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教师的失败。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何为惑？就是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题，精神世界开始了彷徨，灵魂深处有了疑问。杨丽娟16岁时崇拜明星，是少年、青年人的一种正常心理行为，但一直崇拜到30还不罢休甚至变本加厉，这就是病态了。一个人喜欢、追求美好的东西没错，通过刻苦努力，让自己接近和达到所喜欢和追求的理想彼岸才是正题。无可否认，人是需要一点精神支撑的，崇拜偶像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偶像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文化的，但都具有慰藉心灵、拯救苦难、指引方向的作用。可是很显然，明星也是俗人，他们身上的局限性就是我们身上的局限性，区别只在他们比我们更成功更风光而已。明星崇拜除了起到“激励成功”的作用外，实在没有更深的意义，比如超越的意义。年轻人有了惑，作为教师的杨勤冀不去解或解歪了，无疑也是失败的。
除了指出杨勤冀的双重失败，提醒现在和后来的追星族莫要重蹈覆辙外，笔者还要说的是，明星崇拜其实是消费主义时代商业游戏的产物。当商人发现用金钱捧制出来的明星可以变成摇钱树后，便开始了层出不穷的造星运动。明星不是艺术大师、思维大师，更不是“精神领袖”，而是附着了明显的流行元素、时尚因子、消费价值的“代言人”。正像周杰伦所说，“其实演艺圈是一场游戏，不必太过看重。”所以，崇拜明星是青春年少时的心理和行为冲动，这种冲动若长时间不能降温，那就危险了。不说赶紧得去找心理医生，也得立马冲个冷水澡，好好冷静反思一下，否则就很有可能就成了杨丽娟第二。
（第六节）谁来接程青松的招？
程青松何许人也？国内一本独立的电影批评杂志《青年电影手册》的主编；程青松使出了什么招数？由《青年电影手册》和特约影评人联合推出的第一届中国最差电影奖项“金扫帚”奖近日公布提名名单，《三枪拍案惊奇》、《熊猫大侠》、《气喘吁吁》等20部影片及张艺谋、葛优、陆川等电影人榜上有名；谁来接程青松的招？“金扫帚”奖榜上有名的电影人，其中不少是大名鼎鼎的明星大腕。
笔者认为，程青松此举不是作秀，不是在赚取噱头，而是为了刺激中国电影质量与数量一同提升，是为了倡导电影界说真话（岂止只是电影界），是开展的正常的文艺批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批评，只有一边倒的喝捧，艺术作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停留在口头。正如程青松所言：“说真话已成了中国电影眼下的当务之急，有些电影烂到那种程度了，还没有人出来批评，反而都在唱颂歌，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现象。中国电影就像得了甲流，就得打疫苗，光说好话能治好病吗？”
程青松坦言，即使获“金扫帚”奖的明星大腕都不来领奖，颁奖典礼还是要办。程青松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比如，美国好莱坞就有一项最差电影奖项“金酸梅”奖，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前一天揭晓，但真正去领奖的明星大腕少得可怜。
笔者思忖，明星大腕们不去领奖无非以下几种原因：好话人人愿听，挑刺哪个舒服？已经成了身价不菲的明星大腕，所到之处鲜花掌声如影随形，脸上哪能挂得住；获最差电影奖的明星大腕根本对你的评奖不屑一顾，你既没有权威性，又不影响我上镜获益，你评你的，我（导）演我的，能奈我何？文艺批评是批评家的事；等等等等。
其实，倒是放下身段，有勇气去接受最差电影颁奖，才更显明星大腕的度量，更显明星大腕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更显明星大腕对电影观众的尊重，更能增加自己的人气，说不定还会“因祸得福”，在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中，质量与票房相得益彰呢。
不管明星大腕们去不去领奖，不管明星大腕们接不接程青松的招，评选最差电影与评选最佳电影的目的异曲同工，都是为了提高电影质量，更好地服务电影观众，都是为了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赢得更多的掌声和尊重。电影界如此，其它领域和行业何尝不是如此？
（第七节）仅仅“感触很深刻”是不够的
据《青年时报》12月16日载，杭州市54位主要领导干部，来到位于萧山的南郊监狱——浙江省法纪教育基地，接受了一场特殊的党风廉政教育。在南郊监狱，看到那些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很多是大家平时所熟悉的人，参观的领导干部们表示“感触很深刻”。
在南郊监狱法纪教育图片展览厅的警示墙上，挂着一些因职务犯罪入狱的服刑人员图片，有人低头留下侧影，有的站在大狱铁栅栏前，有的脸颊挂着悔过的泪水。看到昔日的同事、领导、下属今天这副模样，参观的领导干部们“感触很深刻”的心情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仅仅“感触很深刻”是不够的。
