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时，河东连年大旱，蒲阪居民闻雷首山泽中有一尊龙神，相传亢旱求之极灵，集众往跪泣告。老龙悯众心切，是夜遂兴云雾，吸黄河水施降。上帝方恶此方尚华靡，暴殄天物，当灾旱以彰罪谴，而老龙不秉上命，擅取封水救济过民。上帝令天曹以法剑斩之，掷头于地，以警人民。蒲东解县有僧普静，晨出视之，溪边一龙首，即提至庐中，置合缸内，为诵经咒九日。忽闻缸中有声，启视已无一物，而溪东有呱呱声，发至关道远家（夏直臣关龙逄后）。（道远）名毅，世居解良常平村宝池里。（延熹三年）六月十五日，忽快雨如驶，一黑龙现于村，绕道远之庭，有顷不见。夫人流芳方娠，至二十四日产一子，啼声远达。普静索观，竖眼攒眉，超颏长面，遍体如噀血。普静点头曰：‘忠义性成，神圣之质。’乳名寿，幼从师学，取名长生。及长，膂力敌万夫。读书明《易》象，尤好《春秋》。娶妻胡氏，于光和戊午年五月十三日，生子名平。（俗传平为继子，及年月日俱非）后自名羽，字云长。”
“云长”之字，也能给人以求雨的希望。明显顺应祈雨需求，道教对关羽生平重新进行了系统的诠解，也力图规范各种不同的传说，这里也可看出中明以来流行的通俗小说戏剧的明显影响。比如老龙抗命行雨，就与《西游记》叙泾河老龙为与相士袁天罡打赌争胜，故意违时行雨，触犯天条，被魏征“梦斩”一事相类；而普静之说则是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玉泉显圣”中关羽惑于前孽，呼喊“还我头来”，而为普静喝破前生一事接榫。
道教系统还有一些神只，也具有类似的物候预示功能，如《铸鼎馀闻》卷二引宋娄元礼《田家五行杂占》曰：
“二月八日俗谓祠山神（张渤）生辰，前后必有风雨，号‘接客风’、‘送客雨’。初十日雨谓之‘洗厨雨’。”
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二八《祠山大帝》条：
“（神）以二月八日生，先一日必多风，后一日必多雨。俗人相传，以为神请其夫人之小姨饮酒，故加以风雨，欲视其足也。可谓渎神矣。然至今此日风雨甚验，亦异事也。”清人顾禄《清嘉录》“冻狗肉”条：
“（二月）八日为祠山张大帝诞，相传大帝有风山女、雪山女归省，前后数日必有风雨，号‘请客风’，‘送客雨’，虽天气甚温，又必骤寒。俗有‘大帝吃冻狗肉’之谚。”
是为以地区不同的江南风雨征验。历代所传愈加鄙俗之故无他，特以人格神之家务事以增强妇孺之印象耳，表达出民俗的人情纯朴。
另有一事似可道者，也与关羽及五月十三日颇有渊源。有一种传为关羽创制的艺术品——关帝诗竹，即每字状似一丛竹叶，在竹杆上组成一首五言诗。诗云：
“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还有一些地方是“风雨诗竹图”，以前句为《风竹》诗，另有《雨竹》云：
“大业修不然，鼎足势如许。英雄泪难禁，点点枝头雨。”
《关帝圣迹图志》谓，“竹诗”之石碣系明代宣德间出土于徐州铁佛寺，为建安五年关羽“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以后在曹营所写画，以当书信给刘备自明心志的。平心而论，此诗竹图的笔致、诗意都非上品，但托物言志，倒也中规中矩，且构思相当巧妙，应当是出自乡村文士的笔墨游戏。
按类似图诗有多种传世，散见于解州、涿州、徐州、荆州、奉节、少林寺、洛阳、西安、济南、桂林等地石碣，形态各有不同。以“托古前朝”惯例，此必清代始有之图。满人素敬关羽，或者还以此寄寓了入清以后明遗民自鸣清高的心态，故流传独广。后人不理解其中的曲折幽隐，遂以此诗为亵渎关帝，曾批评道：
“帝之为人性情刚直，心地光明，其不肯久留之意，已不惮明言。一旦辞去，拜书封赐，何等磊磊落落，而顾为此暗昧之事耶！其笔力薄弱，恐后人所造。”
后话再表。至于何以选择竹为关羽言志致意之由，亦有可说者。自北魏《齐民要术》以来一直流传有“移竹日”之说，此风经文人煽炽，宋时已蔚然成俗。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云：
