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最后时刻居然顾念到她——并且想得很周到！来得太迟了！但是这个谎话在她认为已经成为一片灰烬和尘埃的地方扇旺了一个柔情的火花。她脱口喊道：“罗勃！罗勃！”然后转过身扑在忠诚的仆人怀里，用泪水冲淡她的悲哀。在往后的年月里，凶手的假话像一颗小星星，在爱情的坟墓上空闪烁，给她慰藉，争取她的原谅，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黑老太婆把她搂在胸口，像哄小孩似的低声安慰她，她终于抬起头——但是医师已经走了。
包打听
有两三件事我想弄明白。我才不管它神秘不神秘呢。因此，我开始去打听。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弄清楚女人的衣箱里装了些什么。接着又开始打听为什么床垫要用双层。这种正儿八经的寻问一开始就遭到怀疑，因为听起来显得难以启齿。最后，我总算懂得了，床垫的双层结构是设计来减轻理床女人的重量的。我真愚蠢透顶，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不作成同样大小的呢？对此，我可吃了闭门羹。
出于求知的欲望，我急于要弄懂第三个问题，即“包打听”的性格特征。在我的头脑里，他的形象简直模糊得不能再模糊了。弄清任何事情之前，我们总得先有个具体概念，哪怕是个想象的概念也罢。现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幅约翰·多伊约翰·多伊(JohnDoe)：泛指一般普通人的假设者。的清晰画面，清晰得如同铭刻在钢板上一样。他的眼睛浅蓝，穿着棕色马甲和磨光了的黑色哔叽外套。他一直站在阳光下，口里嚼着东西，他不停地用拇指把小刀反复地一开一合。如果能找到一个更高级一点的人，我敢肯定，他将是一位高大而苍白的人，袖口露出蓝色的护腕，他老坐在那儿擦皮鞋，伴着滚木球小巷的轰隆声，周围全是绿松石。
不过，当我在想象的画布上勾勒“包打听”，画布又变成了一片空白。我设想，他有一种可以折散的微笑(好似龇牙露齿的笑容)，连接的袖口，就这个样儿。对此，我请教了一位新闻记者。
“嗨，”他说，“‘包打听’界于流浪者和俱乐部成员之间，不完全是——呵，他适合于出席菲什菲什(HalniltonFish1808—1893)：美国国务卿，签订华盛顿条约，和平解决美英两国由于战船“亚拉巴马号”的赔款问题引起的争端，开创近代史上国际仲裁先例。先生的招待会和私人拳击赛之间的场合。他不——呵，他既不属于莲花俱乐部，也不属于杰里·麦盖根马口铁工人学徒左钩杂烩协会。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描述他。哪里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在哪儿见到他。是的，他是一种类型的人。每天傍晚，他穿得整整齐齐，熟悉内情，对城里的警察和侍者直呼其名。不，他从不伴随氢化物旅行。通常情况下，你只见他独自一人，或者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位记者朋友离我而去，我到野外闲逛。这时候，丽都街丽都街(Rialto)：纽约百老汇的剧院区。的三千一百二十六颗电灯泡亮了。人们拥挤过去，但没能挡住我向前。妓女的眼光刺在我身上，对我毫无损伤。就餐人、城市守护神、售货女郎、骗子、乞丐、演员、强盗、百万富翁和外地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忙忙慌慌。有的闲逛，有的鬼鬼祟祟，有的昂首阔步，有的急转而去，可我并没有留意他们。我熟知他们，早已明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一直在服务啊！我要找的是“包打听”。他是一种类型。不找到他将会成为一大过失——一种活板印刷——但是，不！让我们继续吧。
