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发火之后，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都受到了损伤，我也陷入到急躁情绪的陷阱之中，懊悔不已。深深体会到发脾气的痛苦以后，我意识到：人在发怒时，智能比较低下，常会做出愚笨的判断和荒唐的决定。要想搞好工作，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为了学生，更为了自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少发或不发脾气。
发脾气的人大都明白发脾气的坏处，都想控制自己的怒火，心平气和地处理棘手的状况，一旦情绪的怒火翻卷，脆弱的意志大坝就会被冲垮。如何使大坝不被冲垮？我向学生吐露自己的心声，请学生们帮助我控制自己的情绪。除此之外，还专请一位同学具体负责，一旦他发现老师的脸色转怒之时，要立即提醒、劝告。我表决心时说：“一旦这位同学提出警告，老师必须听从，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王迎同学毛遂自荐，表示愿意负责掌控老师的脾气。他的母亲是我在电机厂时的师傅，我十分熟悉他。在他眼里，我不仅仅是老师，还是熟人、朋友、兄长，即便是我担任了他的班主任之后，他也仍然与过去一样与我开玩笑。王迎为人单纯、爽直、热情、善良，做事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他负责控制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天，校内两个班级发生了争斗，我把几位淘气的学生找到办公室。批评他们时，双方还不太服气，又争吵起来，强者向弱者又出手了。一时气愤之下，我采取了过分的措施，严厉惩治了霸道的学生。风波平息后，我与被惩治的学生谈了心，他理解了老师，我们变成了朋友。可是因为过分措施而引发的内心不悦却一直缠绕着我，我走出办公室，向教室走去，打算排遣一下不良的情绪。
那时我刚接班不久，学生自制能力差，学生们好似是为老师而守纪律，为老师当长工，为老师而学习。教室朝南的4扇大窗户冲着操场，朝北的一扇窗户冲着长140米的走廊，我一般都从走廊的窗户往里瞧，这扇窗户就成了我与学生互相监视的前线。
还没来到窗边，就听到屋内乱七八糟的声音，刚到窗外，就看见4位同学在室内拿粉笔头互相打，旁边还有十几个人在呐喊助威，扰乱了其他同学自习。我本打算到班上轻松一下，转变烦躁的情绪，未曾想到自己的学生亦是如此，烦躁愈加强烈，怒火中烧，冲进门去，想大发雷霆惩治那几个同学。学生一见我站在面前，顿时惊呆了，正打闹着的看到我满面怒容，一个个不知所措。我刚要大吼，王迎同学站起来笑着看我——在这样气氛中，也只剩他还敢笑了。我一时竟忘了以往的许诺，问：“你站起来做什么？”他还笑着，有些难为情地挠了挠头，说：“老师以前让我帮您控制发怒，不知现在还算不算数？”
以往当着全班同学面请人家控制我发怒，现在又当着大家面提这个问题，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控制了一下情绪，愣是压住了自己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语。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我请王迎同学到外面，在走廊里一起商量解决办法，我们在融洽的气氛中把问题解决了，几位违纪同学从内心产生了改变自己，遵守纪律的想法。
王迎同学无数次有效地控制住我不发脾气，慢慢地，我发怒的次数逐渐减少，脾气变好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就充满了对王迎同学深深的感激之情。
注意着装，保持形象
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对学生也起着教育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不用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其作用可以忽略，但不忽略会更好一些。
对于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要注意两个方面：①整洁；②基本上符合当时当地的大众服饰习惯。
有的青年教师穿得不整洁，我都建议他去换洗，理由很简单：因为要求学生做到着装整洁。有的教师以藤野先生为例，说：“他的穿着那么邋遢，不依然受到鲁迅的尊敬吗？”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可能当时日本教师生活艰苦，不太讲卫生的人较多，学生便也习以为常了。如果现在再在日本出现一个身着相同衣服的人，恐怕会被怀疑为精神病人吧！学生也会为有这样不讲卫生的教师而感到羞愧吧！”
第二个要求便不好定了。原先我提出教师服装要俭朴。我的一件蓝平纹衣服，中山装样式，在工厂穿两年，在学校穿了4年，经反复刷洗，蓝色已变成灰色，领、袖、兜盖处都磨成了白色。有同学说：“老师，衣服都这么旧了，您去各市开会，应换一件了。”
“穿这样的衣服有什么不妥吗？不是十分俭朴吗？”
“我们认为不太好，都已八十年代了，过分俭朴，就像是给社会主义丢脸似的。”
