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梁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牛角的大衣钮扣，约莫有半元银币那样大小，上面还连着蓬散的粗麻线。我把它扔到窗外，让它落进迟缓泥泞的河水里。
我不知道布法罗有些什么事情！
幽默家自白
一个毫无痛苦的潜伏期在我身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接着突然发作了，人们说我得了这种病。
但是，他们不称它为麻疹，而称它为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们凑份子买了一个银墨水台，祝贺经理的五十寿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说了一段准备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贺词。
这番话非常成功，全是警句、双关语和可笑的牵强附会，笑声几乎震倒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算是相当殷实的。老马洛本人居然咧开了嘴，职员们马上顺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就是那天早晨九点半开始的。
之后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动我自满的火焰。他们一个个跑来对我说，我那番话是多么俏皮，并且向我解释话中每一处诙谐的地方。
我逐渐发觉他们指望我继续下去。别人可以正经地谈论生意买卖和当天的大事，对我却要求一些滑稽和轻松的话语。
人们指望我拿陶器也开开玩笑，把搪瓷铁器挖苦得轻松些。我是簿记员，假如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些滑稽的评论，或者在一张犁具的发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发噱的东西，别的职员们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声誉逐渐传开，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很小，因而才有这种可能。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的言论。社交集会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发展。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人们老远见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笑容变为哈哈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比较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儿。当然，我们住在一幢墙上攀满蔓藤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簿记员的薪水不很丰厚，但可以摒绝那些追随着多余财富的恶仆。
我偶尔写些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登载这类作品的刊物。它们马上全被采用了。有几个编辑还来信鼓励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的文章，填补一栏地位；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人满意，他准备每期都刊登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后，他提出与我签订一个合同，报酬比五金公司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妻子已经在她的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顶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炸虾饼，还喝了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工作的机会。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把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们一致认为应当辞去公司里的职位，专门从事幽默。
我辞职了。同事们为我设宴送别。我在宴会上的讲话非常精彩，报纸全文发表了。第二天甲晨，我一觉醒来，看看钟。
“哎呀，晚啦！”我嚷着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经不是五金和营造材料的奴隶，而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饭后，她得意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可爱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全都摆好了。还有作家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忍冬的花瓶，墙上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可以在灵感空档时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叶，或者苏丹宫女，或者——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路易莎的声音。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那个声音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时间老人已经收回了五个小时。我便去吃饭。
“开头的时候，你不应该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小时已经够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和孩子们去树林子里玩玩？”
“我确实有点累。”我承认说。于是我们去树林子了。
不久以后，我进行得很顺利。不出一个月，我的产品就像五金那么源源不断。
我还很成功。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引起了重视，批评家们私下议论说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别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抓住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两行笑话，挣一块钱。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拉成四行，使产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头，加一点韵脚装饰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你根本无从辨认它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有富余的钱了，我们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做有点儿地位的人，不像从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职员时，只把我当做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个月之后，我的幽默仿佛逐渐枯竭了。双关妙语和隽永辞令不再脱口而出。有时我的材料起了恐慌。我开始注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一连好几个小时瞪着墙纸，想搜索一些不经雕琢、愉快诙谐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莫洛克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约拿是希伯来的带来厄运的预言者。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扫他们的兴。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语，我便像狗抢骨头似的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只得偷偷转过身去，可耻地把它记在那本须臾不离的小本子上，或者写在上过浆的硬衬衫袖管上，准备来日直用。
我的朋友们都以怜悯和惊讶的眼光看待我。我已经判若两人。以前我向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如今我却在剥削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供他们逗乐了。笑话太宝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的可悲的狐狸，老是夸奖我的朋友们——乌鸦——的歌唱，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觊觎的诙谐的碎屑。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回避我。我甚至忘了怎么微笑，即使听到了我所要窃为己有的话，也不报之一笑。
我收罗材料时，没有一个人、一个地点、一段时间或者一个题目能够逃过。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追索猎物。
牧师一念长韵颂诗的时候，我立即想道：
“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说教通过我思想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者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全不在意地漏了过去。合唱队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狩猎场。我妻子非常温柔、坦率、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涸竭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这些浑朴和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被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的、平庸的、暴露无遗的印刷物中公诸于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卖了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元，我把她可爱的坦率套上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残忍的狼窥视着柔荏的羔羊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话，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找些启发。不过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孩子的稚气语言的颈脖。