为什么这些昔日的同事、领导、下属会落到今天这幅模样？这是参观者必须思考的。权力萌发贪婪，贪婪孳生腐败。一位曾是个正处级干部，一个有着20多年军龄的老兵，最后却因抵挡不住眼前诱惑而锒铛入狱。人们在问，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公务员走上犯罪道路？答案正如这位入狱者在忏悔中说的那样，“主要原因是人生观价值观取向不正确。”没有记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这些昔日的同事、领导、下属的下场给了自己什么样的警示？这也是参观者必须思考的。“一时的贪婪毁掉的是前程、亲情、自由，是终生的幸福。”真正了解了服刑人员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前因后果后，就给自己敲响了党风廉政的警钟。还有，光凭借自律、自警是不够的，应该下大力气在机制、体制上下功夫。要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就应该把领导干部的任用、决策、工作等环节全部置于阳光之下，让人民和社会的监督真正起到作用。
自己怎样才能不重蹈这些昔日的同事、领导、下属的覆辙？这更是参观者必须思考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增强自己的党性原则和法制观念，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抵制各种利益的侵蚀和诱惑。同时，要关口前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有了这些思考，并把这些思考融化在意识里、落实到行动中，法纪教育基地才没白设，参观监狱行为才有意义，反腐倡廉才会取得实效。
（第八节）这个“一票否决”好
据《现代快报》载，第九届“南京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已进入正式评选阶段，与历届相比，这届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在评选中首次引入了听证制。经过第一轮筛选，组委会初步确定了45位人选。45位人选中，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听证代表们说这些企业家能把一个企业搞得红红火火的，的确很杰出，但在考虑他们的企业效应时，也要考虑社会效应，看他们是否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企业家如果没有慈善记录，就应该一票否决！”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助理陈如建议说。他的建议也得到了许多代表的赞同。
笔者非常赞同“企业家如果没有慈善记录，就应该一票否决！”这个建议，原因有三：
首先，企业家要有回报社会的责任。每个企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企业予以很大的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就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社会，帮助急需帮助的群体和个人。企业家要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回报社会，而非只是造福企业家自己。
其次，企业家要有扶贫济困的爱心。我们的社会发展还不均衡，一些弱势群体的困难若单靠政府来解决还不现实，这就要靠我们发展起来的企业献出爱心，伸出援手，在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方面慷慨解囊，担负起社会责任。“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果企业家的眼睛只看自己，对公益事业无动于衷、一毛不拔，最起码不是一个完整的、合格的企业家。
再次“优秀”、“杰出”的称号要名副其实。先进与落后，杰出与一般都是相对的，如果大家站起来一般高，躺下一样长，就无所谓谁杰出谁不杰出了。说我杰出，我就是不但经济效益好，而且社会效益好，对慈善事业热心，对公益事业上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先进的作用就是要砥砺而行，杰出的效应就是要影响一般。惟有此，才是评选各种先进的正题，才能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不管南京的组委会对陈如的建议采纳与否，笔者都由衷的为这个建议叫好。
（第九节）让人喜忧参半的消息
年关近了，在外务工人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足额领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同亲人团聚过年。
据《中国青年报》载，在深圳平湖镇务工的李建和他的35名工友，年前终于领到了被企业拖欠的工资和补偿金。去年9月30日，用工企业单方中止了劳动关系，李建等人提出要求支付欠薪，并对解除劳动关系进行经济补偿。双方经过劳动仲裁和深圳龙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李建等人胜诉，但企业却向法院进行反诉。李建等人在200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信访办见到了市委书记李鸿忠。有了书记的过问，李建和他的工友们顺利拿到了本属于自己的工钱。
读罢这则消息，笔者喜忧参半，感慨颇深。
喜的是，李建和他的工友们终于在年关之前领到了他们的工钱，能够安心舒心的回家，能够拿出钱来孝敬父母，养活孩子；更幸运的是，李建等人讨薪时遇到了“贵人”，有了市委书记的亲自过问，那些不服法院判决的企业，竟主动准备好资金，按书记的要求准时付给了他们。真不敢相信，若李建等人遇不到市委书记，年关之前还会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吗？