我们以道德方面的题外话继续下去吧。目睹一家老小阅读星期天的报纸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各版分头阅读。爸爸正热切地审视那页印着年轻太太在开着的窗口作操的照片，向前躬着身子——但，那儿，你看！妈妈正兴味十足地竭力猜准填字游戏NwYok中的字母。年纪最大的女儿们正急不可待地仔细阅读金融报导，因为上星期晚上某个年轻小伙子说他曾搭乘Q．X．和Z．威利航班飞机，而正在纽约上公立学校的十八岁的儿子却聚精会神于每周一篇讲述如何改制旧衬衫的文章，因为他希望在毕业典礼那天获得缝纫奖。
祖母把喜剧副刊握了整整两个小时，婴孩小托蒂尽其所能随着她那不动产转让而摇来摇去。这幅画面是用来消除疑虑的，因为几行故事一滑而过，使你称心如意。它给人增添一种烈性饮料。
我进了一家咖啡馆——正在调制饮料时，有个人抓起你刚放下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热汤匙。我问他是怎样理解“包打听”这个俗语、名称、描述、称谓、刻画或称号的。
“嗨，”他小心地说，“他是个飞行员，惯于通宵达旦的攻击——明白吗？他是你在平顶脊之间的任何地方都难于碰上的性情激烈的睹徒——懂吗？我估计就这个意思。”
我谢过他，离开了。
在人行道上，一位募捐少女对着我的马甲兜轻轻摇着募捐盒。
“你是否乐意告诉我，每天你募捐的时候可否遇到过通常称为‘包打听’的一类人呢？”
“我想，我懂得你指的什么人，”她微笑着答道。“我夜复一夜地在同一场合见着他们。他们是魔鬼的卫士，假如任何军队的士兵都像他们那么忠心耿耿的话，他们的长官就被服侍得周到极了。我们在他们中间募捐，花几分钱把他们的邪恶变成为上帝服务。”
她又摇盒子，我投进了一块银币。
在一个灯光闪耀的旅馆前，我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正走下马车。他显得悠闲自在，于是，我又问了他。正如我确信的那样，他认认真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在纽约，有‘包打听’一类人，”他答道。“我十分熟悉这个俗语，但我想以前还没有人叫我对此下个定义。要指出确切的标本也很困难。我毫不考虑地说，这类人有种特殊的纽约病的绝症，还缺乏了解。每天早晨六点钟，他的活便伴随生活开始了。他刻板地按习惯穿着，按礼仪行事，但把鼻子伸进与他毫无干系的事情方面，他甚至可以给香猫或寒鸦出谋划策。这种人在城里一直追逐豪放不羁的生活，从设在地下室的酒吧或饭店到屋顶花园，从赫克托大街到哈莱姆区，而且，你在城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用小刀切割意大利式的细面条。你的‘包打听’就干这个。他总是追踪新奇事物，好奇、厚颜无耻、无所不在。双轮双座马车是专为他造的，抽金牌雪茄，正餐时诅咒音乐。他得不到多少人支持，但有关他的谣传则遍城皆是。
“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十分高兴。我已经感到这种夜间活动的害群之马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但以前从未想到过要去分析它。现在，我知道你的‘包打听’早该归类了。紧跟着他的是酒贩子和服装模特儿。他邀请乐队为他弹奏《让我们都上玛蒂尔达去》，而不是韩德尔韩德尔(GeorgeFrederickHandel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的作品。每天晚上，他都要周游一圈，有如我和你每周看一次大象那样。当一家烟店遭洗劫的时候，他朝警官丢眼色，他很熟悉警察的地盘，然后他就无声无息地走开，而我和你则会在总统中找名字、在明星中找地址，以便报告值班警官。”
我的评论家朋友停下来为下面的宏论吸了口气。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已经把他归类了，”我高兴地叫道。“你已经在这城市画廊中为他绘出了肖像。不过，我一定要面对面地见见他，亲自研究‘包打听’。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呢？我怎么才会认出他呢？”
评论家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又继续说下去。他的马车夫还在那儿等着他付车费呢。
“他是一种高度升华爱管闲事的精髓，一种内在的精制橡胶蒸馏品，一种高度集中、高度纯化，无可辩驳而又不可避的好奇和寻根问底的精灵。他的鼻孔能嗅出一次新的轰动事件。当他的阅历耗尽时，他又以不屈不挠地去开拓新的领域。”
