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进行到31日下午，在总部首长的号令下，我八路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部队分路向敌人冲击，关家垴之敌受到重创，只有少数残存之敌在顽抗。此时辽县、黎城、武乡等地出动了3000余敌分5路驰援，为保存战果，我军撤出战斗。此次战斗中，八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范子侠将军光荣负伤，许多战士为保卫根据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关家垴一战，歼敌冈崎大队500余人，毙敌中尉大队长3名，中少尉军官各4名，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500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胜利地结束了敌人的疯狂“扫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我军在此歼灭战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8年，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关家垴村修建了关家垴战斗纪念碑。
（第九节）漆树坡窑洞保卫战遗址
1943年7月16日，漆树坡民兵利用窑洞作为依托，抗击了千余日军的重兵“围剿”，保卫了县、区抗日机关和广大群众的安全，为开展“窑洞战”创造了先例。
漆树坡位于武乡、沁县、襄垣三县交界处，是武乡抗日县政府路南办事处和新八区区公所所在地。这里不仅是武东路南地区重要根据地，而且是太行、太岳两个根揭地的交通要塞。1943年7月16日黎明，日军纠集段村、沁县、襄垣等6个据点之敌1000余人，向漆树坡合击“包剿”，企图吃掉我路南抗日机关，一举摧毁这块抗日根据地。在敌人四面合击的形势下，路南办事处领导安排群众和机关分别转移到6个战斗窑洞。
漆树坡村的民兵们分为3个战斗组，利用地雷战、麻雀战阻击敌人达3小时之久。大量杀伤敌人后，分别转入窑洞，指导员武志芳带领6个民兵进入桑树沟窑洞。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发现了这个设在半山崖上的洞口，当即组织大队人马扑来。洞口的地雷、石雷接连爆炸，炸死了十多个日军。恼羞成怒的敌人调整兵力后，又一次强攻洞口。7个民兵居高临下，用6支步枪配合手榴弹，凭借他们挖的“设三关、拐三弯、楼上楼，天上天、住得久、跑得脱、熏不着、饿不死”的战斗窑洞，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数次将敌人击溃。敌人对这些民兵奈何不得，就使用烟熏毒计，民兵们马上进入翻口盖上石板，一丝烟也进不去。这时，敌人又从一旁发现了出气口，蜂拥而上，搭起人梯，妄图从此突破打进窑洞。可是上去一个，报销一个。敌人气急败坏地从拉来一门山炮，对着窑洞连续轰击，直到傍晚，才将窑洞轰开个豁口。武志芳在洞内观察到敌人已将窑洞上下前后团团围住，为了保护洞内群众的安全，带着民兵冲出洞外，扑向敌群，展开了肉搏战。这时坚守在其他几个窑洞的民兵已奔上山头，联防区各村的民兵也闻讯赶到，响起了“油桶机枪”、土炮。在茫茫的夜间，日军摸不清底细，以为陷入八路军重围，急忙狼狈而逃。此次战斗，血战一整天，击毙敌伪军60余人，全村群众安然脱险，抗日机关未受损失，创造了着名的“窑洞保卫战”战例。我7名民兵血洒故土，壮烈殉国。为了永远纪念这次窑洞保卫战和武志芳等7名先烈，武乡路南办事处上将桑树沟改为“英雄沟”。
1989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漆树坡村建立漆树坡窑洞保卫战纪念碑。聂荣臻、陆定一、原太行区武乡路南办事处政委姜一、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朱德警卫团团长钟明锋、武乡县武委会主任赵志云均为纪念碑题了词。纪念碑于1989年7月4日奠基。同年10月1日落成。纪念碑高8米，底座高2米，周围有护栏、台阶，碑身正面是陆定一题写的“漆树坡窑洞保卫战烈士纪念碑”，背面是邓小平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两侧是象征民兵武装的浮雕，底柱正面是武乡县委、县政府为纪念碑撰写的碑文，背面是烈士英名录，两侧分别刻有徐向前、聂荣臻、姜一、鲁瑞林、赵志云、钟明锋的题词。
（第十节）李峪村地雷战遗址
李峪村地雷战遗址位于武乡县城东23公里的李峪村。
