马人就发现最可怕的刑罚，不是鞭打或是酷刑，而是把人单独禁闭，使他在漫长时间里看不到任何人，包括狱卒。群居是人的本性，人需要看到别人，如果长期孤绝，很容易精神崩溃或是自暴自弃。为此罗马人设计了一种最恐怖的监狱，称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每间牢房仅是圆形花朵的一瓣，中心点是看守室，在牢房里的犯人看出去什么人也看不到，而中心点只要有一个狱卒就可以看遍四周的犯人。英国的监狱就是延续的这种设计。
威伯福斯提出“监狱要剥夺犯人的自由权，但是不能夺取人性的自尊。在狱中失去自尊，出狱以后会沦为更可怕的罪犯。而圆形监狱已经超过犯人所该受的处罚，成为虐待。……监狱是给犯人有机会改过自新的地方。”这种保障犯人自尊的说法，大多数的议员都觉得大惑不解，他们认为犯人岂非罪有应得？也有人赞成威伯福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大师边沁（Jeremy Bentham)，他也提倡监狱人性化，如改善罪犯拘留空间，区分暴力与非暴力倾向的犯人，人在尚未定罪以前不得以罪犯对待。
由于目标一致，以后整整15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边沁携手合作，推动法案。但是到了1810年两派人马分手，各自进行。主要的分歧有三点：边沁认为监狱的人性化是要发展成一种“新社区”，给予犯人在社区内高度的自治。这一点威伯福斯反对，他认为“罪犯该受惩罚，因为他们必须为错误的决定负责，不是过度膨胀人性而讨好犯人，变成用纳税人的钱去娇养犯人。一个犯人该知道什么是他该负的责任，而非完全归咎社会、环境待他不公，这种犯人出狱后还是无法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监狱成为新社区，有谁敢住在隔壁？”第二个歧异点在边沁认为：当犯人监狱的布置、政策符合犯人的利益，犯人的行为就会改变。威伯福斯反对，他认为：“如果犯人本身不改变，较舒适的环境顶多不使犯人更坏，但是不会变得更好……不能低估人性的软弱与罪恶。除非一个人的生命有属灵的改变，不然他心里是没有行善动力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章18节）第三个分歧点是，边沁在长期面对现实政策的反对下，逐渐成为一个暴怒、冲动、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他开始走偏激的“以暴力制暴力”路线，这一点威伯福斯在给他的信中提到：“我们赶走蜘蛛网中的蜘蛛，是要把蜘蛛网完全扫除，不是要使自己成为一只网中的新蝴蛛。”
直到1816年，英国才开始废除圆形监狱。
34.财税与粮政的不公是亡国的捷径
1797年拿破仑推翻法国联合内阁，自任首席执政。他提倡恢复法兰西的荣耀，把国家新版图扩大到亚历山大帝国的疆界。每个人都看出战争要来了。威伯福斯、桑顿与弟兄们仔细地分析，认为“战争不会亡国，战争时不公平的财政税制与粮食销售制度，才是亡国的主因”。于是克拉朋的圣徒们与皮特于1798年共同提出《所得税法案》(Bill of Income Tax)，“税是根据个人收人所得”，取代传统根据人口多寡的人头税（Capital Tax)。
威伯福斯说：“付税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享有愈多财富的人，责任相对加增，所以该付较重的税。”新税制改革，在议院与民间的反对声浪很大。“所得税抽得太重，等于剥夺了我们自愿救济穷人后所余之钱。”威伯福斯的耳朵灵敏，听得出这矫情背后真正的声音，他答道：“金钱是一种迷惑，愈有钱的人愈误认为自己贫穷。金钱使人淡忘对别人的责任与关心。所以所得税是一种提醒，而且每年提醒一次，你是多么有钱的人，需要对国家尽上责任。自愿救济穷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很多人骂他是“国家财税的看门犬”，他答道：“需要有人做国家的看门犬，以免大家都成丧家之犬。拿出你的钱币看看上面印的是谁的像？钱仿佛是你的，但是真正的权柄是国家的，你所有的只是使用权，而非拥有权。税就是在提醒你这一点。”税制的公平，带来社会的安定。
35.食品涨价限制政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799年的冬天特别冷，各处的作物都欠收，玉米、小麦、大麦的价格上涨，买不起食物的农民只好抢购粗糙的燕麦。威伯福斯认为“贫穷与饥荒是百姓仇视政府的导火线”，这时进行社会救济已经刻不容缓。他登高一呼，提倡政府救济，议院一致通过任命他为“国家食品救济委员会”主席。很多议员也要加入进来，因为有关食品的公共委员一向是肥缺。结果一开起会来，众多委员谈笑风生，闲话家常。威伯福斯对于这种浪费时间的会议，深感痛心。他写信给农业专家杨：“我非常震惊，如此重要的农业问题，委员们却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整个会议期间为芝麻细节吵闹不休，直到休会。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唉！可怜的穷人们只剩燕麦，没有小麦面包了。”
威伯福斯决定施以铁腕，使用行政力量换掉几个委员；他运用议事规条，严格要求委员“只讨论食品救济问题，不牵涉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