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老师们说：“咱们不要师生之间彼此互相帮助，都说难教，如同医生怪患者难治一样，医生责怪患者的病太严重了，就不打算治了，那他的医术水平不会太高。医生的医术水平是在不断诊治疑难杂症的过程中得以提高的。教师的教育水平也是在把一个难教的学生教好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从此意义而言，是后进学生促进了咱们，提升了教育水平。同时咱们也帮助学生增添了自我教育能力，因此咱们这个组织称为互助组。”
说实话，仔细想来，世上许多事都存在着这种互助关系，正所谓“助人者，自助之”。
要做到“相信每位学生都会成为自己的助手，自己同样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并不容易。
班主任经常很自然的把学生分为“好、坏”两等，认为那些“好学生”可以帮自己，而“坏学生”只会给捣乱。如此考虑问题，就很容易把助手变成对手的角色。
教师必须坚信，学生们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很多东西都不成熟，正因为这样他们有很强的可塑性，他们需要您帮助他们分清内心世界的真善美和假恶丑。
近些年来，我在全国各地不断重复地跟青年班主任强调，必须具有调动学生本身斗自己的能力。当教师调动起学生心灵深处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开始抗争时，在学生的内心深处教师就已找到了自己的助手。依靠着这些助手的力量，就能战胜学生心灵深处的假恶丑。
不管这个学生有多调皮，当他站在你跟前时，你都要确信，他的心灵深处总会存在你潜在的助手。你要能透过学生的外表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寻找你的助手。
教育学生的时候，不要站在学生的对立面想问题，总想着要学生怎样，而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思考，想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要如何改进。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在教育学生，他会认为你是在安抚开导他，是在帮助他，这种教育方法更容易让人接受。
只要与学生形成了这种互助关系，工作起来自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多宽容、少互斗
1974年初，寒意逼人，“浩浩荡荡的文革”运动甚嚣尘上，又推出了“批林批孔”运动。
即时我正在企业，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摧残，从一个无论产品技术设备都一流的工厂沦落为连年亏损的工厂。
当时我被指定为厂级领导的接班人，工厂的规章制度、年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五年规划都是由我写的。我对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深恶痛绝，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面对社会上对孔子的批判我坚持认为对孔子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给其公正合理的评价。
现在看来，这些话毫无争议，可在当年却是大忌，我变成了对抗运动的典型。自盘锦地委、地区工业局党委一直到工厂，耗废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专门针对我成立了19人之多的调查小组。
局保卫科、政工科搜去了我写的日记、文章、稿件共60多万字，某位党性极高的领导从里面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各式的“反动言论”共108条，总结在一起，便大喊道：“魏书生具备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决不是简单的小问题！”
接下来我被停职反省，然后是大会小会的不停批判。最多时，一天我要挨三回批判。当年的批判实际就是不讲道理的乱扣帽子，有的人无知但很左，于是采用谩骂的方式来替代扣帽子，怎么难听怎么骂。记得有一次厂里停电，他们便点着蜡烛批我一直到深夜，在此期间批判者轮班去吃饭了，而我却要在饥寒交迫地环境里承受身心的巨大煎熬。此刻，我的小屋子的小气窗被推开，一位老同志偷偷递进一包东西。我赶紧接过来，她便离开了。打开一看，我发现原来是还有热气的几个包子。
我挨批后去车间劳动。两年后，“四人帮”终于被制服了。他们一下台，我的所谓的那些“反动言论”自然就都不成立了，于是我被平反，又当了干部。这时就有人问我：“你能放过他吗？”“谁呀？”“给你找出108条反动言论的那个人呀！”“不放过又怎么办？”“他批你，现在你也该批他，让他不好过。”我说：“算了吧，如此批来批去什么时间算个头呀？正事都耽误了。”“那你如何想？”“我由衷地希望他能成为党的好干部。成为党的好干部，对他的亲朋好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益处，咱自己不是也多了一个朋友吗？”
怀有一颗宽容的心，真心对待身边的人，不仅能化解矛盾，还可以为你节省时间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假如有人问我：“魏书生，这些年来，你的工作日益增多，为什么整个人还显得那么精神？”说实话，那是因为我从不与人为敌。这十多年来，我不曾与谁作对，不曾整过哪一个人，即使一个人有很多缺点，我也本着与人为善的出发点帮助他，而不是与他为敌，让他陷得更深，错得更多。
八年前，曾有人跟我讲：“咱们学校老师都对你不错，知道你的为人。可有一所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常常妒嫉你。”我说：“这可以理解，我教书6年，就被评定为特级教师，的确让人妒嫉。”
“妒嫉就妒嫉吧，他还给你无事生非，编瞎话，他太亏欠你了。”