忧的是，有了法院的判决，李建等人本应当拿回属于自己的工钱，可他们最终不是靠法律的刚性和威严拿到欠薪，而是靠领导的过问才了结此案。这不免让人感到无奈、苦涩和悲哀。近年来，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制定出许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欠薪、恶意欠薪现象的发生，但欠薪的事件还是不绝于耳。这是为什么？说到底，还是在清欠问题上缺乏有力度的机制、法规和执行！
我们希望随着法制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加快，欠薪这种“痼疾”会得到彻底的根治。我们盼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不是所有遭遇欠薪之扰的务工者都有李建等人的幸运；即使偶有幸运者，因领导过问解决了自己的困难，那也只是幸运者的幸运，而不是法律的胜利。
（第十节）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一旦发生了事故，心存侥幸和有难言之隐的责任人往往会推诿扯皮，不知道、不清楚成了口头禅，企图蒙混过关。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想以不知道为借口逃避责任，一般难以得逞。
去年11月25日，云南富源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2条鲜活的生命消逝在冬季。事故发生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带领工作组迅速到达事故现场。在与富源县县长和分管煤矿的副县长对话中，面对赵的质问，县长不是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就是转移话题，连发了多少证，关闭了多少矿这样的问题，县长都答不上来。与副县长的对话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问国务院什么时候召开的安全生产会议，副县长说是6月份，问你参加了吗，说参加了。赵铁锤不由大怒：你连开会时间都没弄明白，10月份的会，你6月份就贯彻了？
去年9月20日，“中原环保世纪行”督察采访团来到平顶山市石龙区聚鑫冶炼厂。近年来，甘肃、青海、福建等地频频出现当地居民尤其是孩童血铅中毒事故，肇事凶手多为采用烧结锅工艺的违法铅冶炼厂，而聚鑫冶炼厂就是采用这种国家已明令淘汰的工艺和设备，而且非法存在达1年之久。违法企业为何能取得土地？当河南省环保局一位处长质问石龙区区长时，这位区长竟然回答不上来。难怪那位处长发怒：“在你眼皮底下的事情，你就不知道吗？”
以上两件事情有一共同点，就是当地负责人都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负面事件不知道。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依笔者看，不知道是假的。假如要汇报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就，相信当地的领导都会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因为这是好事，是往脸上贴金的事。但如果说安全事故、违法生产这样的大事作为主要负责人竟然不知道，那是骗3岁小孩的把戏。县里有多少企业，上缴多少税收，这可是事关全县财政收入的大事，能说不知道吗？安全形势如何，会不会发生事故，往大处说是人命关天，往小处说会影响头上的乌纱帽，能说不知道吗？假如你不管什么原因真的不知道，那你是如何坐上这把“交椅”的，用河南环保局那位处长的话说，“你这区长是怎么当的？”
不能说或许才是真的。首先，辛辛苦苦熬到这个位置，满足的想保平安，不满足的还想往上挪挪，发生了责任事故，能说自己知道吗？假如说自己知道，那不就等于说自己知法犯法吗？最起码也会被认为是能力不强，监管不力，领导无方啊。其次，官场盘根错节，条条官道通上面，有些人不能惹，有些事不能查，事故来得突然，慌忙无准备之时，我能说自己知道吗？再次，如果参与了企业的入股分红，或得到了企业老板的各种好处，那他可就真的不能说了。
不管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一旦在你管辖的一亩三分地范围内发生了各种事故，触犯了党纪国法，“不知道”永远变不成逃避责任的通行证，“不能说”也得说，而且还得说清楚、说彻底，不然的话，你肯定过不了这道“坎儿”。
（第十一节）“狗患”缘于“人病”
人类养狗，历史久矣。“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鸡犬之声相闻，是以往农村的典型风光。当时农村人养狗，多为看家护院。现代城市人养狗，则多是把狗当宠物，为了赶时髦，或者为了排解心中的寂寞，也是一种生活的需要。
狗是人类的朋友，它在给人类带来种种满足之外，也给人们带来许多难言的“麻烦”。
想必人们还对8月31日发生在我省离石马茂庄村的一起惨剧记忆犹新。大白天在自家门口，年仅9岁的小男孩被两只无人照看的大狼狗活活吞噬，整个过程令人发指。据新华社报道，今年9月，全国共报告狂犬病病例393例，与去年同期的287例相比上升了36.9%，死亡318人。今年1至9月累计报告发病数2254例，与去年同期的1738例上升了29.96%。近年来，狂犬病导致的死亡数量和死亡率都高居全国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首位，截至今年9月份，狂犬病已成为病发率连续5个月位居全国报告死亡数最高的传染病病种。
咬死人的惨剧大都发生在农村，但城市人养狗所带来的不便也是显而易见：恐吓扰民于小区居所，肆意撒欢于大街小巷，随意排泄于公共场所，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给社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成了当代不折不扣的“城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