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珊每次来到火车站，都有置身牲口棚的感觉。火车的汽笛声在她听来就像形形色色牲口的叫声。有的像牛叫，有的像驴叫，还有的像饿极了的猪的叫声。所以那一列列的火车，在她眼里也都是牲口的模样。疾驰的特快列车像脱缰的野马，不紧不慢的直快列车像灵巧的羊在野地中漫步，而她常乘坐的慢车，就像吃足了草的牛在安闲地游走。
没有跟王锐打招呼而直接去探望他，这在林秀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登上火车的那一瞬间，她有些激动，甚至脸热心跳，就像她第一次被王锐拥抱着一样。
这列慢车是由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的。林秀珊在大庆让湖路区的一家毛纺厂的食堂打工，所以她去哈尔滨看王锐，总是由让湖路站上车。能在让湖路停车的，通常都是慢车。林秀珊也不喜欢快车，快车比慢车票贵；还有，高速运行的特快往往使旅客看不清窗外的风景，而坐在慢车上，却能尽情饱览沿途风光。在林秀珊看来，乘火车不看风景就是傻瓜。即便是单调的树、低矮的土房和田野里的荒坟，她都觉得那风景是有韵味的。这些景致本来是死气沉沉的，可因为火车的驶动，它们就仿佛全成了活物。那树木像瘦高的人在急急地赶路，土房就像一台台拖拉机在突突地跑，而荒坟则像一只只蠕动的大青蛙。由于爱看风景，林秀珊在购票时总要对售票员说一句：“给我一张靠窗口的。”
林秀珊和王锐结婚六年了。他们是在老家下三营子村结的婚。下三营子有一百多家农户。原来那一带土质肥沃，风调雨顺，农作物连年丰收，下三营子的人日子过得衣食无忧、自足康乐。可近些年由于附近市县滥伐林地，大肆开垦荒地，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村中那条原本很丰盈欢腾的地根河业已干涸，农作物连年减产。春季的时候，风沙大得能把下到土里的种子给掘出来，下三营子的人纷纷外出，另谋出路。王锐和林秀珊就是这众多外逃人员中的一对，他们同大多数农民一样，选择的是进城打工的路。
林秀珊和王锐并不是每周都能见上一面，但他们每周都会通上一个电话。三年来一直如此，风雨不误。林秀珊住的集体宿舍和王锐所住的工棚都没有电话，他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各自居所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当自家电话王锐会瓦工活，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在恒基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的活儿。林秀珊本想也在哈尔滨打一份零工，这样和王锐见面方便些，然而几经周折，她的愿望都落空了。林秀珊中等个，圆脸，肤色黝黑，眼睛不大，鼻子有些塌，虽然五官长得不出众，但因为她面目和善，还比较受看。不过，她的牙齿难看极了。下三营子的人多年来一直喝地表水，喝得人人都是一口黄牙。别的女人生了黄牙并不显眼，林秀删却不同，她太爱笑了，她的黄牙在她温存敦厚的五官中总是最先抢了人家的视线。所以她去应聘时，大多的雇主一见她的黄牙就蹙起了眉，把她打发了。王锐曾建议她做个牙齿“贴片”美容，可林秀珊坚决反对。她说从下三营子，什么也没带出来，嘴里有一口黄牙，也算是带了那里的水出来了，这样她在镜中看见自己的黄牙时，就不那么想家了。王锐拗不过她，由她去了。林秀珊最终在大庆的让湖路找到一份工作，在毛纺厂的食堂做饭。除了管吃管住外，她每月还能有四百元的工钱，这使林秀珊很知足。何况，让湖路离哈尔滨并不远，即便乘慢车，三小时左右也到了。
来用。现在电信业很发达，城市的街道上遍布着话亭，你只需买一张IC卡就行。这些电话亭大都披挂着一个苹果绿色的罩子，人站在其中，就像是被它给揽在怀中了，所以林秀珊有时觉得电话亭是个情种。
林秀珊所用的那个电话亭，是王锐帮助她选定的。它离毛纺厂只有五分钟的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街边矗立着一排宛若翠绿的屏风似的高大的杨树，电话亭附近还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王锐觉得这个电话亭最适合妻子，街上车来人往。杨树在风中会发出口琴一样悠扬的响声，这样不仅妻子的安全有了保障，还有了一股浪漫的情调。而他自己所用的电话亭，三年来已经变了四次。一幢楼竣工后，他们会去下一个建筑工地，电话亭就要随之变更。通常是林秀珊在每周五的晚上七点来等王锐的电话。明明知道见到的是电话，而不是王锐，可她每次来总要梳洗打扮一番，好像王锐传过来的声音长着眼睛一样。因为双方均处于嘈杂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大声地说话，有时简直是在吼，不然对方会听不清。他们每次相会，总要在电话中约定一个时间，林秀珊去哈尔滨找王锐，或者王锐来让湖路看她。他们从来都是如约前往，从未像今日这么心血来潮地突然不约而同地去看望对方。