抗日战争时期，李峪村自卫队队长王来法带领李峪村民兵活动于蟠武公路上，在上级调拨武器不足的情况下，他们集群众智慧，想方设法，就地取材，自己制造地雷，还利用当地的山石，凿开石头，自配土炸药，制成石头雷，在李峪村一带桥防滩大摆地雷阵，给小鬼子以沉重的打击，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上百次“扫荡”。他们制造的“踏板雷”，专炸日军的汽车，“碎石雷”专炸整体行进的日军部队，气急败坏的日军，调来工兵，用探雷器探雷进行排雷，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又研制出了“头发丝雷”、“真假雷”，专门对付排雷的工兵，使日军束手无策。同时，他们在村里家家户户的角角落落都埋上地雷，进村扫荡的鬼子一推老乡的门，地雷响了，一掀锅盖，地雷又响了，炸得日军寸步难行，无处躲藏。
1943年6月14日，日军进占蟠龙，进一步“蚕食”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太行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成立军民联防指挥部，组织广大军民，围困蟠龙敌人。李峪村民兵王来法和本村民兵多次在村东官道坡公路上巧布地雷，断绝了蟠龙日军与段村据点的联系，有一次炸毁了日军两辆汽车，还有一次王来法用22个地雷炸死28个日军、两匹马。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蟠龙的日军被迫于1944年2月28日，撤回段村据点。在整个抗战中，该村民兵运用地雷战的形式，先后毙敌123名，俘敌40余名。1944年11月，王来法在太行首届群英会上荣获“地雷大王”的光荣称号，晋冀鲁豫边区赠给王来法“抗战柱石、建国先锋”锦旗一面。
1962年，以李峪村等地的地雷战故事为素材拍摄的电影《地雷战》，被部队当做教学片，成为我军一门独立的作战方法。王来法的地雷战扬威太行，令日军闻风胆寒，在中国革命的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壮丽的一页，1964年位于武乡县东部沁涉公路上的李峪村地雷战遗址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初在村西建起王来法英雄事迹陈列室，吸引了国内外游客。
（第十一节）蟠龙围困战遗址
1943年6月14日，日军三十六师团葛目联队的小林大队，指挥围剿共军第一师赵瑞、段炳昌所部，共约3000余人，在大汉奸郝竹亭的指引下，侵占了武（乡）东重镇蟠龙，在我太行腹地插了一把刀，妄图分割我根据地，使三分区的形势起了严重的变化。蟠龙地区13个编村的老百姓，按照县委事先发出的紧急通知，进行了空室清野，连夜撤到大有、洪水、东堡、西堡、朱家山等山区根据地。为了安置这些群众，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如贷款、组织运输、发救济粮来救济转移出来的群众，并指导蟠武线的广大群众建立野外生活，坚持生产，全县人民也发扬同舟共济的友爱精神，对转移出来的群众给了很大的帮助。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研究决定，并请示一二九师及太行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蟠（龙）武（乡）战役，抽调6个团的兵力来参加这次战役：七六九团攻蟠龙；总部特务团攻侯家垴，决九团攻白家庄，二十团攻奶奶凹，十四团攻胡峦岭，决七团向西打援，封锁段村日军。本次战役的目标是：攻歼蟠龙周围以及蟠武公路沿线之日伪据点，孤立蟠龙据点的敌人。1943年7月19日至20日进行了战斗，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
之后，我太行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根据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指示精神，蟠武沿线的广大军民纷纷响应，立即组织劳武结合的围困蟠龙斗争。我正规军结合民兵组织了围困部队，他们一方面派遣飞行射击手、爆炸手主动到堡垒、据点跟前活动，一方面机动顽强地打击出扰的敌人，使蟠龙10里以外的群众能安然进行生产，并且在我武装掩护下抢收了据点附近40顷麦子、60顷秋田。而敌人却见不到群众，抓不到壮丁，修筑工事、碉堡等一切劳役都是伪军来干。在蟠武线上，敌人经常遭受我军的伏击、冷枪与爆炸。如地雷大王王来法带领李峪民兵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使敌人感到非常害怕，不得不以一个团的兵力轮番地掩护蟠武线的运输，因为蟠龙是一无所有的，一切用具、粮食、弹药都得从段村运来。蟠武线变成了敌人的死亡线，封锁和控制了敌人的运输线，这样把蟠龙变成了敌人的一座坟墓。我武东军民两万多人投入了这场历时8个月零14天的围困斗争，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3275次，总共歼敌2100多名。在我政治攻势中，伪军逃跑、投诚者共240多名。在我广大军民的团团包围之下，敌人被迫于1944年2月28日五更，趁夜色仓皇逃走。1944年3月4日，太行三分区在蟠龙镇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4月3日太行《新华日报》第一版，以显赫的标题发表了《向蟠武线军民致敬》的社论，表彰了蟠武全线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坚持围困蟠龙敌人的广大军民。