《龙生日》：《岳阳风土记》：“五月十三谓之‘龙生日’，栽竹多茂盛，又前辈作《苍筠传》云：‘筠每岁惟五月十三日独醉，或为人迎置他处，不知也。当时谚曰：此君经年常清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有时倒载过晋地，茫然乘醉俱不知。’宋子京《种竹诗》云：‘阴地围墙植翠筠，疎枝叶茂与时新。赖逢醉日终无损，正似德全于酒人。’晏元献公诗云：‘竹醉人还醉，蚕眠我亦眠。’又云：‘苒苒渭滨族，萧萧尘外姿。如能乐封植，何必醉中移。’东坡诗云：‘竹是当年醉日栽。’”《竹迷日》《笋谱》：“民间说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移竹宜用此日。或阴雨土虚则鞭行，明年笋茎交至。一云：竹迷日栽竹，年年生笋。刘延世《竹迷日栽竹诗》云：‘梅蒸方过有馀润，竹醉由来自古云。掘地聊栽数竿玉，开帘还当一溪云。’然竹迷亦此日也。陈简斋《种竹诗》云：‘何须俟迷日，可笑世俗情。’”
明清则普及到民间。如江南如嘉庆十三年刊江苏《如皐县志》：
“（五月）十三日官府、小民、市井、船户无不作关帝会者。又名‘竹醉日’，移竹必活。”
民国九年刊江苏《六合县续志稿》：
“（五月）是月十三日乃关帝诞辰，官民祭享，演戏建醮以娱神。神雨播秧，谓之磨刀水。移竹，谓之‘竹醉日’。”
而北方亦有相同风习。同治七年刊河北《盐山县志》：
“（五月）十三日为‘竹醉日’，栽竹易活。”光绪二十七年刊安徽《和州志》：
光绪二十七年刊安徽《和州志》：
“（五月）十三日雨，宜种竹（古谓‘竹醉日’）。一曰‘磨刀雨’。”
竹以岁寒不凋，虚心有节，碧玉傲霜，洒然清风，直干凌云，与松、梅合称“岁寒三友”；又以枝干挺拔修长，绿叶疏密相间，形态清新雅致，而和兰、梅、菊并称为“四君子”。以此比拟不流俗品，独立高标，向来为文人雅士喜爱。目前发现最早的墨竹图见于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经北宋文与可及苏轼兄弟的大加提倡，始能自成一科。明人王绂总结墨竹通于书法，“干如篆，节如隶，枝如草，叶如真”，发展出一套笔墨趣味来，后遂大盛于清代，石涛、郑燮即是此中高手，郑氏甚至自叙“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此类“诗竹”当成于墨竹风行以后，显示关羽已被雅士引为同调，受到由衷爱戴了。
此外，竹子从笋到枝叶杆都具有实用性，也是其他植物不能替代的。南方很多地区还以人工种植竹林，为其副业收入之主要来源，五月十三的“竹醉日”对于他们也有特别的意义。
后世隐秘社会崇尚关羽，洪门还仿照此图，造出“名洪竹”来。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是作者依据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藏抄本编辑的，在《先锋问答》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有经过什么地方？
答：经过广东惠州府石城县观音山苦竹坑。问：你上去游玩无？
问：你上去游玩无？
答：亦曾上去游玩。问：见有什么东西。答：见有二盆竹。问：尔竹知多少枝？
问：见有什么东西。
答：见有二盆竹。
问：尔竹知多少枝？
答：一盆三十六，一盆七十二，共凑一百零八。问：尔有取竹无？
问：尔有取竹无？
答：我有取竹百零八枝。
问：尔一人如何取得咯多竹枝？
答：洪家兄弟千千万万，取之不尽，用之有用。问：竹是乜名？
问：竹是乜名？
答：竹名朱洪竹。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广东洪竹世间稀，林中三六七十二。天下无人知此意，起手动脚便知机。
这虽然是源于洪门传说中，共主为朱明后裔朱洪竹，故以竹为洪门暗号。但亦与关羽竹一样，是暗寓“复汉”，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另有一层，竹之繁殖系由根部串生，渐次蔓延开去，或者洪门亦以此隐喻组织发展，主要依赖地下串联之意。
