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震最大的特点是用一种理想化的态度看取人生与社会，这种理想化是因为是从人的成长需求中的美好愿望出发及未能深谙社会、人生的复杂而发生的。前者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后者则体现了一种幼稚的不成熟，这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王蒙正是要通过林震的形象塑造来体现这种“年轻性”，这在他坚持将作品命名为“年轻人”而非“青年人”，坚持用“来了个”而非“新来的”，可以见出他此意识的自觉与明确。王蒙对此种“年轻性”是持双重态度的：一方面，他肯定了这其中所蕴含的追求理想的生命的活力，一方面，他否定了那种未能深谙社会、人生的复杂而对社会、人生的理想化态度。就后者而言，在林震的形象塑造上，是通过下列五个方面而给以最为鲜明地体现的。第一，通过林震眼中的现实与其心中理想的落差，这一落差又是通过工作与生活这一人生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而给以体现的。在工作方面，我们看到，林震是以一种理想化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这一新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在作品中是以执政党的心脏机关——组织部这一意象来体现的。正因为林震是将新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理想化了，所以，才有了他的种种失望：他看到了组织部神圣崇高后面的卑琐平庸——“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弄虚作假——韩常新对麻袋厂建党情况的汇报；麻木不仁——组织部对麻袋厂的问题只停留在没有实效的口头议论上；干部队伍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韩常新“金玉其外”却“俨然成了少壮有为的干部”而且果然得到了升迁；刘世吾的口头语是“就那么回事”；李宗泰“做组织部长只是挂名”；而最为严重最为本质的则是，所有这些“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了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让你无从下手。你想与之进行斗争，但你与之进行斗争的对象却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无时无处不在却又无时无处地似乎没有存在。犹如进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在生活方面，情爱是最能体现个体生命对象化实现的部分，也凝聚着个体生命最为美好的追求。林震眼中所看到的是怎样的一种情爱形态呢？是赵慧文生活中情爱与婚姻的分离以及给赵慧文所带来的痛苦，是通过刘世吾而体现的人们对这种分离及给当事人带来的痛苦的认可与漠视。作品写了韩常新的热闹的婚礼，并以此写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婚爱，但作品又通过对韩常新工作中所体现的庸俗，让读者想到其婚爱的庸俗，又通过林震对这一婚礼的逃避，写了林震对这一庸俗婚爱的拒绝，也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婚爱形态的拒绝。如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就都以其残酷的一面，撕碎了林震那将社会、人生理想化了的幻影。第二，通过林震工作理想的失败。林震是带着一本《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小说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就是说，他是以一种娜斯佳式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是以一种浪漫的文学的姿态进入工作的，而娜斯佳的理想主义则是当时“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的。但林震以此来工作的结果如何呢？麻袋厂的问题是得到了解决，但却不是由林震解决的，而是由他所批评的对象刘世吾“很出色”地解决的，林震对工作的带有根本性的批评意见没有得到丝毫的反响：被批评的对象“找他一齐出去散步，就像根本没理会他对他们的不满意”。于是，通过林震工作理想的失败，王蒙不仅否定了个人所持的对社会、人生的理想化，也否定了当时对每个人都产生极大影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社会的理想化色彩。第三，林震个人生活的失败。林震与赵慧文在美好的共同的合作与融洽的人与人的交流中，却产生了合情却不合理的美好却不现实的感情，这一感情给林震带来的是失落的痛苦。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失败宣布了林震将社会、人生理想化的失败。第四，对将社会、人生理想化的否定，还深刻地体现在林震——赵慧文——刘世吾这一人物链人生链上。此链是说，年轻的林震长大几年后就会成为赵慧文，再长大几年后，就会从赵慧文成为刘世吾。或者说，刘世吾的昨天是赵慧文，刘世吾的前天是林震。赵慧文不是对林震说过：“当初我也这样”么？刘世吾不是也和林震说过：