1945年4月5日，武乡（东）县党、政、军、民各界代表近万人在蟠龙镇举行公祭大会，祭奠蟠武战役、蟠龙围困战以及武乡7年来在抗日战争为国牺牲的烈士，并在奶奶凹黄沙岗竖了死难烈士纪念碑。
（第十二节）八路军修筑的圣人泉——左会村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砖壁村，是年冬，总部又在左会东南边的黄崖洞水腰山里创建了华北敌后最大的军工基地——黄崖洞兵工厂。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医院也进驻左会村。1941年夏天，日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吃掉我总部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黄崖洞兵工厂。这一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旱，也在太行山上漫延开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为了保卫总部，保卫兵工厂，指挥反“扫荡”作战，左权副参谋长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天，左权副参谋长又来到左会村，了解医药卫生的情况时，发现这里水源奇缺，十年九旱，水井干涸，溪水断流，老百姓没水吃，卫生员给伤病员洗衣服、洗绷带，还得跑20多里路。当地曾有传说，是因二郎神送水时村民不敬而把圣水压到山里，有句歌谣叫：“欲得圣涧长流水，除非圣人过山来”。
左权副参谋长虽然不相信神话故事，但他从神话中受到启发，判断山中会有水源，他把左会村缺水的事记在心上，回到总部和其他首长一商量，便决定亲自率领总部特务团一部，上水华山找水。他考察古碑，勘察地层，仔细探索水源的迹象。在水江沟南水，左权副参谋长发现这里树木格外葱郁，花草特别茂盛，拨开古藤一看，见有湿润的泥土。左权副参谋长分析这里有泉水，于是组织特务团战士，顶着烈日，挖山找水，终于挖掘出一股山泉。于是，左权副参谋长组织战士，开挖水渠，遇到山沟就用松树挖成渡槽，将山泉引到村里，左会村里的军民终于吃上了清澈甘甜的“自流水”，及时排除了当地人民的饮水困难。当地群众称左权副参谋长为“左圣人”，便为此泉水取名“圣人泉”。
（第十三节）觉醒联盟驻地——枣林村
1939年秋，经野战政治部批准，杉本一夫等经教育思想转变的7名日军俘虏，筹备成立一个日人反战组织，筹备组设在武乡县枣林村。经过认真的筹备，于11月7日，在武乡县王家峪村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
觉醒联盟（开始叫唤醒联盟）成立大会，由野政敌工部副部长漆克昌主持，杉本一夫作了筹备工作报告，宣布了组织章程和工作纲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陆定一等首长也到会祝贺。大会通过了“唤醒联盟”的宗旨，即：“呼唤广大日军士兵觉醒，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与侵略中国的本质与罪恶。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议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
觉醒联盟成立后，设在枣林村西庄李碾成家。
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1日，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6月2日，在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1年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广泛建立，培养了一批反战活动骨干，在日军中影响日益增大，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在日军士兵中或明或暗地传说着，例如1942年的榆（社）武（乡）公路上的白庄战斗，一次就俘虏了6名日军士兵，比前几年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日人反战组织，已经成为抗战中的有力助手，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1940年底，该组织迁至辽县（今左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