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感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上一句话。
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窃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颤抖起来，“一幅静物写生。”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不经意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静物写生……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蟋蟋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厌烦呢？我要是您的话，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槁点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放声痛哭，她没等他回来，赶紧跑到前室，穿上套鞋，走了出来。她这才轻快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了一趟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她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她为了报复，现在写信告诉他：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他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停滞不前了，除了已有成绩外，他将来不会有任何进展。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行为恶劣，那只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取代了她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不舒服……”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间，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黏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黏糊糊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眼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惚，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您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已经来过了。正是他发现的：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唉，施列克管什么用！说实在的，施列克也帮不了忙。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清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静物写生，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道：“太太，床铺要我收拾一下吗？”
她不见回答，又走了出去。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三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
“快断气了……”他用尖细的嗓子又重复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绞着手，继续道，“我的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戴莫夫，奥西卡·戴莫夫，你是怎么搞的呀！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有着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他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工作，好挣钱来买这堆……污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是的，说这些有什么用！”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间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未来的名人。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擦肩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瘦削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那脑门，那黑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崇拜他，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在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靠养老院救济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做好的。”
小人物
“尊敬的阁下，父亲，恩人！”文官涅维拉济莫夫在起草一封贺信，“祝您在这个复活节及未来的岁月中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并祝阖府安康……”
灯里的煤油快要烧干，冒着黑烟，发出焦臭味。桌子上，在涅维拉济莫夫写字的那只手旁边，一只迷途的蟑螂在慌张地跑来跑去。同值班室相隔两个房间，看门人巴拉蒙已经第三遍擦他那双节日才穿的皮靴。他擦得很起劲，所有的房间里都能听到他的唾沫声和上过鞋油的刷子的沙沙声。
“还得给他，那个混蛋，再写点什么呢？”涅维拉济莫夫这样思忖着，抬眼望着熏黑的天花板。
在天花板上他看到一个发黑的圆圈，那是灯罩的阴影。下面是落满灰尘的墙檐，再下面便是墙壁——早先刷成深褐色。这值班室让他感到像沙漠般荒凉，他不仅可怜起自己来，也可怜起那只蟑螂了……“我值完班还能离开这里，可它却要一辈子在这里值班，”他伸着懒腰想道，“苦闷啊！要不我也去刷刷皮靴？”
涅维拉济莫夫又伸了个懒腰，这才懒洋洋地朝传达室踱去。巴拉蒙已经不擦皮靴了……他一手拿着刷子，一手画着十字，站在通风小窗前听着……“打钟了，先生！”他对涅维拉济莫夫小声说，睁大一双呆滞的眼睛望着他，“已经打钟了，您听。”
涅维拉济莫夫把耳朵凑到小窗口，也倾听起来。复活节的钟声随同春天的清新空气，一齐从窗口涌进室内。各处的教堂钟声齐呜，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马车辘辘作响，在这片乱哄哄的声音中，只有最近的教堂那活跃而高昂的钟声清晰可闻，不知准还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
“人真多啊！”涅维拉齐莫夫看了看下面的街道，叹口气说。在那些亮着的街灯下面不时闪过一个个人影。“大家都跑去做晨祷了……我们东正教的复活节一般在俄历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的人现在恐怕喝足了酒，在城里闲逛哩。有多少笑声和谈话声！只有我倒霉透了，在这种日子还得在这里坐着。而且每年都是如此！”
“谁叫您拿人家的钱呢？要知道今天不该您值班，是扎斯杜波夫雇您当替身。
别人都去玩乐了，您却在这里替人值班……这是贪财啊！”
“见鬼，这怎么叫贪财呢？没有什么财可贪的：统共才两个卢布，外加一条领带……是贫穷，而不是贪财！可是眼下，你知道，要是能跟大伙儿一道去做晨祷，然后开斋，那该多好啊……喝上那么几杯，吃点冷荤菜，然后躺下睡他一觉……或者你往桌旁一坐，桌上摆着受过圣礼的库利契，茶炊在咝咝地响，身边还有那么一个迷人的小妖精……你喝上一小杯，摸摸她的小下巴，那东西还真撩人心魄……这时你会感到自己是个人……唉……我这一辈子算完了！你瞧，有个骗子坐着四轮马车招摇过市了，可你却不得不待在这里，再就是想想心事……”
“各人有各人的造化，伊凡·达尼雷奇。上帝保佑，您也会升官晋级，日后坐上四轮马车的。”
“我？嘿，不行，伙计，你开玩笑。即使拼了命，我这九品文官也上不去了……我没有受过教育。”
“我们的将军也没有受过教育，可是……”
“嘿，我们的将军，他在做将军之前，早偷盗了十万公款。他那副派头，伙计，我可比不上……凭我这副模样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连姓也糟透了：涅维拉济莫夫！总而言之，伙计，这种处境是没有出路的。你愿意，就活下去；你不愿意——那就去上吊……”
涅维拉济莫夫离开通风小窗，苦恼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来转去。钟声变得越来越响……已经不必站在窗口就能听到它了。可是，钟声越是清晰，马车的辘辘声越是响亮，这深褐色的四壁和烟熏的墙檐就显得越发阴暗，煤油灯的黑烟就冒得越浓。
“莫非从值班室溜走？”涅维拉济莫夫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