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
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在城里由于夹紧着尾巴做人，二十年前的红薯屁还没有放干净。脸上贴一种纸花般的假笑，也学会对别人说你好和谢谢，但是总觉得骨子眼里还是个乡下人。清早刷牙晚上洗脚时，总盼望有人能发现，证明我已经刷过牙和洗过脚。
城里的街道很宽，总觉得这是别人的路，没有自己下脚的地方。往前走时感觉不到在走，总觉得是挤。好不容易挤过去，还要再挤回来。日月就这么重复着，把人的生命放在洗衣机里来回搅。只有风低低地吹过来时，才能追着风吻到那遥远的山坡和亲密的乡村，还有那温暖的黄土泥屋。
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总会有那么一天，城里人把我看够玩够了，就会把我赶出去。那时候我就回到乡下去，肩起犁拐掂起鞭子，打着牛屁股，去翻起父亲们翻过的泥土。每逢集日掂半篮鸡蛋到街里去换回盐和火柴。养一棵桐树，将来给自己打棺材。可惜麦生伯害癌症死了，不然就可以跟着他学木匠，打棺材时不用请人。
不知为什么，当初爹和麦生伯在城里放着官不做，又没有犯错误，却跑回山里当庄稼人。有时候就想，如果父母把我生在城里，我对这个世界，就会是另一种感觉。我问过多次，他们都不说，好像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和别人不发生关系。时间长了，使你觉得他们就没有过去，只有眼前的日月。
麦生伯姓郑，住郑家疙瘩，离我们张家湾不远，中间隔一道坡，流一条河。山坡上的树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砍净了，露着肉的荒坡上只盘着些曲曲弯弯的小道，像黄牛身上缠绕着的鞭痕。小河从深山里流出来，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摇摇摆摆流进前边的洛河；进黄河，奔大海，像人来自大地又回到大地那样曲折和坎坷。
虽然不一个村，麦生伯常来，爹也常去，经常坐在一块拉家常排闲话。说说庄稼，也说说家里养的牛和猪。有时高兴，爹从墙上取下大弦，扯着长长的弓，摇头晃脑使劲地锯，麦生伯就伸长脖子吼叫起来。麦生伯的脖子长，唱起来又滚出几条很粗的筋，使我觉得他是在用脖子唱。有时候心烦，他们一声不吭，只对着抽旱烟；岁月在他们烟锅里一点点燃烧为灰烬，然后举起来往鞋底一磕，就什么都没有了。
和成的面像石头蛋，放在面板上按几按，擀杖擀成一大片，用刀一切切成线，下到锅里团团转，舀到碗里是莲花瓣，生葱，烂蒜，姜末，胡椒面，再放几撮芝麻盐儿，这就是咱山里人的面条饭。
在他们所有的唱段里，我喜欢这段面条饭。如果去说，这段唱里什么道理都没有；如果去听，这段唱里则好像什么意思都有。那扯开的腔里展开着庄稼人走过的长长的路，那曲曲弯弯的弦声里诉说着山里人坎坷不平的人生。说不明白是生活进入了音乐，还是音乐飘进了生活。
他们唱，我跟着学，总唱不出那股味道。小时候常怪自己嗓子细，不明白是由于心里还没有悲凉的苦楚。
除了听他们唱戏，还喜欢麦生伯带我上野地里玩。我们走进坟地，把狼从坟地赶出来，看着狼大摇大摆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我就对着狼吆喝：
日头落，狼下坡，逮住小子当蒸馍，逮住闺女当汤喝。
手里还提着麦生伯给我做的木头手枪。有麦生伯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只是奇怪，既然有人，为什么还要有狼呢？那时候还不知道怕人，只知道怕狼。
麦生伯指着狼对我说不要怕，狼有吃人的心，没有吃人的胆；豹有吃人的胆，没有吃人的心。我问麦生伯，狼为什么想吃人又不敢，豹子为什么敢吃人又不想。麦生伯笑笑说，这些道理等你长大了才能明白。其实到如今我也不明白，只是不去追问这些话罢了。
孩子们不明白的事情还少，总想追问，大人们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也就不去追问了。不去追问，把一些话放在心里埋起来，这恐怕就是大人和孩子的区别了。
