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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民间托经与全民道德神(1)

(第一节)《朗灵护国妙经》与雷神关公

关公为中华民族全民信仰,尤其是道德方面的神只,殆无疑议。但何以至此,历代学人却论者纷纭。论者一般以为关公所以成为全民道德神,是“封建统治阶级”,或者儒学倡导的结果。虽然不致大错,但是却系懵懂大帽,未能察其渊源流别。笔者从近年搜寻所得,发现道教及民间宗教以托经形式出现的几种关帝经文,才是重要线索。本文即循此踪迹,结合历史背景试为解读,切望方家教正。

其实在关公封帝以前,道教已有《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开始假托关帝说咒传经了:

“尔时,兴国太平天尊义勇武安王汉寿亭侯关大元帅敕封崇宁真君,圣父聪明正直忠翊仁圣明王,圣母助顺明素元君,神子圣孙,参谋大将,麾下左右,统兵分兵之神,伏兵降兵之神,藏兵收兵之神,布阵摆阵之神,团阵走阵之神,水阵火阵之神,八方八煞四方四勇天丁,掣电轰雷,腾云致雨,鸣锣击鼓,发号施令,将军合司文武公卿,玉泉山得道仙真吾授玉帝敕命,三界都总管雷火瘟部冥府酆都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吾登坛示知尔众:日在天中,心在人中。日在天中普照万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宁为忠臣而不用,毋邪媚以欺君;宁为孝子而不伸,毋忿戾以怼亲。无论纲常伦理,无论日用细微,皆当省身寡过,不可利己损人。一念从正,景星庆云;一念从邪,厉气妖氛。善恶明如观火,祸福应若持衡。凡我含生,总盟此心。吾司雷部霹雳,奏疏速上天庭,昼察阳元功过,夜判冥夜鬼神。若人传写千本,胜看一藏真经,吾遣天丁拥护,自然百福来臻。即说咒曰: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尔时与会文武圣众,闻是经说,莫不踊跃,赞叹称善。若人虔心讽诵,上至帝王,下及民庶,即得星辰顺度,社稷安宁,人物康阜,灾厄蠲除。凡有请祈,悉应其感,一切人天,均沾利益,信受奉行,作礼而退。”

显然踵继佛教有关“玉泉山得道”传说,不过宣示信众“义勇武安王汉寿亭侯关大元帅”系受玉帝敕命,为“三界都总管雷火瘟部冥府酆都御史”,“吾司雷部霹雳”,亦兼有惩恶之使命。而“宁为忠臣”,“宁为孝子”,“无论纲常伦理,无论日用细微,皆当省身寡过,不可利己损人。一念从正,景星庆云;一念从邪,厉气妖氛”,则兼杂理学及道教之说。

《正统道藏》卷二六〇还有《酆都朗灵关元帅秘法》,称关羽封号为“酆都朗灵馘魔关元帅”,可知雷部众神中的“朗灵上将关元帅”即为关羽。

案明嘉靖、隆庆时田艺蘅《留青日札》说:

“雷,天地之义气也。故春分而发,秋分而收,昼而作,夜而息。今则方春而震隆冬而轰,无分于昼夜而霹雳,此殆之其所暴然而辟焉。”

雷为“天地之义气”的说法比较新鲜。田坚执认为的理由是:

“王充有《雷虚篇》,以雷之击人为偶然,辩之甚详。此或未尽天道之妙。天无妄灾,雷无虚击。今历观远近,所击死者虽未必皆元恶之人,而不善者实居多矣。”

或者正是关羽何以由“义神”兼为“雷神”的儒家解释。

鉴于元至明初以来,进入国家祀典之道教致祭越来越繁复,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礼部给事中张九功建言“乞敕礼部,稽之祀典,尽为厘正”。尚书周洪谟奉旨清查,言及雷神祭典时,曾道:

“所谓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道教所尊的雷部主神。道教以为玉霄一府,总司五雷,雷部诸神皆受其统辖。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示现之日,故朝廷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夫风云雷雨,每岁南郊已有合祭之礼,山川坛复有秋报之祭,重复致祭,非其所宜。以六月二十四日为神现示日,和设像名称,皆无所据,亦祈罢其祭告。”