我说：“要说亏欠，是我亏欠人家。”
“你们从前认识？你做了什么亏欠他的事？”“不是，从前我们素昧平生。”“那你有什么亏欠他的？”
我说：“正因为素昧平生，人家却情愿拿出一部分脑细胞来给咱造谣。如果不是因为我，人家用这点脑细胞干点其他事好不好，可以学习工作嘛，人家甘愿承担着降低人格的危险来为咱造谣，不简单啊！”
那时的批判，让我认清了社会，不仅学会了宽以待人而且又让我变得更加坚强；现在的谣言，当然也能促使我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人家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来督促我进步，还贬低了自己的人格，岂不是我亏欠人家吗？
后来有机会我与这位老师见了面，我心怀歉意，真诚地与他交谈，他也感受到了我的诚意，不仅不再造遥还经常为我说好话。
我想，人生在世，大家要尽量和谐相处，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
文革中我如此说，便被定论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遭到批判。现在也依然有左得可爱之人，说我阶级斗争觉悟太低，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包容了阶级敌人。我总认为，生活中人和人之间有点小分歧都是正常的还不至于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层面。大家互相让一步，多说一句“对不起”，事情自然就过去了，没有必要一定要分个是非对错，争个你死我活。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吸取文革的教训，不要让历史重蹈复辙。
有的优秀的青年班主任，很伤心地同我谈到：“我们也想当班主任，也向往搞改革。班级管理搞出了成绩，刚开始十分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赞扬，可是嫉妒接着就来了，闲话和谣言也跟着来了。我们真难以忍受这东方式的妒嫉。魏老师您说，我们该如何是好？”
我不知道该好何安慰他们，我只好给他们讲自己挨批判、受妒嫉的经历。向他们传达我的方式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变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这东方式的嫉妒已根深蒂固，我们能把握的只有自己，只能自我调整，正如一句话所说“当你比别人强很多，别人就会羡慕你”。别人嫉妒你，是你不够优秀，浪费时间和精力与人为敌，不仅不会使你更优秀，反而会降低你的人格。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跟低档次的人发生争论，你自然要用低层次的观念、低档次的举止行为，以及低档次的语言，这样难道不是在降低你的人格吧？
独木桥上两人狭路相逢，两人都想先过去，谁也不肯让步，于是二者在桥中对立着僵持着，他们都想当赢者，岂不知，他们都已是失败者了。首先他们因此成为心胸狭獈，本末倒置的人；其次，他们都已遗失最初坚持的理由——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已为自己无端的幼稚付出了几倍于抢先过桥的时间。
生活是一种方式，减少互斗，就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欣赏生活的艺术。聪明的人往往能认识到这一点。
多学人长，少批人短
1979年，我开始进行班级管理自动化的实验，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增强学生组织学习能力。许多事务性工作由班干部来做，同学们积极性很高，纪律变好了，学习成绩也较快提高了。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全校学生思想教育、纪律管理上，大部分班级工作放手让学生来做，效果很好，但个别专家批评我说：“这与凯洛夫的‘三中心’相符吗？这么弄还要老师有什么用？”
别人的批评，激发了我批判的心理。我说：“凯洛夫是外国人，缺乏教育实践经验，编完《教育学》之后才担任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何他编的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不可呢？”
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批判上。等到自己批判疲倦了，发现耽误了许多正事时，才翻然醒悟：又犯了文革中得的“批判病”。
文革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七亿人民都做批判家》的社论。于是一些喜好批判的人手舞足蹈，上蹿下跳，纷纷出击：天地君亲，山川江河，花鸟鱼虫，古往今来者，国内外之事，几乎全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帽子、棍子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直批得黑白颠倒，是非不清。
那些以批判家自居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群摧残狂、妒嫉狂。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拼命批判他人的作品；自己不会也搞不出什么像样的建设，便使劲批评别人建设好的东西。恰如非洲的一种树，永远无法成材，也不许别的植物成材，因为其毒性之大使得其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生。
可悲的是，不但是一些批判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意义，更严重的是一些本来喜欢做实事、学习之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侵蚀，患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