麦生伯发现自己害了癌症是那年秋后。麦生伯吃饭老往外吐，爹心里邪，害怕出事儿，就逼着他上县医院检查。这之前麦生伯的儿子小龙已经和我妹妹秀春订了婚，两家人亲上加亲，和一家人一样。起初麦生伯还高低不去，爹发了脾气，才逼着他上了车。
在县医院做胃镜检查时，爹在外边等。爹后来说麦生伯一进那黑屋里，他忽然两腿发软，浑身冒汗，就知道这病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在我爷爷奶奶死前，爹都有过这种奇怪的感觉，一下就双腿发软心惊肉跳，满脸出冷汗。爹解释不了这感觉的道理，只是有这种感觉。
麦生伯走进那黑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定睛一会儿，才稳住了神儿。先喝下那白糊糊的药，等了一会儿，才脱去衣裳给检查。检查完了后又到几个诊室去折腾。折腾完了，赶他出来，爹脸上的冷汗还没有落下去。
医生把门打开一条窄窄的缝，叫：“谁是郑麦生的家属？”
爹站起来说：“我。”
医生说：“进来吧。”
爹先挤进了那门缝儿，麦生伯也要跟进去，被医生谢绝了。医生顺手碰上门，那门板差点碰上麦生伯的额头。
医生看着爹的打扮，在里边又显得很严肃很郑重地问：“你叫啥？”
“我叫张树声。”
“你和郑麦生啥关系？”
“他是我哥，我是他兄弟。”
“你姓张，他姓郑，怎么是兄弟？”
“大夫有啥你尽量说，我们和亲兄弟一样，我能当住他的家儿。”
“唉，”医生说，“根据目前情况看已是胃癌晚期，回去准备后事吧。”
爹接过那几张检验单，像接过一块砖头那么沉重，久久说不出话来。医生又劝他：“别难过，不要告诉病人，影响病人情绪。”
爹点点头，又把那几张检查结果的单子放回桌子上。他没有勇气把这些单子带回家。但是奇怪，浑身的汗落了，心里冰凉冰凉，他知道麦生伯走到了路尽头。
不过，爹一辈子经历的事太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好人并不一定有好报，老天爷并不公平；既然认定是癌，也就冷静下来。在黑屋待了一会儿，出门时已经是满脸笑容。他拉住麦生伯的手就走，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走出医院就轻松地说说笑笑起来。
“他妈的，真是虚惊一场。”爹哈哈笑着说，“我怕是癌，原来是啥胃炎消化不良。”
“日他妈我想着就是消化不良。”麦生伯也笑了，“人吃五谷杂粮，还能不出点毛病？”
他们两个说着，走到县城大街上。看着大街上车水马龙，爹忽然觉得心里难受。麦生伯是条硬汉子，瞒着他，太看不起他。再说，能瞒到啥时候？总会有一天他要知道的。说明了，又不忍心。于是，就站下来，看着麦生伯的脸，心里没了主意。
“你看着我干啥？不认得？”
“唉，麦生哥，我看他妈的给你实说了吧，反正你这老家伙啥都能看得开。咱这病刚才大夫说了，可不是胃炎消化不良。”
“是啥？”
“是癌。”
“狗日的你这老家伙还想瞒我，大夫叫你进去我就看出来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了。”
“咋？你在门外偷听了？”
“那还用说！”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爹然后满不在乎地说：“癌也没啥了不起，又不是翻人家墙头偷人家大闺女小媳妇，害病不丢人。”“有啥了不起？”麦生伯也笑着说，“这病别人能害，咱也能害，反正不害这病害那病，都是死。”
“反正不能长生不老。”
“不是是啥！”
“打土匪时死了那么多弟兄，还不都是二三十岁？叫我说，麦生哥，咱又活了这几十年，已经是便宜了。”
“不是是啥！”
爹突然心里一热：“咋弄，去哪儿？”
麦生伯说：“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
爹说：“上酒馆，喝一杯！”
麦生伯一拍大腿乐了：“他奶奶的，喝一杯！”
两人进了酒馆，要了四盘菜一瓶白酒，喝了个痛快……
从县里回来，麦生伯一个月后就躺倒了，一躺倒，再没有起来。一个人的命就像树叶那么轻，风一吹霜一打，说黄就黄，说卷就卷，说落就落了。
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风低低地吹过世界。