几乎是在林秀珊登上火车的同时，王锐也开始了去让湖路的旅行。每次探望林秀珊，他都要穿上那套花了七十元在夜市买的藏蓝色西装，它面料低劣，做工粗糙，不是腋窝开线了，就是裤裆开线了，林秀珊常常在缝补的时候取笑王锐，说他：“裤裆开线我知道为啥，可是你的腋窝长了什么稀罕物，也会开线？”王锐就揪着妻子的耳朵说：“我看你要学坏了！”他脚上的皮鞋，是冬季时在一家小商铺买的。冬季买夏季的商品，折扣率很大，这双原价一百二十元的皮鞋，只花了六十八元就买下来了。由于降价处理的皮鞋断码，王锐没买到适合自己的尺码，这鞋比他平素穿的整整大两码，所以他不得不垫两副鞋垫，不然走路会掉鞋。
王锐去看林秀珊，通常是在双休日的第二天晚上。林秀珊的宿舍住着五个人，他们睡在那里不方便，就到附近的私人旅馆的地下室开一间房。虽然一夜只有二十五元，已令他们心疼不已了。他们聚在一起，先是要热烈地做完爱，然后才会把攒了许多天的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王锐会跟她讲他在哈尔滨听到的新鲜事：酒店的食客吃蚌壳吃出了珍珠；浪荡女人看上了别人家的男人，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一头从郊区走失的牛把交通堵塞了一个多小时；居民区飞来了猫头鹰等。有一回王锐讲他公司的老总带着他的宠物狗来视察施工进程，说那狗个头很高，纯黑色，大约值三四万元。这狗在家里有单独的居室和床。林秀珊听完后哭了，哭得很哀伤，把王锐吓了一跳，忙问她怎么了？林秀珊抽抽噎噎地说：“我们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一张床，可你们老总家的狗却有。”王锐笑了，说：“那我也不做老总家的狗，我还是要做你的狗，没有自己的床，我们睡在街上也觉得美！”林秀珊不像王锐那样爱讲外面的事，她跟王锐说的都是发生在同一宿舍的人身上的琐事，王爱玲又做了一次流产；肖荣的头发脱得厉害，脚跟裂了口子；吴美娟这一段夜夜放臭屁，熏得大家头昏脑涨的。再不就是，王鹃笨得织毛衣不会上袖子等。往往没等林秀珊说完，王锐就起了鼾声。林秀珊就会在枕畔轻轻揪一下丈夫的耳朵，嗔怪道：“做完你的美事你就没心思听我的话了，以后我要先和你说话，后做事。”然而到了下一次，他们依旧是急不可耐地先做事，后说话，而轮到林秀珊说话时，王锐的鼾声如潮水一样袭来。林秀珊很心疼丈夫，他在工地干了一天活，夜晚时再乘上几小时的慢车，赶到让湖路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第二天在睡意正酣时，他又要起早赶凌晨的火车回去，生怕误了工。林秀珊怕王锐起晚了，特意买了一个闹钟，无论冬夏，只要王锐来探望她，闹钟总要被设置到凌晨三点。因为王锐要在八点赶到工棚。闹钟本来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可为了保险起见，林秀珊索性不睡，她和闹钟一起等待着唤醒丈夫的那一时刻。在她的心目中，闹钟跟人一样是有脾气的，赶上它哪一天气不顺了，不想充当叫醒者的角色了，那么他们醒来的一瞬所见到的太阳，一定就是砸向他们生活的冰冷的雪球。不过王锐从不知道妻子这样为他守夜，更不知道在暗夜中林秀珊用手指无限怜爱地在他胸脯上抚来抚去。她还常常情不自禁悄悄地在他脸颊亲上一口。她不敢使劲亲，怕弄醒了丈夫。
有时看王锐太辛苦，林秀珊就主动在固定的约会日期中去哈尔滨。他们会在工棚附近找家私人旅馆，美美过上一夜。林秀珊的旅行包里，除了装着牙具之外，还要装上闹钟和一条花床单。私人旅馆的，床单总是污渍斑斑，睡在这样的床上，就有掉进了臭水沟的污浊感，所以林秀珊花三十多元钱买了两米斜纹布的花布做床单。这床单碧绿的底，上面印满了大朵大朵的向日葵。躺在上面，就有置身花丛的感觉，暖洋洋的，似乎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馨香。他们每次进了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闩门，然后铺床单。王锐一俟床单铺好，就迫不及待地熄了灯。