遇事总喜欢批评并不是一种好的习惯，这种不良习惯我们必须根除，否则遗害无穷。
1.形成了吹毛求疵的坏毛病。
据说评判批判家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尺，就是看是否敢批众人都觉得是真善美的东西；是否敢批众人都觉得是正确合理的东西。如果从浅薄的眼光去挑真理的问题，不可能挑不到，只不过如此挑的结果，只会形成一种从鸡蛋里挑骨头的病态心理。
2.产生孤独感。
总是以批评家的姿态对待身边的人时会导致与身边的人关系疏离，最终为自己搭建了一座封闭的城堡。个体如此，国家也同样。文革中，我们批美帝、批苏修、批西欧老牌资本主义，还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几乎批遍了地球上所有的事和物，孤独感不由地产生了。为了掩盖这种孤独，便每日吹牛。说：“我们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所谓的五湖四海，事实上只剩两个。后来这两位朋友，一个拼命骂咱们；另一位侵略咱们的时候手下一点都不留情。
3.容易认不清自我。
每日在查找不好的东西进行批判，即使头脑没糊涂，批的是真的假恶丑，也就应验了那句话：“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很难想象，一个人看到的全是别人的缺点错误，而自己却有许多优点长处。
4.失去提高自身机会。
一味去发现他人的不足，则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的长处，也就丧失了取长补短，吸取营养的机会。
5.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建设中偶见严肃的批判家看到问题无法避开而批之，可是首先他们是建设者。百分百以批判成家之人如姚文元之流，原本富有才华，只由于以批判为业，除剩下骂人、批人的文章外，别无他物。对他人的害处姑且不提，这样做也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深刻认识到批评的弊端，我便努力改正自己爱批判的毛病，不断提醒自己要以吸纳的眼光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对待宇宙。
在读中学时，我就思考着：任何真理都有其适用的特定空间，徜若多迈了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论。那么反之，是不是有其逆定理：一切谬论在一个极特定的时空范畴内是否会成为真理？我要验证这个逆定理的存在。
在学习教育理论时，我不但学孔夫子、陶行知、凯洛夫这些为学术界推崇的教育家的著作，也阅读蔡元培、杜威等争议颇大的人的一些论点。吸收有道理的，宏观方面没道理的，细想它在什么特殊的条件下会有些道理。受仁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的启示，我提出了老师要为学生服务的指导性思维。
将吸收的眼光运用到人际交往中也有很多益处，对毛主席、雷锋、钱学森，我们毫不迟疑地要接受他们的崇高品质与才华。对周围的普通人，也应尽量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即便是对那些缺点和错误都不少、大家都看不起的人，我也告诉自己，多看其的长处，少看其的短处，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常想，他人有不足，我没发现，自己并无损失。但别人有优势，自己没学到，就失去了完善自我的机会。退一步讲，即便对林彪这类人，也不能全部否定。历史上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曾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个人在认识上、能力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勇敢、果断、机智等方面的长处，而不是全部否定这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以学习吸纳的态度来对待他人、对待常识、对待万物，会使人变得强大、热情、乐观、胸怀宽广。我爱这么想：“无论你有多少不足，无论人家对你的评价怎样，我觉得你有优点值得学习，我就会学。”
班主任的思想观念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如果班主任爱批判指责，班内学生纷纷效仿，大家相互批判起来，一个班级很快便会分裂离析。如果互相批判，别说一个班级，文革中一个个家庭兄弟为仇、夫妻反目的例子还少吗？班级混乱，管理学习都是空谈。
我常引导学生要以虚心的态度全面看待一个人，多学人家的长处，扬长避短，大家关系日趋和睦，班级就好管理了。
多挑重担，少推责任
1991年7月17日，我从成都飞往西藏贡嘎机场。
置身高原，忽感在画中游，阳光明媚，碧草青山。高原上的森林草木均比平原的显得更加清晰明亮，可能是空气稀少，且又极少有污染的缘故。
一进西藏，人们就劝我多休息，说是报上说了：“赵本山到西藏表演小品要吸氧，冯巩来表演相声，刚下飞机就进了医院。”拉萨市孔繁森副市长对我说：“休息几天再上课吧！这里的空气仅有平原的60％多，中央某领导前来视察，刚下飞机就进了医院，出院后根本没视察就回北京了。你上课时间长，消耗体力大，必须要多休息几天，恢复了体力后再上课。”
我说：“还有其他人等着，就休一天，明日就开始上课吧！”
“那怎么可以，累坏了如何办？”“累坏了我就不上课了，就休息呗！”
次日，在拉萨市政府礼堂，我开始上课。20分钟后没觉得什么不舒服，30分钟后仍可以，60分钟的感觉不错，课间也没休息，一直讲到中午才告一段落。上午感觉挺不错，下午又继续讲了半天。我用一天的时间讲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三天，我又讲了一天，讲的是如何管理班级，如何当好一位班主任。
第四天，我先为西藏的同学们讲了两节语文课，随后又谈如何教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