那年我们家修房子，麦生伯身体还强壮，跑来做泥水匠。我从城里赶回去帮工，因为修房子在我们老家是件大事情。
我们那山里人，一生就三件大事：修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这就是我们山里人的全部的事业和辉煌的前程。他们不知道也不去想还有别的什么，只为了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一代又一代。
我们家乡的房屋分两类：瓦房和草房，很少有窑洞。但全都是黄土泥墙，站在山坡上去望我们的村庄，就像一群黄牛卧在那里晒太阳。不断有山风吹歪一股股炊烟，就像黄牛们举起来的尾巴。
房墙大都由土坯先垒起来，外边再抹上黄泥。黄泥里拌有麦草，它们是泥墙的筋肌，手挽手把着不让风雨吹打进去。常年的雨水洗干净麦草的脸，天晴时麦草上便反射出金灿灿的阳光。
这种墙的好处是可以更换，屋宇用木柱架起来撑着，墙倒屋不塌，过许多年，人们闲下来时，就把老墙扒掉，当肥料送进田里去养庄稼。这种肥料叫壮土，劲道很大，在肥料中算上品。然后再用新土做成新墙，十分方便，又给人一种新房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家乡，庄稼人极少用砖做墙，过去的大地主富户也只用砖做个墙腿以显排场，都不肯一砖到底，只有一些老庙宇例外。这些神仙住的地方才完全用砖做墙，而且一砖到顶不见黄泥，和庄稼人住的黄泥墙屋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只有神仙才能脱离土地，飘出人间飞上天空。爹和麦生伯都对我讲过，这是老辈人的古训，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如果细细去追踪，这话里好像有些什么神秘的启示，在深深的揭示着人和土地之间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从现实世界到精神世界，无处不有，能使人联想到漫无边际。
不过在家乡时，并没有觉得住那土屋有什么好处，除了比城里的房子多一些老鼠洞，并没有别的优点。一直到在城里住了许多年后，才逐渐体验到那黄土泥屋的温暖。具体说，那只是心灵上一种温暖的感觉，住在家乡那黄土泥屋里永远有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安全和幸福，而且这感觉是住在城市的楼房里体验不出来的。于是每每从城里远远地返回那乡村，走进那黄土泥屋，就像一个大人又回到婴儿的世界。在这里见人不用说你好和谢谢，谁要感谢谁，见面不用说好听话。这就使我在城里活得很累，我害怕城里人。
我小时候怕狼，现在害怕城里人。
麦生伯给我们家干活不要工钱，又特别卖力气。每天早早上架子，吃饭时才下来。撒尿时就解开裤裆掏出家伙，往墙上滋，好像满世界就他一个人。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老伴，里里外外一个人，经常吃不上应时饭。妈妈心细，每顿饭都给他碗底卧一个鸡蛋，想补补他的身子。爹让我每天都给他衣袋里塞包烟，让他随便抽。而他并不常抽，却喜欢把纸烟像旗帜一样夹在耳根。他还把抽剩的烟屁股留着，剥去外边的纸，把烟末装进旱烟锅里。他在替我们家节省，他知道这纸烟都是用钱买来的，而钱又是用汗水换来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庄稼人就这样，啥时候都是细水长流过日月。
那几天活儿紧，人累，但夜里全不急着去睡，一定要聚在一块排闲话。因为我从城里回来，麦生伯想听我说外边的事情，晚上也不回郑家疙瘩，就住在俺家。排闲话时，爹爱坐在木圈椅里，脚蹬住桌边儿。麦生伯爱躺在床上，扛着被卷儿，把一双臭脚蹬在木圈椅的靠背上，差一点就放在我爹的肩膀上。只有点烟时才起身，把旱烟锅对住灯头儿，把灯头火吸得一会倒下去，一会又站起来。
“娃子，”麦生伯有天夜里忽然问我，“你说，咱中国老富不起来，这是他妈的啥问题？”
“中国地大，人多呗。”我说。