他们在黑暗中脱衣服，这声音总让林秀珊联想到老鼠夜间在碗柜上偷吃东西的声响。通常都是王锐脱得快，他赤条条地钻进被子里后，对林秀珊说的话总是那句“快点——”，林秀珊常常是越想快越出乱子，不是裤子的拉锁被拉错了位，生生地卡住了就是衣领的挂钩把头发缠住了；再不就是摸黑解鞋带时，把鞋带弄成了死结，鞋子就像癞皮狗一样咬着她的脚腕不松口。几次尴尬之后，林秀珊在和王锐相会时就尽量穿那些好脱的衣服，衬衣不带领钩和袖扣，裤子是那种宽松的不带拉链的，鞋子是一褪即下的不系带的船形鞋。这样林秀珊能尽快地投入到王锐的怀抱。他们脱衣服时，就像不太会剐鱼的人把剥下的鳞片弄得四处皆是。在闹钟响起来的一瞬，他们打开灯来，往往会发现袜子飞上了暖水瓶，本该是成双的鞋子，一只在门口，一只却荡进了床底。有一次，她的胸罩竟然落进了洗脸盆里，那里存着半盆漂浮着死苍蝇和烟蒂的脏水，弄得她以后再戴这胸罩时总要蹙蹙眉，好像这胸罩曾是美少女，而今沦落风尘，总让她觉得别扭。
他们也有扫兴的相会。比如林秀珊有一回满怀温情地去哈尔滨，火车刚开不久，只觉得身下一热，她暗自叫了一声“不好”，去厕所一看，果然见身下飘荡出红丝带一样的鲜血。本该一周后才来的月经，偏偏提前到了，这不速之客自然让她心生懊恼。这样的客人来了也就来了，你是打发不掉的。林秀珊委屈极了，她一见到王锐，泪水就扑簌簌落了下来。王锐以为老家下三营子的家人出了事，吓得嘴唇都青了，问清原委后，在长吁一口气后，他也不由叹口气说：“我就把你当成商店玻璃橱窗里的模特，看看不也好么？”林秀珊破涕为笑，嗔怪他，“你让我待在玻璃橱窗里，这不是想闷死我么？”王锐说：“我要有闷死你的意思，就让我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他这赌咒本来是表忠心的，岂料说到了林秀珊最担忧的地方，她一旦在电视上看到建筑工人出事故的报道，就要为王锐担惊受怕多日。不是梦见他从高楼上坠下来了，就是梦见他砌墙时把自己砌在其中了，墙成了丈夫的坟墓。所以他们每次通电话的结尾或是相聚后告别时，林秀珊总要叮嘱王锐：“干活时小心点啊，留神着脚下，别踩空了；也别忘了注意头顶，谁要是抛个砖头下来，你可得躲着点啊。”林秀珊为此爱幻想，要是王锐生着一双翅膀多好啊，他要是不慎从脚手架掉下来，落地后会安然无恙，就像老鹰从高空俯冲而下后，会稳稳实实地站在地上一样。王锐的脑壳要是钢铁铸就的就好了，这样砖头瓦砾落在头顶时，也奈何不了他。后来王锐与林秀珊约会前，在电话末尾总要小心而羞涩地问一声：“你身体方便么？”林秀珊有时调皮，就说“不方便”，但她随之笑了起来。她的笑声使王锐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明白她这是开玩笑。林秀珊的笑声中，总是夹杂着人语或者汽车疾驰而过的声音，这使王锐觉得妻子的笑声很可怜，好像妻子的笑声是一根水灵灵的胡萝卜，嘈杂的人语和车声是一把把无形的尖刀，削减了它身上许多的甜味和水分，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为此很羡慕那些拥有手机的人，他们随时随地可以拨打电话。
如果他和林秀珊都拥有手机，那么夜阑人静时，他们会说上几句温存的悄悄话。可他们知道，养一部手机，赶上他们养儿子的费用了。他们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在下三营子，由林秀珊的娘家人带着，王锐和林秀珊每次拿到工钱时，都觉得儿子的脚踝从沙土中拔出了一截，他们立志要攒下一笔钱来，将来把儿子接到城里来上学。
慢车悠悠驶上了松花江大桥。王锐坐在靠着过道的三人长椅上，他望窗外，就得探着身子，把脖子伸得跟鹅一样长。偏偏靠窗的一个胖子在吸烟，他吞云吐雾不要紧，把窗外的风景给弄模糊了，王锐没有看到以往所见的波光闪闪的江水和飘荡在水面的游船，不由有些败兴。他想起身去别的窗口望风景时，火车已经在震颤中跃过江桥，踏上郊外的农田了。王锐不喜欢看农田，他在下三营子的农田里摸爬滚打了多年。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他初中毕业的那年初春，就被父亲从乡里给领回下三营子村务农。父亲教育他的话永远都是：认得字再多，也不能当粮食吃。王锐在家排行老三，作为“龙凤胎”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农民，他们只念到小学，只有他读到了初中。王锐回到下三营子后第一次跟父亲去农田劳动，他在和煦的阳光中边撒玉米种边哭泣。那一年的玉米大丰收，他相信是种子沾染了他泪水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