“原谅我，”我打断了他。“不过，你能让我见见这样一个人吗？对我而言，这可是件新鲜事。我必须研究它。我决心找遍全城直至找到他为止。他的活动区域一定在百老汇这儿。”
“我就要在这儿就餐，”我的朋友说。“进来吧，如果有个‘包打听’出现，我就指给你看。我认识这儿的绝大多数顾主。”
“可我现在不要吃饭，”我对他说。“你得原谅我。即使今晚不得不从炮台公园炮台公园(theBatteryPark)：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岛的南端。到小小的科尼岛，把纽约搜查一遍，我也要找到‘包打听’。”
我离开旅馆，走上了百老汇大街。追寻“包打听”给我吸入的空气增添了一种人生和兴趣的愉悦动力。生活在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如此色彩缤纷的城市里，真令人感到高兴。
我怡然自得地沿街闲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伟大的纽约市公民，分享着它的宏伟壮丽和各种享乐，也是它的荣耀和声望的参与者。
我转身横跨街道，听见什么东西像蜜蜂的嗡嗡声，然后，我就同桑托斯·杜蒙特桑托斯·杜蒙特(Santos－Dumont1877—1932)：巴西发明家、航空发展的先驱，长期居留法国，制造飞艇，进行首次载人动力飞行(1901)，后又制成重于空气的航空器(1906)和单翼机(1909)。一道欢快地长途飞行。
当我睁开双眼时，我记起了汽油的味道，我大声说：“还没有过去吗？”
一位医院里的护士把一只不那么温柔的手放在我的前额，根本就没有发烧。一位年轻医生走过来，露齿而笑，递给我一张晨报。
“想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吗？”他兴高采烈地问道。我阅读那篇文章，以我昨晚听见嗡嗡声消逝为题。结尾是下面的话：“——贝尔沃医院，据说他的伤势不重。他似乎是一个‘包打听’。”
汽车等待的时候
黄昏刚降临，穿灰色衣服的姑娘又来到那个安静的小公园的安静的角落里。她坐在长椅上看书，白天还有半小时的余晖，可以看清书本上的字。
再说一遍，她的衣服是灰色的，并且朴素得足以掩盖式样和剪裁的完美。一张大网眼的面纱罩住了她的头巾帽和散发着安详恬静的美的眼睛。昨天同一个时候，她也来到这里，前天也是这样，有个人了解这个情况。
了解这个情况的年轻人逡巡走近，把希望寄托在幸运之神身上。他的虔诚得到了回报，因为她翻书页的时候，书从她手里滑下来，在椅子上一磕，落到足足有一码远的地方。
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扑到书上，带着公园里和公共场所司空见惯的神情把它还给它的主人，那种神情既殷勤又充满希望，还掺杂一些对附近那个值勤警察的忌惮。他用悦耳的声调冒险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关于天气的话——那种造成世间多少不幸的开场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等待着他的运气。
姑娘从容不迫地打量了他一下，瞅着他那整洁而平凡的衣服和他那没有什么特殊表情的容貌。
“你高兴的话不妨坐下，”她不慌不忙地说，声调低沉爽朗。“说真的，我倒希望你坐下来。光线太坏了，看书不合适。我宁愿聊聊天。”
“你可知道，”他把公园里的主席们宣布开会时的老一套搬出来说，“我很久没有看到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姑娘啦。昨天我就注意到了你。你可知道，有人被你那双美丽的眼睛迷住了，小妞儿？”
“不论你是谁，”姑娘冷冰冰地说，“你必须记住我是个上等女人。我可以原谅你刚才说的话，因为这类误会在你的圈子里，毫无疑问，是并不稀罕的。我请你坐下来，如果这一请却招来了你的‘小妞儿’，那就算我没请过。”
“我衷心请你原谅，”年轻人央求说。他的得意神色马上让位于悔罪和卑屈。“是我不对，你明白——我是说，公园里有些姑娘，你明白——那是说，当然啦，你不明白，不过——”
“别谈这种事啦，对不起。我当然明白。现在谈谈在这条小路上来来往往，推推搡搡的人吧。他们去向何方？他们为什么这样匆忙？他们幸福吗？”
