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他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的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余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领导者培养良好的品格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
领导者要善于自处
领导者善于自处也是甚为要紧的事。古语云，贵不能骄，富不能侈。随着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有些人就会不知不觉地放松要求，骄傲自满，奢侈铺张起来。因此，领导者一定要能把握住自己，要能正确地对待名利、地位等问题，也就是说要善于自处。
善于自处的前提，是有自知之明。
知人难，知己更难。古人说，人的眼睛能看清楚远处的东西，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很不容易，因为自己看自己，难免带有主观的成分、感情的色彩。就像有些家长看不见自己子女的缺点或毛病一样，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不够，而是因为被溺爱之情蒙住了双眼，迷住了心窍。从实践中来看，在就任之初，位子尚未坐稳时，领导者通常比较谨慎，能恰当地估计自己。但当工作打开局面，取得成绩，受到表扬、赞扬时，有些人往往就不冷静，容易飘飘然起来。一些领导者因此会变得不谨慎，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知彼，不知己，虽称得上是智者，但还算不得是明白人。领导者不但要尽可能地了解他人，更应该充分地了解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具体说来，就是要客观地、辩证地看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恰当地评价自己的成绩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能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和不能做的、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德才水平，都会对自身和领导工作产生消极影响。有的领导者认为，不要高估自己的形象，不要高估自己的成绩。但也不要低估自己的价值，低估自己的潜力。这样想，这样做，才较为有利。
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夸夸其谈，自我炫耀；在会议上或到下属中去时，总是自己先说一大通，把别人想说的话都堵回去；这都是领导者缺乏自知之明的典型表现。
领导者要做到具有自知之明和善于自处，必须乐于自省，严于解剖自己。省是察看、检查的意思。自省即是自身的反省，这既是自身修养完善的手段，也是通过修养而达到的一种美德。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毛泽东说：“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季米特洛夫也说过：“要找出时间来考虑一下一天中做了些什么是正号还是负号。假如是正号——很好，假如是负号，那就采取措施。”
乐于自省的人是在工作、生活中深思熟虑的人，乐于自省是自觉性的表现。能这样做，便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其进步必然快。古人云：“反己者，触事皆成药石。”一个人只要多做自我反省，任何事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借鉴，作为自己行为标准的药石之言。自省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是对自己的思想活动、言行表现等进行反省，冷静地分析对错得失，明确努力的方向。很多领导者都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如每天下班后、就寝前“过过电影”，坚持写日记、周记等。有一位老教育家说过：“日记虽小事，然作时多在深夜，追省一日所为，有益于防患未然，悬崖勒马皆在此时。若日日无间断，虽无意自省已尽自省之功矣。”
二是从自己的工作对象即周围人和事的反映中，来反思自己的表现和形象。心理学家柯里说：“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作为镜子，都能照出他面前的人的形象。”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等都是自我认识的参照点，有心人在下属中随时会捕捉到自己的不足，从而警醒。这是在下属中照镜子，从中客观地评价自己。当下属中赞誉之声鹊起时，要会“正面文章反面看”，及时地“返朴归真”，从中找出差距。当下属中有怨言时，要认真、仔细地分析，怨言中有民情可察、有民意可知，有时往往是不满情绪的表现。尤其在不足和不良倾向方面，领导者要能做到见微而知著。
三是通过与别人比较来对照、检查自己。孔子所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这个意思。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只有把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比较，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以及长处和短处。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其他人作为参照，就不能有效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要经历一个比较过程的，自省更要能自觉地放开眼界，特别注意向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因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更为集中，学习起来目标也更明确。领导者要做学先进、赶先进的带头人。
任何时候都必须志存高远
此外领导者还必须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这样才能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还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又能到达何处呢？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是志存高远的，没有不是自强不息的。毛泽东从小就是这样一个人。少年毛泽东在退学回家帮助父亲种田时读到了《盛世危言》这本书，激起他外出求学的愿望，有感于“国家的安危，不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劝说，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写了一首《赠父诗》给他父亲。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头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在东山小学，他还从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得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琳女皇、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古时越南的称呼）、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从此，毛泽东就树立了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无数大志向，在离开东山高等小学前给自己取名为“己任”，以表示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后来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学习的五年半时间里，经常和朋友们互相勉励说，人要志存高远，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不要追求个人名利，不要打升官发财的主意。正是因为有这种远大理想的指引，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时代伟人。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反之，志向则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我国历史上的名人曾国藩也同样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
曾国藩曾经在日记写道：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恃，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和我们一样，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的加以自省、鞭策自己。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在低微鄙陋时，还是在安逸富贵中都能自立自强，不忘记自己的远大志向。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逸中自立自强，坚持自己的远大志向实在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