第一次听见人说给社会主义丢脸（北方话，大意为降低尊严）这个词，思考后觉其有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仍常穿五六十年代的衣服、下乡劳动时的衣服，很不合时宜，不但给社会主义丢脸，也给教师职业丢脸。
对于这个问题我清楚认识到自己想法过于简单。1982年8月1日，我结婚时穿的“礼服”，上衣是已穿过两年多的白衬衣，裤子是一条花10元钱买的灰裤子。当时饱受“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影响，宁愿花几百元买书送给学生，也不愿花几十元给自己买衣服。
听到学生的批评，我才渐渐改变观念，逐渐认识到，穿得太落伍，也是给自己丢脸。于是开始穿质地良好的衣服。
1987年，到香港考察前我买了一套西服，并且打了领带。已毕业的学生看见后说：“这回老师更新换代，追上形势了。”听了此话，看着这身着装，自我感觉确实良好。
写此稿时，我身着一套1991年5月去广州时买的深蓝色西装套服，花了80元钱。这套衣服跟随我走过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感觉很好。对服装颇有研究的郜老师仔细看了这套衣服，说：“最少要在350元以上。”身着如此服装确实不掉价。
但我仍看不惯教师穿奇特服装。担任校长以来，我始终要求学生身着校服。既然不许学生穿奇装异服，同理教师也不允许。我批评穿衣过分奇特花哨的教师：“勿忘我们从事的职业是教师，而不是演员，不是模特，不是卖服装的售货员。”目前我自感批评得在理，不知十几年后，这个批评如我提倡服装俭朴的想法会不会被否定。
我建议，教师服装能够统一，或者由国家统一制装。希望此项建议能够实现。
我不允许校内的男教师蓄长发、留胡须，也不允许女教师把头搞得稀奇古怪的，理由就是由于我们不允许学生这样做。我自己带头做到及时理发。12年前，我们班理发小组刘志军同学技术很高，几年间，由他为我理发。刘志军毕业后，新一届的学生怕自己技术不佳，不敢给我理。我去了理发店一段时间，认为浪费时间。担任校长后，开始自己理发，每个月对着镜子理一次，十几分钟完成，从此再没去过理发店。很多人不信我自己能给自已理发，有时我就当场表演，以证明事实之存在，不仅节约理发费，最重要的是节省了时间。
发现长处，灵活运用
1990年，盘锦市实验中学召开了辽宁省中学历史教研会，会场内横幅上写道：学习魏书生教改经验，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会议总结的那天，领导跟我说：“魏校长，你给谈一谈吧！”我说：“会议代表中有许多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前辈，我又是历史教学的外行，怎么有资格讲？”“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历史教学如何学习魏书生经验，你不谈怎么说得过去？”
无法推辞，只好上台。发言中，我只讲解发展长处的问题。
以课堂教学的方式来讲，衷心希望大家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长处，千万别模仿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一些老师擅长讲授历史课，不同层次学生都很爱听，兴趣浓，注意力集中，边听边理解并边记忆。老师讲的知识深入人心，在大脑皮层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学生考试成绩好，那就证明这位老师讲授是成功的，就应该继续讲下去，还应该在形式上有所突破，讲得更有趣、形象、科学、系统，讲得更生动、更吸引人。他不该看了魏书生上课后，于是也不讲授了，也去组织学生讨论。那样把自己的优势丢失了，再学一种方法，即便成功，也浪费许多时间。
一些老师，字写得漂亮，还会绘画，板书设计非常吸引人，学生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并研究他的板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便能很容易地记住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起因、经过，以及重要人物。学生学历史兴趣浓、成绩好，显然证明了老师书写的长处。这样，老师当然应该坚守住自己的长处，写得更科学、更艺术、更吸引人，不要因为看魏书生一堂课有时仅有十几个字的板书，于是回去后自己也减少板书了，这样真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也有这样的老师，不善言辞，有人听课就怯场；字不行，练了十几年字，字仍写得七扭八歪。可他不自卑，因他有一个优势：善于进行个别辅导。不管教什么班级，什么水平的学生只要经他辅导，全部学有动力，学有目标，学有方法，学有兴趣。他教授时间不长，各类学生都有很大的提高，这就证明他的辅导功夫了得。他应该扬长避短，利用这方面的长处，写一些论文和专著。虽然他不善言辞，板书也不漂亮，可他极有可能成为辅导方面的专家，变成特级教师。
我继续说：“我们能说唱歌拿手的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边讲边唱吗？”
会场上尖声一片，可能认为不可行。