麦生伯重新躺下去后，自己讲起来：“闹土改斗地主时，咱们去发动人家，就说咱们共产党是为穷人们服务的。现在还这么说，还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咱共产党是人民的服务员。可要是咱共产党的干部们比群众吃得好穿得好，群众咋会相信咱？不相信，就不能上下一条心，不一条心，就搞不上去。”
爹说：“可是总要有人去当官儿。没有官儿，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天下不就乱了？”
“可是谁来管这些当官的？”麦生伯说，“有些官要是不好好服务时，咱老百姓管不住他们，时间一长，不就生外心只为自己不为国家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的官儿，是凭良心官儿。”
爹说：“一定要想个办法，让群众一发烧当官的就头疼，群众一肚子疼当官儿的就拉稀屎，这才能心连着心命连着命。这个社会主义搞好了，保险能搞过资本主义。”
麦生伯叹口气说：“唉，这个办法可不好想。咱老两个想了几十年，还在这原地转圈圈儿。”
我这才明白，他们这些年来想得很苦，虽然脱离革命队伍回家当了庄稼人，却并没有停止过思考。
麦生伯那晚上的话一字一句如一块块石头压在我心上，直到他死后，也没能够放下来。虽然这些话很家常，我却知道这里边的深刻内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到麦生伯的坟地，对他说您安息吧，您想了一辈子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挺灿烂地升起来，每次都放射出万道金光一样，难道这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吗？
证实自己是癌症后，麦生伯不让爹对外人说出去，他说还有些事情要办。回家以后，先放倒家里那棵桐树，亲自拉锯，把这棵桐树解成二寸厚七尺长的棺材板。然后又用麦糠火把木板烘干，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没了力气，翻动那棺材板时已经张口喘气头上冒汗。他知道自己没有劲把棺材做成了，才买来二斤点心，去请来木匠。匠人们一上工，乡亲们才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他本来准备亲手把棺材做好，他知道自己个头多高，怎么样躺进去舒服。再者做棺材要花不少钱，他不想再多浪费。给别人做了多少棺材，给自己做个棺材不算什么，要不了几天工夫。怎奈实在是力不从心，才请了人。等到做棺材的匠人们开工以后，麦生伯便浑身像软面条一样倒了下来，再也站不起来了。开始还多少能喝点稀汤，慢慢地越来越吃喝不进去了。
麦生伯早早死了老伴，儿子郑小龙才二十二岁，和我妹妹秀春还没有结婚，没过门的媳妇不能常住在婆家侍候公爹。白天去干点活，夜里还要赶回俺张家湾住，住在郑家别人要说闲话。在山里，名誉是女人的命，比什么都要紧。爹每天下午都在山坡下等，一直到太阳落山后。看见山坡上秀春的影子，才放心地回家来。
这样，病人家就没有女人料理，只好亏了麦生伯的妹妹郑麦花，放下婆家的一摊子，住回娘家来侍候哥哥。按乡俗称呼，我们这晚辈人都叫她麦花姑。
麦花姑已经五十岁了，老实人一个，虽然手脚并不精巧和麻利，心肠极好。每日洗洗涮涮，一边侍候哥哥，一边给做棺材的匠人们做饭。还要张罗着给哥哥缝制老衣，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她不怕忙，亲兄妹吃一个奶吊大，爹娘下世早，基本上是哥哥把她拉扯着成人。老嫂比母，长兄比父，她最敬最亲哥哥。但使她难受的是自己心眼太实，拐不过弯儿，从小哥哥只待她好，侍候她吃喝，却不怎么和她说话。如今哥哥躺在床上，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死在眼皮子上了，总是唉声叹气明显有心事放不下，她就是问不出来。为此她伤心极了。
这时候她又坐在床边，慢声细语给哥哥说话。
“哥，棺材在原来生产队的场房里做，那里地场大，宽展，啥都能拉得开。”
“我知道，我去看的地方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