则六月二十四日本为雷神示现之日。后世许多地方有关公诞日为六月二十四日的说法,虽言康熙时出于解州常平村关公祖庙井中发现的汉代石碑,其实是儒士多情,故作虚幻,以应“四戊午”神异之词。其真切来源,实应于此处寻求。

(第二节)《关王忠义经》与嘉靖“抗倭”

嘉靖既佞道教,又崇祀关公,这两种因素对于《三国志演义》的大流行有无关系,值得探考。不妨由《关王忠义经》谈起。

《关王忠义经》(又名《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此题目应为万历以后增益)今已辑入李一氓主编之《藏外道书》第四册。其首载“净口”、“净身”、“净心”、“安土地”、“净坛”等神咒醮仪,以及“祝香”、“长跪礼奉”、“真志心忏悔”、“志心发愿”等礼节,以表供奉关羽之虔诚,于《伏魔关帝忠孝护国翊运真经》中大讲忠孝节义及因果报应,其中《关圣帝君济世消灾集福忠义经·述志章第一》假借关羽口吻,用四言韵语自述生平事迹,已经十分接近同时《三国志演义》的描述,值得注意。其言:

“关圣帝曰:吾本东汉,解良居民。黄巾作乱,天下招兵。观榜涿郡,偶遇刘张。桃园结义,生死不忘。吾习《春秋》,吾知武艺。始除黄巾,三战吕布。许田射鹿,投鼠忌器。土基被困,失散兄弟。曹操奸雄,奏封寿亭。吾奉二嫂,吾思兄弟。诛良斩丑,挂印辞曹。霸陵桥上,挑起锦袍。吾宿义司,明烛达旦。独行千里,五关斩将。吾斩蔡阳,古城会叙。后遇子龙,周仓归义。冒雪隆中,三顾卧龙。义释曹操,恕斩黄忠。领牧荆州,劝农讲学。单刀赴会,谈笑自若。赤壁鏖战,水淹七军。生擒庞德,华夏威名。初封前军,继加五虎。定鼎西川,荡寇神武。吾无所长,惟持忠义。扶汉诛奸,死无畏避。吾年近六,有命在天。视我赤心,听我微言:为子尽孝,为臣尽忠。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夫妇倡随,朋友信义。乡邻婢仆,真诚和气。吾言浅近:天地不尊,神明不惧。五谷不重,三光不避。小秤大斗,杀生害命。奸淫诈逆,集微成着。如此人等,神明厌弃。先夺其魂,后杀其体。举世昏迷,自谓得计。一旦无常,委之天地。谛听吾音,玩此真昧。”

道教还通过这部经书大大提高了关羽的神权,谓其:

“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垒幽酆。秉注生功德,延寿丹书;执定死罪过,夺命里籍。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高证妙果,无量度人,至灵至圣至上至尊伏魔大帝关圣帝君。”

请注意连加的四个“至”字,实已将关羽视为融汇三教之最高神只,这与嘉靖时代的佞道氛围也颇为合辙,不为无因。

需要注意的是,这部书虽然以道经形式出现,但是表述的价值观念却是地道儒家的。其中所述“许田射鹿”、“秉烛达旦”、“周仓归义”等事,均不见于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而“恕斩黄忠”则差异较大,《平话》本述黄忠力战张飞、魏延、关羽三将,未见胜负,“关公言曰:‘此乃大丈夫也,世上皆无。’军师高叫:‘三将停马!’武侯美言说黄忠降了汉。”显然不能将黄忠之降,归结于关羽之“恕”。但此经讳言关羽死事,则与《平话》相同。

至于《忠义经》出现的时间,可由分析《关王忠义经》之序探讨之:

