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份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菜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灌木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凡内奇笑起来，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汪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酷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你们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酗酒、伪善、撒谎……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平气和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见。处处都安静而太平，提抗议的只有那些没声音的统计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担，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
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满足，”伊凡·伊凡内奇接着说，站起来了，“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驾御老百姓。我也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对了，我常说那样的话，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伊凡·伊凡内奇问，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们就告诉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渐渐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现。可是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那一次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做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伊凡·伊凡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凡·伊凡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本人为自己请求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坐下来，沉默了。伊凡·伊凡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廖欣。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现在俊俏的佩拉格娅正在这儿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农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留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凡·伊凡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粒，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煤焦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一声晚安吧。”
阿廖欣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佩拉格娅铺好了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冒出好闻的气味。
伊凡·伊凡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煳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新娘
一
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一轮满月照耀着花园。舒明家里刚做完晚祷，那是祖母玛芙拉·米哈伊洛夫娜吩咐做的。之后，娜佳跑到花园里，这时她看到，大厅里已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正忙碌着；教堂大司祭安德烈神父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在说话。隔着窗子望过去，此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么显得十分年轻；安德烈神父的儿子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花园里寂静而凉爽，黑糊糊的树影静静地躺在地上。可以听到远处一片青蛙的鼓噪，很远很远，大概在城外了。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你深深地呼吸着，不由得会想：不在这儿，而在别处的天空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在田野和树林里，此刻万物正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大自然如此神秘、美丽、富饶而神圣，却是软弱而有罪的人难以领会的。不知为什么真想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的未婚妻，此刻他正站在窗子后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从地下室敞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里面在忙碌着，菜刀当当作响，安着滑轮的门砰砰有声。那里是厨房，从那儿飘来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这时有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这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称萨沙，他是十天前从莫斯科来这儿作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常来走动，请求周济，她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贵族出身的穷寡妇，人长得瘦小多病。
萨沙就是她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十五年，最后才勉勉强强在建筑专科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特别是病重的时候，他都来祖母这儿小住，以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穿一件扣上扣子的常礼眼，一条旧帆布裤的裤筒边已经磨破。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浑身上下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很瘦，大眼睛，十个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不过相貌仍然漂亮。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处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到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
“会的，很可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份。”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她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啊！我妈妈当然有她的弱点，”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其本性来说，当然是个极其善良和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了你们家厨房一趟，看到四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二十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哦，讲到祖母，上帝保佑她，她老了，不管事了。可是要知道，您的母亲想必会讲法语，也参加业余演出，看来她应该明白呀。”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个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您说的都是老一套，早就让人听烦了，”她说着站起身来，“您该想出一些新鲜的话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人朝房子走去。
她高高的个子，漂亮，苗条，此刻在他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她感觉到这一点，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很不自在。
“您讲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您刚才提到我的安德烈，其实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去你的安德烈！我真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他们进了大厅，这时大家已经坐下吃晚饭。祖母，或者按家里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大嗓门，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在这儿是一家之主。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幢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归属于她，她每天早晨都要祈祷，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祈祷时常常泪流满面。她的儿媳妇，也就是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生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父是个掉了牙的瘦老头，从脸上的那副表情看仿佛他正打算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娜佳的未婚夫，壮实而英俊，头发鬈曲，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三个人正谈着催眠术。
“你在我家住上一个礼拜就会恢复元气，”祖母转身对萨沙说，“只是你得多吃点。瞧你像什么样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那模样真吓人！真的，你简直成了浪子了。”
“挥霍掉父亲赠与的全部资财，”安德烈神父眼里带着笑意说，“浪荡的儿子只好给人去放猪……”
“我喜欢我爹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默不做声。突然萨沙笑起来，用餐巾捂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也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凡诺夫娜。
“我当然还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凡诺夫娜回答，她的神色变得十分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可是应当承认，自然界有着许多神秘而不可理解的现象。”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本人还得补充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端上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继续他们的谈话。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偶尔参加为慈善事业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的茶炊烧开了，冒着气，只有萨沙独自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十二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开始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长，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回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躺进被窝，很久都能听到女仆在楼下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最后，一切静下来，只偶尔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二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这时天色开始破晓。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