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幼稚可爱的思想和语言的源泉。我发现这一类幽默的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提供一栏“儿时记趣”。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的偷偷地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丛中间，窃听他们玩耍嬉笑。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情贪汉。
有一次，我已经山穷水尽，而我的稿件必须在下一班邮件中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到那儿去玩。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躲藏的地点，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送了我的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像躲避瘟神似的躲着我。当我像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掩去时，我总是听到他们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么可悲的角色！
我经济上搞得不坏。不到一年，我攒下了一千块钱，我们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不清楚印度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仿佛跟贱民毫无区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被断送了。我像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中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却畏惧和回避我的螫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里，向我招呼。我感到一阵奇特的难过，站停了。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多雨。我们走进后屋，那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待了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宁谧与满足的美妙感觉。我向四周打量一下那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一门庄重行业的一切配备。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的，蕴含着庄严肃穆的思想。这里处在生命的边缘，是一个永恒的安静所笼罩的隐蔽场所。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的愚蠢便在门口和我分了手。在这个阴沉庄严的环境中，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张铺着幽思的卧榻上。
一刻钟之前，我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现在我是一个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搜寻一句嘲弄的笑话，不必斯文扫地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找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赫弗尔鲍尔不是顶熟悉。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说话，唯恐他的谈吐同这个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不。他绝没有破坏这种和谐。我宽慰地长叹了一口气。我生平从不知道有谁的谈吐像彼得那样平淡得出奇了。同他相比，连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
没有一丝风趣的火花或闪光来损害他的语言。他嘴里吐出的字句像空气那般平凡，像黑莓那般丰富，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一星期之前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激动得微微颤抖，拿我最得意的笑话试了他一下。它无声无息地弹了回来，锋芒全失。我从那时开始就喜欢这个人。
每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遛到赫弗尔鲍尔那里去，沉湎在他的后房里。那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里多消磨一些时间。在任何别的地方，我没法抛弃从周围环境勒索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拼命围攻，也打不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之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
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时，竟然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异；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恶魔折磨得太久，以至现在像小学生那样迷恋休息日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期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酣畅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到对我有益的隐蔽所去。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女人可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有一次她确实受了惊。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做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联想到赫弗尔鲍尔铺子里可爱的后房。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来。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并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把这两件东西撤掉。
有一次，彼得·赫弗尔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踏实平易的态度把他的账册拿给我看，向我解释说，他的收益和事业发展得很快。
他打算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最合乎理想。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彼得已经拿到了我存款银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妻子。但是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放弃幽默创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苹果，而不必把它榨得稀烂，从中挤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将是何等的快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
自从我经常去赫弗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近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像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与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们家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径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满期。我们认为有必要奉告，明年不再准备与您续定，深感抱歉。您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月以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表现了左右逢源、驰骋自如的诙谐与风趣，最近却显得苦苦构思、穷于应付，有捉襟见肘、难以座读之感。
我们再次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诸希见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妻子。她看了之后，脸拉得特别长，眼睛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忿忿地嚷道。“我敢说你写的东西同过去一般好。并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当儿，我猜测路易莎想到了以后不再寄来的支票。“哦，约翰，”她带着哭音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认为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逼疯了；我觉得孩子们却希望我疯，因为他们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后，学着我的步子。如今我又像是他们往日的游伴了。
“今晚我们去看戏！”我嚷道，“一定去。看完戏大家再到皇家饭店大吃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迪——登！”
于是我说明高兴的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发达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去他妈的。
我妻子手里拿着编者的那封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彼得·赫弗——不，现在是赫弗尔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的那个小房间是多么美妙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