“关王《忠义经》十九章,皆王自制也。晋陈寿演俗通义,似近鄙亵。兹宋学士孙奭编述,南渡中丞张守订梓,相传五百余年,漫无可稽,世人亦不知有是经也。维侯忠义昭寓【宇】宙,功烈垂史册,祠祀遍天下,黄发稚齿,极海穷边,靡不崇重。而侯之随在普灵,威英显赫,千载一日。博幸生同侯乡,籍侯庇久。嘉靖丙辰巡抚荆楚。荆故侯保障区,迄今家尸户祝,顶礼如在。比还省,辞楚王殿下,王询侯故里事,复出《忠义经》示博,拜赐踊跃,若侯陟降也。归舟检阅,后先紊叙,简篇遗逸,字画错乱差讹,遂为校订重录。首揭侯像,并述侯辞曹之书,后人仰侯之赞,汇成一帙,携之京师。继役开中,未遑锓梓。适都督刘显移兵守川广,因以贻之,俾刻荒镇,以作士气,以风忠义,且播之天下瞻奉者,有所持诵则效云。兵部尚书蒲州杨博叙事。”

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即1556年),亦即嘉靖近臣黄锦、陆炳捐资重修当阳关庙,徐阶为记之时。按杨博是嘉靖年间名臣之一,张居正《襄毅杨公墓志铭》曾谓杨博“(嘉靖)乙卯入为兵部尚书,寻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忧,戊午召还本兵。”按照常理,他不可能同时“巡抚荆楚”,除非“丁忧”之事发生在“巡抚荆楚”以后。但也另有证据说,杨博的确服膺这位“乡先贤”并随时礼敬之:

“京师前门有汉前将军庙,颇着灵显。前明大司马杨博过之,必投一‘乡晚生’名刺。以杨与侯同为蒲州人也。”

首要线索就是赠书的“楚王殿下”究为何人。按《明史》列传第四《诸王》曾记述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楚王府发生过一出世子英耀淫乱,忤逆弑父的人伦惨剧,文长不录。嘉靖丙辰承袭楚王一爵的,正为其弟英佥。明室素重道教,嘉靖尤甚,何况关羽此时已经成为皇室私祀主神。楚王府经此惨变,或者有道士编造出这部《忠义经》,劝他以“忠孝节义”为出世圭臬,或者楚藩延请写手编纂此书,欲以“福祸果报”劝醒世人,都是有可能的。若此说成立,则《关王忠义经》很有可能从早期明刊三国故事中受到启发,将关羽故事及“忠义”大旨摘出标示,加以道教咒语符箓加以推广,以迎合嘉靖帝心理,无论出自道士还是藩王,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序中扯到北宋孙奭、南宋张守,以证明经出于宋,则出于宗教“制经托古”的惯伎,不必当真。

此序中谈到的“都督刘显”,倒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物。而刘显“移兵守川广”之事,倒确实发生在这一当口。《明史·刘显传》言:

“嘉靖三十四年,宜宾苗乱。巡抚张臬讨之,显从军陷阵,手格杀五十余人,擒首恶三人。诸军继进,贼尽平。显由是知名。”

他曾与俞大猷、戚继光一起参与“抗倭”战争的一线统帅,传记也在《明史》中同列一卷。更值得拈出一说的是其子刘綎。据《明史》记载,綎“勇敢有父风”,“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且“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尝拳殴马湖知府詹淑”,在重文轻武的的明代,恰似一出“怒鞭督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与努尔哈赤作战时,他率领蜀兵孤军深入三百里,因盟军杜松、李如柏、马林部及从属朝鲜军皆畏缩不前,故先胜后败,陷入重围,“殊死战”殁。亦类关羽荆州之败。且言刘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其为人行事乃至最终结局,都极像是在追摹关羽。

万历二十二年,在邻近洛阳的解州关帝庙“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敕封‘关圣帝君’”时仪典隆重:“遣官奉九旒珍珠冠一,玉带一,四蟠龙袍一,黄牌一面,上书封号一十六字,至京都正阳门供讫”。并在颁赐醮词中郑重其事地宣告:

