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山海经》，我想起了发掘半坡遗址时的一段幸运的际遇。
1956年9月15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后，专门组织了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西安参观，由省委负责同志陪同，还来到了我们刚刚发掘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留言对新中国文物政策和成绩表示赞扬，使我们深受鼓舞。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同志的来访。1955年学部成立大会上，我们曾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特别是我在作半坡发掘成果汇报时，他也在座，听的很认真。1956年秋，他从苏联访问回国，特地路过西安来看半坡遗址，我们一见面，他就说：“兴邦同志，你们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在学部成立大会上，他和顾颉刚先生最感兴趣和重视的是半坡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况。这次我对他能来参观指导表示非常欢迎，便带他去看发掘现场，当时发掘的遗存，都用草席盖着，我一个个地揭开来让他看，给他解释各个部分的功能和意义，他看的很仔细，提出来许多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释。最后他问，这里在古代是什么地方，我说了历史沿革，他说古籍这样的事迹，有多少记载，我说尹达同志的原始社会史上，列举了很多性质相似的传说。但具体到这一问题，他相当肯定的说：“请你查查《山海经》，有没有相似的记载。”我接触的参观学者中就他提出这个问题，也最切合历史实际。由于他的提示我们从后来的研究求索中，发现了《山海经》中的记载不全是子虚乌有，而有真实的历史背影。他的提示，引起了我们更多的重视和深思，他在工地流连忘返地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走了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需要加强改进的地方。不久，他回了信，提出：叫我将重要发掘成果用通俗的写历史的笔调，写一篇报导（包括发现事物和意义），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七版上，向群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在学者中他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而难忘的启迪者之一。
我收到信，十分激动，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关怀和支持，是对新中国考古成果的重视，也是我们扩大影响、争取领导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便和队里同志商量决定题目、内容和写法，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题目是《我们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活情景》，用写实文学的笔调，生动活现地将重要发现做了综合报导，约五千字左右。寄走不久，即在1955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学术版全文刊载。发表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重视。没有多久，我就接到解放军一个服役战士的来信，他说他读了之后，觉得很有意义，才知道数千年前我们祖先的社会生活情景，对群众了解古代历史很有好处，并建议能否编成剧本，制成电影向广大群众放映，以起到对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作用。《新华月报》也作了全文转载，我也将这些意见向文化部门及领导作了反映。1956年春我们在侯马开会，谢元璐同志（当时社会文化管理局的秘书，王冶秋同志的学生）对我说，“老石，你那篇文章冶秋同志很赞赏，他说这是文博考古界近年来最好的文章，既通俗易懂，又富有知识性，你不能说没有科学性。”从这个话题，我们谈起文物考古工作如何将取得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精神财富，进而为广大人民所采取利用的问题。他谈到了许多设想和见解，觉得半坡这种模式是可取的有效途径之一。
由于邓拓同志的指示，我也更加重视这一问题，的确，《山海经》中的各种记述与古代先民的生活实际是密切相连的，我也曾想过对这一历史文献进行整合研究，但因为忙无暇顾及就放下了。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今天克林同志这一部研究编着，便是代我们向邓拓同志交了差，圆了大家的理想和作为，其功甚大、影响颇巨。我们也可以以此书的出版来怀念和感念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邓拓同志，今天我们可以无愧的对他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您的期望和嘱托，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发展在前进道路上树立起一幢丰碑，不过这不是石兴邦而是王克林同志的功绩。
（二）
历史的际会，往往是有偶然性的，也有他必然契合的历史现实。把《山海经》和仰韶文化整合研究（专题系统的研究），最早是我从邓拓同志那里获得启发的。那时是我们党在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现在是我们党庆祝九十周年喜庆大事，应该是有机缘的。我们一生能幸逢两次盛会，真实幸运之至。现在我再交代一下当年发掘半坡遗址的事：
仰韶文化半坡氏族的物质文化遗存的显世，是以王克林同志所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1952级考古专业班师生在西安仰韶文化半坡遗址进行的田野考古生产实习而实现的。1955年，北大学生在半坡实习发掘，为考古研究与群众结合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式，而且为以后的发掘研究工作与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这次参加半坡遗址实习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级考古专业班共29位同学，他们都训练有素、积极进取。我记得党支部书记是给新四军送鸡毛信的徐锡台，班长是有组织能力的阳吉昌，领队的是很有学术素养的陕西才子李仰松教授，还有研究实践功力很强的王克林、王世民、张忠培、张森水、唐荣芳、黄景略、郑笑梅、方酉生、耿引曾、徐元邦、高明、祝广祺、高东陆、夏振英、叶小燕、魏树勋、魏效祖等学生，主要工作和活动是他们19人。张森水、叶小燕、王世民、王克林还搞起了业余的工作，在附近路段的十里铺等遗址进行调查和有关的文案等活动，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表现，体现了新中国青年学子热爱科学、宣传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争得了领导、群众和社会的赞誉和奖励，实在难能可贵。这是我永远铭记的事，我从内心怀念和感谢这班同学，他们绝大部分也在以后的学程、事业的发展创造中起到了骨干和带头作用，在考古与文物事业的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无愧于时代的期盼。
现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是以克林同志等在当时发掘半坡遗址的那些年轻同志，半坡遗址及其成果是代表仰韶文化主体的，这事我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班级1952年秋季在半坡遗址实习，他们对遗存作了大面积的发掘观察，居址、墓葬区同时开动，对居址、墓葬区、陶窑区全部发掘了共2000多平方米，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第一层积出土史迹十分丰富，前来参观的群众很多，风声所起，蜂拥而来。同学们的情绪很高，主动提出向群众开放办展览会，我支持，由他们组织安排。主要办了个展览会，每个同学都有工作，而且争先恐后地在争取，热情很大、成果也大，表现了新中国青年大学生爱祖国爱文化的热情和品格。土崖下面摆一排十几张桌子，将文物放在桌子上，由同学轮流看管讲解，前后一个多月，参观群众近十万人次。教育部苏联专家总顾问也来参观，他回到北京后，向周总理反映说：半坡是世界少有的完整文化遗址，值得重视和保护，周总理即派当时的教育部长钱俊瑞同志前来视察，我向钱部长汇报了情况，并将三十张有关半坡文化遗存的照片请他转给周总理，感谢总理对我们的重视和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