年轻人立刻抛开他刚才的调情的神情。现在他只有干等的份儿，他捉摸不透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看看他们确实很有意思，”他顺着她的话说。“这是生活的美妙的戏剧。有的去吃晚饭，有的——呃——到别的地方去。真猜不透他们的身世是怎么样的。”
“我不去猜，”姑娘说。“我没有那样好奇。我坐在这儿，是因为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接近人类伟大的、共同的、搏动的心脏。我在生活中的地位使我永远感不到这种搏动。你猜得出我为什么跟你聊天吗——贵姓？”
“帕肯斯塔格。”年轻人回答说。接着，他急切而期待地盼望她自报姓氏。
“我不能告诉你，”姑娘举起一只纤细的手指，微微一笑说。“一说出来，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不让自己的姓名在报刊上出现简直不可能。连照片也是这样。这张面纱和我女仆的帽子掩盖了我的真面目。你应该注意到，我的司机总是在他以为我不留神的时候朝我看。老实说，有五六个显赫的名门望族，我由于出生的关系就属于其中之一。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话，斯塔肯帕特先生——”
“帕肯斯塔格。”年轻人谦虚地更正说。
“——帕肯斯塔格先生，是因为我想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谈话，即使一次也好，跟一个没有被可鄙的财富和虚伪的社会地位所玷污的人谈话。哦！你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厌倦——金钱、金钱、金钱！我还厌倦那些在我周围装模作样的男人，他们活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傀儡。欢乐、珠宝、旅行、交际、各式各样的奢华都叫我腻味透顶。”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年轻人吞吞吐吐地试探说，“金钱准是一样很好的东西。”
“金钱只要够你过充裕的生活就行啦。可是当你有了几百万、几百万的时候——”她做了一个表示无奈的手势。结束了这句话。“叫人生厌的是那种单调，”她接下去说，“乘车兜风、午宴、看戏、舞会、晚宴，以及这一切像镀金似的蒙在外面的过剩的财富。有时候，我的香槟酒杯里冰块的叮当声几乎要使我发疯。”
帕肯斯塔格先生坦率地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有这么一种脾气，”他说，“就是喜欢看书报上写的，或者听人家讲关于富有的时髦人物的生活方式。我想我有点儿虚荣。不过我喜欢了解得彻底一些。我一向有一个概念，认为香槟酒是连瓶冰镇，而不是把冰块放在酒杯里的。”
姑娘发出一连串银铃般的、觉得有趣的笑声。
“你应当知道，”她带着原谅的口吻说，“我们这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就靠标新立异来找消遣。目前流行的花样是把冰块放在香槟酒里。这个办法是一位鞑靼王子在沃尔多夫大饭店吃饭时发明的。过不了多久，就会让位给别的怪念头。正如本星期麦迪逊大街的一次宴会上，每位客人的盘子旁边放了一只绿色羊皮手套，以便吃橄榄的时候戴用。”
“我明白啦，”年轻人谦虚地承认说。“小圈子里的这些特殊的花样，普通人是不熟悉的。”
“有时候，”姑娘略微欠身，接受了他的认错，“我是这样想的，假如我有一天爱上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地位很低的。一个劳动的人，而不是不干活的懒汉。不过，毫无疑问，对于阶级和财富的考虑可能压倒我原来的意图。目前就有两个人在追求我。一个是某个日耳曼公国的大公爵。我猜想他现在有，或者以前有过一个妻子，被他的放纵和残忍逼得发了疯。另一个是英国侯爵，他是那样的冷酷和唯利是图，相比之下，我宁愿选择那个魔鬼似的公爵了。我怎么会把这些都告诉你的啊，派肯斯塔格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