“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呵”。王蒙在作品中颇有用心地设计了刘世吾与韩常新这样两个领导干部形象，又通过刘世吾懂得文学，也就是说，追求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韩常新不懂得文学，也就是说，是完全认可现实生活，从而将二人在根本上给以区分，并以此显示了刘世吾与林震的同质性，显示了刘世吾比林震超越现实的愿望更强烈——林震只是在读小册子《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而刘世吾读的则是皇皇巨着《静静的顿河》呵。但是最终如何呢？赵慧文后来不是变得不再过问与己无关之事么？刘世吾最终不是也变得对一切都丧失了热情，“一切就那么回事”么？不要忘了，刘世吾在年轻时，可是比林震还要充满青年人的朝气呵，他的腿就是在与蒋介石的王牌青年军作斗争时被打伤的，这可是林震所望尘莫及的。不要忘了，刘世吾在内心深处是常常怀念自己的年轻时代是常常沉浸在超越现实生活的文学世界中的呵。如果连比林震强百倍的刘世吾都不能挣脱从林震到赵慧文再到刘世吾这样的一条人生链，这样的一条人生轨迹，你又怎么能指望林震能挣脱这条链子这条轨迹呢？当林震成为刘世吾是一种最终的必然时，以林震为代表的将社会、人生理想化的破灭也就是必然的了。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说又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而使林震、赵慧文、刘世吾们必得行走在这样的一条人生轨迹上呢？这就是王蒙之所以否定将社会、人生理想化所依据的最终的价值支点，那就是王蒙强调现实缺陷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并因此而对现实生存法则的认同。譬如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就个体生命而言，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是更为纯净更为融洽的，赵慧文与其丈夫之间在感情上却是有着裂痕的。然而，赵慧文与其丈夫的关系却是在历史中形成且成为了现实既定，因之，从社会现实生存法则看，却具有了更多的合理性。
这种现实缺陷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历史及现实合理性，还特别地表现在王清泉身上：王清泉为什么会有着官僚习气呢？王清泉在战争年代曾“是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是党把他“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他做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了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如果王清泉不能深入到敌人内部并升至副团长的位置而只是一个普通士兵，那么，他就不能更有力地瓦解敌人，而他如果要做到副团长的位置，他的身上就势必要有着某些国民党军的因素从而为国民党军所认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吊诡，新的社会在批判旧的社会从旧的社会中脱胎而出时，才会不可避免地有着旧的时代的痕迹，并从而使得现实缺陷具有了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现实缺陷之所以具有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还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状况是为经济、政治等等社会因素的发展规律所决定而并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发展愿望所设定的，这种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现实生存法则。个体生命面对这一规律这一现实生存法则是非常渺小、无力的，只有认识、适应这一规律这一现实生存法则，才能在社会现实中更好地生存。个体生命的不断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认识、适应这一规律、法则的过程，如是，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个体生命终于被这一规律、法则所同化了，这似乎是个体生命不可逃避的宿命。
面对着上述的破灭与宿命，王蒙通过林震与刘世吾的形象塑造，写出了两种价值指向。一种以林震为代表。王蒙对林震的价值评判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否定了林震将生活理想化，另一方面，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对林震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精神，对林震后来明知其努力的艰难、无望，却仍然要顽强地追求下去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并通过这种肯定与赞扬，构成了对林震必然地要成为刘世吾的人生轨迹的拒绝，构成了对社会现实生存法则必然要消损个体生命的拒绝。小说结尾林震“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门声，正是作者所肯定的林震对追求这种拒绝的形象叩问，如果说，这种叩问在《年轻人》中，还局限在领导者的身上而显得肤浅，那么，在其后的作品中，这种叩问则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王蒙的作品之中，这一点，我在后面再给以展开的论述。但是这样的一种叩问，又是指向社会现实的经验层面上而不是指向个体生命本体的，因而不能达到对世界与人生的根本性质疑，因而也就达不到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深度。造成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30年代后，战争、政治革命成为变革社会结构的主要手段，成为时代的主潮。对个体生命意义存在的追问，从生命本体这一维度转入社会变革这一维度之上：或者是将个体生命完全消融于群体之中，或者是揭示个体生命与新的社会群体的冲突形态，典型的如丁玲的《在医院中》。王蒙的《年轻人》在这一点上，可视为是《在医院中》这一价值脉系上的延续，而并非是对五四时代鲁迅追问个体生命本体意义的直接继承。