（第四节）“黄帝”“蚩尤”与律历星占
解州盐池庙嘉靖碑谈到关羽神绩的原因时，还说：
“夫申自岳降，说为列星，盖元气所钟，终还造化，亦理之恒，无足骇者。”
这提醒我们还可以从天象角度，解释“关公斩蚩尤”的传说。这并非始自北宋，殆无疑问。后世道教依傍纬书中的黄帝星职司之事，造作神话神谱，已见前说。但质疑后世附会之凭借究竟在何处，窃以为亦不能忽视宋元星占观念的影响。作为传说中的历史人物，黄帝、蚩尤固然往矣，但是在古代星象图里，他们却始终存在不灭，并且各有执掌。这个情况与黄帝蚩尤的后世纠葛有无关联，亦需论及。
《重修纬书集成·春秋纬》云：
“蚩尤伐矜，诛逆灭患。蚩尤起，天下之兵合，祸纷纷。”“蚩尤之旗，五精离芒，天运大兵。垂其彗，后曲而前长，四方并乱，天下灭，兵群猾，动帝座于堂。见则五寇行，主不正暴，必有反兵，期五年，天子忧，不以亡，则九年凶。加于斗宿，天子嚣嚣，出于列位，勉正四方。”
“蚩尤之旗，五精离芒，天运大兵。垂其彗，后曲而前长，四方并乱，天下灭，兵群猾，动帝座于堂。见则五寇行，主不正暴，必有反兵，期五年，天子忧，不以亡，则九年凶。加于斗宿，天子嚣嚣，出于列位，勉正四方。”
可知“蚩尤星”本主“兵灾之象”。《重修纬书集成·孝经雌雄图·三十五妖星》：
“蚩尤星（原注：在并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荧惑将出而不出。其与日合三十日。其未出三日，必有灾云，白、赤、黑色三物，厌日之光。赤色之星有两，赤方在其旁出，而生蚩尤之星，长十丈。其下有大战。正星变色而赤，期二年。”
中国拥有世界惟一的连续不断的天文观测纪录，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文学和星相学，这自然是民族文化的骄傲。早期的星象观测，例有皇家委派的官员担任，并确立了中国的星际天文分野和命名，基本格局也一直沿袭下来。随着历代天文观测技术的改进和天文知识的丰富，中国天文学总的说来是在不断发展，但也有例外，比如宋代。和其科技方面的整体辉煌相比，国家对于天文律历的关注和投资虽然最大最多，但业绩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塌糊涂”。
按东汉盛行谶纬以解经学。魏晋之后佛学入主，谶纬之学遂由儒学流入数术占星之学，得传后世。值得强调的是，出于汉儒“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天文星象又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设计中担负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职能。拿出可靠准确的节气年历，以供天下臣民一体遵行的“奉正朔”，已经是政治权力正统化与合法性的基本象征了，而“天象示警”之类，亦其常见一端。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八曰：
“梁武帝以荧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谶。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当其时，虏尽擅中原之土，安得不应天象也。”
即其一例。南梁北魏皆为历史上着名的佞佛之帝，犹然如此崇信天象之谶，余可知矣。此亦可以见出宋人观念中“荧惑入主”之示警象征。
天文历法又关乎“礼”，钱锺书《管锥编》言：
“吾国古人每借天变以谏诫帝王，如《晏子春秋·谏》上之一八及二一以彗星为‘天教’、荧惑为‘天罚’。又《吕氏春秋·制乐》记文王、宋景公等事，后世史家且特设《五行志》。然君主复即以此道还治臣工，有灾异则谴咎公卿。如《汉书·翟方进传》荧惑星变，‘大臣宜当之’，致方进自杀；《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石宣欲杀王朗而无因，会荧惑守房，思以朗当之；《明史·世宗纪》嘉靖十一年八月彗星见，乃‘敕群臣修省’。此类亦史不绝书，有若反戈之击，入瓮之请。盖人事一彼一此，非一端可执矣。《荀子·天论》：‘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杨谅注：‘顺人之请，以为文饰。’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