此时省历史教研室崔主任站起来说：“我就认识这么一位老师，擅长唱，将知识点编成歌词，一上课就唱给学生听。教学效果很好。”我认为学生上这样的课肯定感觉是享受，课前期盼老师早来，课上听老师讲，欣赏老师的唱，思考老师的歌词，课后，不肯让老师离开，考试成绩好。这位老师不能因效仿魏书生的“六步法”，看到魏书生上课不唱歌，于是也克制了自己唱方面的长处，从一位有特长的老师又变成平常的老师。很明显这样学习是偏面的，那还不如不学。
我的主张是在坚持自己的优势前提下，向他人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充实自己而不是抑制自己长处。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固然好，若只有一点长处，只要能把这点长处发挥好，一样能取得好成绩。
一个人轻视另一个人时，爱将人家的长处歪曲成雕虫小技。且不论雕虫原指篆字书法这门艺术，仅是引申其全文——不起眼的技能，若要努力发展也会创造佳绩的。如在小器物上雕刻这些小技能：桃核上刻舟；枣核上刻人物；牙签上刻山水，都常给人以多角度的启示。曾有一位中国微雕艺术家在国外表演时，外国朋友当场拔下一根发丝，请求在上面刻字，艺术家顷刻之间，在头发上刻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8个字，在放大镜下外国友人看见了这8个字，惊叹不已，当场给出5万美元以酬谢。
我18岁下乡，19岁当班主任时与班里几位年龄大的学生就差一两岁。未经过专业的师范训练，对班级工作一窍不通，我知道自己的欠缺之处，但又不能自卑，于是就努力发现自己的优势。
我的长处是善于商量。班级纪律差时，找班干部共同商量，同学们帮我出了许多点子。用这些点子维持纪律，班级秩序比以前变好了。我不知道如何开主题班会，就与学生们共同商量，同学们帮我想出了提高班会质量的好点子。少数学生学农劳动时不积极，我与同学们商量想出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凭借商量的长处，从未带过班的我，最终使班集体具有了超强的凝聚力。之后，离开农村，去了工厂，又到学校教书，担任班主任，我一直谨记自己这一优势，并努力发展着。
后来，担任了书记、校长，靠着商量这二个字，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6年多来，大家精诚团结，使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依靠着商量这两个字，我也顺利完成了给外省市学生的教学任务。
8年多来，中苏边界的黑河市，南宁、桂林、广州、深圳；西部城市乌鲁木齐、拉萨、兰州、重庆东部济南、南京、上海、厦门都留下了我教课的足迹。
为学生讲课，比向老师汇报教改情况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有一次，教研部门的一位领导对我说：“魏老师，您把明日准备讲的课文题目先告诉我们，我们组织学生预习一下，那么讲课成功的把握性不会更大吗？”
“自1981年9月起，我上公开课就从未让学生预习过，这次也还照常进行吧。”
“那失败了该如何？”
“若失败了我也不会有负担，本来我就应真实地向老师们袒露一个真正的自我，暴露不足之处，才会得到老师们的帮助。”
“您是不存在负担，但我们有压力呀。”
“为什么？”
“明日听课的人会很多，从各地赶来的老师们，最远的山区老师，花了3天时间，倒了4次车专程赶到这里，如果失败了，我们组织者会受到责备的。”
在洛阳，老师们对我讲：“明日有1600人听课。”在武汉，有1900人听课；在哈尔滨，有2000人听课。在郑州，马正老师对我说：“明天在郑州大学礼堂的舞台上上课，台下有2000个座位，票很紧俏，在过道上又临时加了200个小方凳，听众2200人，刘副市长也会来听课，不预习有把握吗？”
自信于自己“商量”的长处，我踏实以对。
1989年国庆节，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刚到住处，北师大张鸿苓教授和北京教育学院刘全利主任便来拜访。“你给我们上公开课吧！”我说：“预先不是说好到京后的第三天才上课吗？”“第三天是给全市语文教师代表和教研员上，上课的都是普通中学的学生。今天下午，重点中学的老师想听听你如何给重点中学的学生讲课。”
我说：“上就上吧。我目前正讲第三册教材，从里面找篇课文吧。”
“不是，老师们想听听你是如何调动刚入学新生的自学积极性的，就讲第一册教材。”
“那我没带教材该如何是好？”
“不用着急，下午到会场就会有了。”
下午1∶50，张教授将准备好的教材递给我，我匆匆忙忙作了8分钟的备课，2∶00入会场。课堂上的学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于是，我老实地说：“同学们，上午10点多我赶到北京，10分钟之前才拿到教材，没备好课就来上课了，如何上，咱们商量着来吧！”同学们一听就笑了，学生喜欢放下架子，真心实意的老师。
“今天我们上小说《最后一课》。大家讲讲学一篇小说，要完成几项任务？”同学们畅所欲言。“好了，我们完成这样5项任务。”、“大家第一项是做哪件事？”、“60分钟完成5项任务可不可以？”、“分析人物形象这项任务，是我讲好，还是学生干部讲好？是大家一起讨论好，还是各自查资料好？”
实验中学的学生充满智慧，尽管备课不尽人意，但在同学们的积极配合之下，教学任务顺利完成了。同学们都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不愿意下课，下课了仍把我围在其中，让我为其签字，问这问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