另一种价值指向以刘世吾为代表。如上所述，当王蒙在作品中通过五个方面否定了林震对生活的理想化，这时，林震的发展、成长指向就必然地指向了刘世吾。刘世吾在经验了、悟透了将社会、人生理想化的失败后，在经验了、悟透了人的存在的“荒诞性”及人所付出的努力的价值依托的失去后，其所持立场的价值指向有四：第一，他仍然怀念着那种“年轻”的热情，这主要表现在他将林震与韩常新给以区别并对林震给以肯定与爱惜：“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表现在他对超越现实生活的文学世界的热爱表现在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怀念。第二，对社会、人生复杂性的深刻的洞察力。刘世吾对韩常新的工作作风，对林震、赵慧文尚处于萌芽的情感世界的潜在危机，可以说是轻易地一目了然。他对非个人能力所能改变的社会的机制性缺陷——自然也包括官僚主义的生成机制，有着深刻明白的体察，并因了这 种体察而力争尽力不浪费自己的生命，不浪费自己的人生精力：“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叫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那正是因为他知道哪些文件是有用的，哪些文件只是类似于韩常新所炮制的无价值的文件，他不愿意在这些无价值的文件中，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自己的人生精力，宁愿放弃这种“忙”而让自己沉浸在文学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刘世吾的“就那么回事”，实在是对这种无价值的官僚作风、对种种无价值的工作的最好的嘲讽，也是力争使自己的生命、人生精力不至于无谓地浪费的最好的一种自我保护。第三，基于他对社会、人生的上述的“经验”与“悟透”，基于在这“经验”与“悟透”之后而来的对个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的不定、无助、无奈、渺小，刘世吾放弃了改造外部环境的雄心，而只要求努力做好自己认为自己分内应该做好的事：当麻袋厂的问题上级未予追究时，他无动于衷，而一旦需要他来处理时，“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其中，我们是可以看见赵慧文做好自己的工作，“给自己制定一个竞赛的办法”的影子的。第四，也正是基于这种“经验”与“悟透”，才有了刘世吾的“就那么一回事”的“可怕的冷漠”。刘世吾在深刻地洞察了社会、人生的复杂后，不但丧失了对无价值工作的盲目的热情，也因意识到了个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不定、无助、无奈、渺小，而对所有的有价值的存在，譬如爱情譬如对世界的积极的改造，也丧失了热情：他对赵慧文的婚爱生活对韩常新的工作作风都因之而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但相比较而言，这样的一种“可怕的冷漠”，较之林震那建立在对社会、人生的理想化的热情，还是要胜出一筹的，那是对社会、人生更深入地进入时所发生的问题。王蒙对刘世吾的价值评判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看到、认可了刘世吾现实存在的深刻性、合理性，甚至对刘世吾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的洞察力及相应的人生态度，有着某种程度的赞赏，这些都是林震所不可企及的。一方面，他对刘世吾在“可怕的冷漠”中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丧失了对现实锐意进取的批判精神，对刘世吾对现实生存法则的完全认同，对刘世吾对个体生命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消损的认同，又是予以否定的。而这种活力与批判精神，这种对个体生命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消损的拒绝，又是体现在林震身上的。如此，在对林震、刘世吾各自的双重的肯定与否定的缠绕中，在看到林震、刘世吾在价值指向上事实上的一分为二而又希望在价值追求中将二人合二而一中，王蒙表现了自己所认可、倡导的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那就是王蒙借刘世吾的口所说出的“经验要丰富，但心要单纯”。所谓“经验要丰富”，就是要对社会、人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相应的现实的应对能力。所谓“心要单纯”，就是要保持生命的纯真、鲜活，保持对人生的热爱之心、进取之心。这种价值指向，具体且展开地体现在王蒙所有的小说之中。但我们在这里首先还应该给以追问的是，王蒙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价值指向呢？这是与其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是分不开的。
二
王蒙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经历为人所熟知，我在这里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的意义上给以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