虽然宋人武备一直不能得意，但是文化优越感却十分浓厚，钱锺书以为，“金之于宋，正犹古罗马之于希腊也，以武力则臣仆之，而以文教则君之师之。”纪历即其之一大端。这还曾使宋人在外交上露过脸：
“淳熙五年，金遣使来朝贺会庆节，妄称其国历九月庚寅为己丑晦。接使伴检详丘崈辨之，使者辞穷，于是朝廷益重历事。”
纪历对于民间则又是另一番用处。嘉泰元年，“监察御史施康年劾太史局官吴泽、荆大声、周端友循默尸禄，言灾异不及时，诏各降一官。臣僚言：‘颁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历书一日之间，吉凶并出，异端并用，如土鬼，暗金兀之类，则添注于凶神之上犹可也，而其首则揭九良之名，其末则出九曜吉凶之法、勘婚行嫁之法，至于《周公出行》，《一百二十岁宫宿图》，凡闾阎鄙俚之说，无所不有。是岂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哉！’”“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已明白无余地表达了朝廷纪历一事的另一种政治文化用途。
对于一直努力创建正统文化的宋朝君臣来说，历法不准始终是一个令他们尴尬的问题。《宋史》志第二十一《律历一》强调了星象观测的重要意义，并且很有感慨地说：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故律历既正，寒暑以节，岁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绩以凝，万事根本由兹立焉。古人自入小学，知乐知数，已晓其原。后世老师宿儒犹或弗习律历，而律历之家未必知道，各师其师，岐而二之。虽有巧思，岂能究造化之统会，以识天人之蕴奥哉！是以审律造历，更易不当，卒无一定之说。治效之不古若，亦此之由，而世岂察及是乎！”
古代天文星占的主要职责，无非是相互关联的两事：一事是观察星系星座行星流星的相互位置，关系以及运动变化；一事是计算和预测为当时政治、社会和农业所关注的某一类天体运动，究竟会在何时发生，何地显现，以警示君上和百姓。而道教符箓派之设醮祈禳，正可在此时可大显身手，故其关注之切，于国君重臣亦不遑多让。北朝道家祖冲之即以天文纪历闻名后世，隋代道士张宾曾主持“开皇历”的制定，唐代以“步罡推斗”和“推背图”闻名的道士李淳风，也曾主持《麟德甲子元历》（麟德二年，即665年颁布）的制定，“隋末刘焯造《皇极历》，其道不行。淳风乃约之为法，时称精密”。又《中国道教史》第二册曾辟专节《道教学者对天文律历的贡献》，列举了隋唐道士张宾、马赜、薛颐、傅仁、李淳风、尚献甫等人的多方面天文成就和着作。其中傅仁曾主持过唐初《戊寅元历》（武德二年，即619年颁布）的制定，薛颐则在唐太宗时担任过太史令的职务。北宋则以陈抟《易龙图》为承继汉代纬学的代表，经邵雍等人的发挥与理学结合，但释道两家似乎都已经缺乏精于“天算历学”的学者了，这对宋代天文学当然也是损失。此不枝蔓。
观察星象是人类从未停止的活动。最初给星系、星座和行星命名，也大多使用神的名字，中外皆然，不足为奇。中国在观测仪器的设计制造方面，曾经长时期领先其他的民族国家，宋代也不输于前人。仁宗朝苏颂（1020～1101）等人奉敕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就以其活动式屋顶蜚声后世，亦是现代天文台开合式观测屋顶的始祖；今存苏州碑刻博物馆的“石刻星图”（1193年绘制，1247年勒石）原是给年轻的宋宁宗普及天文学知识的，上面至今能够辨认的星仍有1434颗，而欧洲天文学家直到十五世纪才绘制出1022颗的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