“切念朕躬奉天御世,尊为亿兆之君;法祖保邦,位称神人之祖,精勤图治,默赖神庇。凡有护国之灵,悉登尊崇之祀。恭惟关圣帝君,生前忠义,振万古之纲常;身后威灵,保历朝之泰运。除邪辅正,圣德神功;保劫康民,福幽利显。既赞干元之化,宜宣帝号之封。所传《三界伏魔大帝关圣经忏》,足以师世淑人,安供名山福地,以乘久远。用是朕发诚心,颁赐帑金,印造《伏魔经忏》。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赍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关圣帝君以今年八月十五日,位证南方丹天三界伏魔大帝之位。天人共庆,三界推尊。兹建醮典三日,安供圣经,庆贺圣帝。自天伊始,永安帝位,不在将班。鉴观万天,巡游三界。悉清人鬼之妖,全消未萌之患。庶使边防镇静,四夷无干扰之虞;朝野奠安,海宇乐升平之化。常历岁月,永荷神庥。”

但此经内容究竟如何,笔者囿于闻见,尚未查悉,有待方家指点。

(第三节)《觉世真经》与道德重建

关羽作为全民道德楷模,背后当然有儒家不断以伦理诠释的推动作用,这已从明清以来各地纷纷树立的关庙碑文中经显示无遗,只是仍然囿于《三国志》的记述。但是到了嘉靖年间的《关王忠义经》里,已开始据《三国志演义》增饰的情节立言,不仅直白地进行“忠孝节义”说教,而且声言会对当时市井习见的“小秤大斗,杀生害命,奸淫诈逆”种种恶习毫不含糊地严惩,以及漠视信仰,“天地不尊,神明不惧。五谷不重,三光不避”情形的厌憎。配合诵此经时需要进行的,还有一整套醮斋仪礼,可以视为道教籍关羽神介入军队,乃至全民道德教化的一种尝试。

到了清代,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现存记载表明,传为康熙七年出现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就是这种努力的新一轮开始。乾隆十年(1745年)夏纶撰《觉世篇注证》,乾隆三十年(1765年)沈维基又撰有《觉世宝训图说》,都是阐述这部经书的。今见最早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版,为乾隆四十三年刻于常熟的《关圣帝君宝训》,此外还有乾隆四十七年立于京师香山,五十四年立于正阳门关帝庙及法源寺的几版碑刻,也证明了乾隆朝应是其广为流播的时期。

该经又称《关圣帝君训世真经》、《觉世篇》、《觉世宝训》,简称《觉世经》,成书年代不详。一种说法是传于清初:

“相传康熙七年夏,降乩于沃乡之桩园,授之王贞吉等,帝亲制序。”

另据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嘉庆十年所刻碑文的自述,来源则是:

“昔海曲刘可学游于太行,夜梦帝君,授经垂训四百三十二言。越数日,西河公署中,复隆鸾笔,与所授经文无异,遂广其传。”

只是两说涉及的地域“沃乡”、“海曲”,以及当事人物“王贞吉”、“刘可学”都无由查证,而这正是民间鸾书惯用的手法。十八世纪以后民间善书又将《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关帝觉世经》三部结集,以“三圣经”之名刊行,遂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圣经”。

《觉世经》篇首即述明立意大旨为“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身于天地之间。”并标立“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亲。敬夫妇,教子孙。”仍然是以儒家五伦为教化之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又增加了“时行方便,广积阴德。救难济急,恤孤怜贫。”“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舍药施茶,戒杀放生。造桥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难解纷。捐资成美,垂训教人”等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以及对于“瞒心眛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诱愚人。诡说升天,敛物行淫。明瞒暗骗,横言曲语。白日咒诅,背地谋害。不存天理,不顺人心。不信报应,引人做恶。不修片善,行诸恶事”等商业、宗教活动中的欺诈行为的谴责,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篇末还以“我作斯语,愿人奉行;言虽浅近,大益身心。戏侮吾言。斩首分形。有能持诵,消凶聚庆。”毫不掩饰地宣示了其托经训世,“神道设教”的面目。从时代历史诸因素综合看来,这应当是在明清之际经历重大战乱以后,民间重建价值体系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视作将关羽塑造为全民道德神的开端。且已开始脱离三国史志、小说、戏曲故事,独立传播价值信仰,也应该是戏曲小说广泛流传以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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