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论述《山海经》所揭示的哲学理念。从目前所见先秦历史文献中，未经系统化的原始社会资料，可说以《山海经》的记录最为古老，那么这些哲学理念是如何产生的呢？其根源又是什么？在前面我不止一处提到，是原始初民的“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所致。正如《庄子·应帝王》篇中所云：“秦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汉代王充在《论衡·自然》中也说：“三皇之时，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为马，乍自以为牛。纯德行而民瞳蒙，晓惠之心未形生也，”是原始社会的古人把自己看做牛马，即此。
综上所述，《山海经》与《易经》相关的哲学理念之比较，说明《山海经》以志书类的形式，多反映史前神话、巫术。《易经》则侧重卜筮、占卦。这两本书均以鬼神迷信出发反映当时人们对客观社会的认识，然剥去其迷信唯心的一面，却都显露中国古典哲学的光芒。
在体制、内容等诸多方面，两书均有相近之处，特别在哲学思想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山海经》一书的性质，是具有“志”书的形式，远不是可以将其局限于巫书、神话看待或以巫书所能概括了的。既然《易经》被奉为古典哲学的圭臬，那么《山海经》也可视为中国古典哲学性质的古籍。对此，我们当予以正名。
《山海经》和《易经》，内容、性质、特别在表述原始哲学理念方面的比较研究既明，但内容的表述形式却大相径庭。《山海经》杂蔓无章，内容表达野性十足。而《易经》则有序有逻辑，这一现象，表明两经的取材（材料来源）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即《山海经》多取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为汇编形式的书，类同宋代洪迈的《夷坚志》（又名《容斋随笔》）一类志书。而《易经》多取夏、商、周三代史官的记事记史，是属卜筮或占卜的书籍。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既然《山海经》是记载史前传说时代的书，而史前是没有文字的，则《山海经》成书依托的史料，除了口耳相传的历史外尚有帮助记事的图画纹饰以资参考。
（第三节）《山海经》图说考
《山海经》是否有图的问题，以往古今学者都持异议，然多数认为是有图的。王庸先生说：“《山海经》本应名《山海图》，而《经》只不过是《图》的说明，后来图亡而经存，故《山海图》改为《山海经》。”袁珂先生亦说：“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画的，而且图画似乎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此说自然是从东晋陶渊明的“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诗句之说。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图呢？有两说，一是地图；另一说是绘画。南宋朱熹云：“《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近见朱玲玲先生在其《论先秦时期的地图》一文中则云：“陶渊明所观的《山海图》，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一种绘画性质图画。”
其实《山海经》有图之说是可以肯定的，但不是像前人朱熹说的是地图，也不像是图画。《山海经》内有丰富的神话传说，故历代都有人以此为题材，创作各种图画，绘有各种动物、神怪的图画。这些图画为近年出版的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采入，共计144幅插图。袁珂写道：“《山海经》的记述条理井然，大约是先有了文字的记述，而后加以插图的。《海经》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当是先有画画然后有文字，文字不过是用来作为图画的说明的。”按袁珂先生的意思这个图画与文看上去是各是各的，两张皮，不是有机的联系。所以仍然没有说明《山海经》图的性质。
最近我们读到《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载姚奠中等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史学》一文中说古代记史记事，“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先民是用结绳的办法在木头刻道道的办法记事……也有图画方式记的，有了文字则用文字记录。像《山海经》看来最早是用图画和文字混合记载的”（见《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2009年7月13日）。其说比上各家所说进了一步。不过在我看来也未必切中其性质。因为《山海经》的前半部分《山经》的记载比后半部分《海经》的记录有条理，而后者较为杂乱，内容不连贯，不宜于混合方式的记事，否则更加混乱。有鉴于此，我认为《山海经》的记史记事的方式，只能用适宜于一种有机联系的“图画文字”，即中国史前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可用图画表示其意义的图画来记事。由此说明《山海经》的记录形式，在我看来，它当是《山海经》在成书时的东周时期，其编撰者利用当时尚能见的图画文字为蓝本，并收集糅合一些流传在民间的口耳相传史料，而编纂的理由有三：
1.《山海经》的基本元素是“山”、“水”、动植物、氏族方国、天象——即天人的关系；
2.《山经》多记“口”即“食”的内容，哪些动植物能食用，能治病防病和那些山川中有何出产；
3.《海经》内容往往不成单元，无有机的联系，每条都可单独成立。
这些内容都极易用图画表示。
因此，鉴于上面几个原因，便决定了《山海经》题材的表现形式，其形式与内容，拟在本书第五章予以论述。
（第四节）《山海经》创作目的与价值
一、《山海经》的写作目的
前人对其书的性质评议，可谓硕果累累。然对其创作目的，研究者却寥寥无几。有人说《山海经》的写作目的“意在骇人听闻”。另外还有人说：“可能与祭祀有关”。这些看上去是否都太简单随意了，是被书之神话内容所遮蔽之故。
其实，通过我们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特别与《易经》比较后，清楚地看到《易经》是中国古人集东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为追踪历史、提高认识、服务于现实和将来而创作的。这一点《易经》讲得很清楚，“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系辞》）。这就是说，《易》学是在讲变革和创新，而任何变革与创新都应落实到社会领域中来，并将推广于社会，反映到人民的利益上。因为世界上任何一门科学的目的，总的说来都要落实到社会和人们的利益上。
而《山海经》的创作目的或用意，当正如崔述在其《考信录提要》中所说：“战国人称述三代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风气、语言是文化的具体表现。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之际，一方面是传统宗法贵族的没落，另一方面是新兴贵族的崛起，其时的诸子百家，如儒、道等家的知识分子，如像孔子所倡导的“修己安人”的思想（《论语·宪问》），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努力把中国古代积累的文化传承下来，以此提升人的道德价值与人格尊严，使人有所教养。《山海经》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编纂的。那么今天我们研究《山海经》的目的，正是为了复原经文的本意，去寻求这些文字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所以不能将《山海经》仅仅视为一般的神话或巫术占验的象牙塔，应当将其视为原始社会史料宝库，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旨在发掘探明史前传说时代先民原始的生产、生活和科学实践活动，进而阐明那个时代的历史，为今编纂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原始资料。
二、《山海经》的学术价值
通过以上阐述解读，不难看出《山海经》这部古籍在中国科学史上，无论对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它以志书的形式出现，内容包涵广大，正如袁珂先生所说：“它好像一块多棱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光彩。”
地质或历史地理学家，可以从中看到古代中国的山川泽薮的概况；动植物学家，可在书中了解中国古代一些动植物及其分布梗概；医药学家，可从中了解古代的疾病和用药情况及原始的治疗方法；气象学家，可在书中了解原始的物候学；民族学家，可以了解书中所记的古族及其习俗；历史学家，可在书中可认清中华民族的远古史影，追踪华夏族的起源历史及其世系和各古族间的关系；考古学家，可以从《山海经》中弥补自身——考古学文化不能说话的局限性。考古必须要以历史文献为索引，才起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作用，从而达到考古学为现实服务的作用。
纵观上面所述《山海经》的价值，可以看出在科学昌盛的今天，《山海经》对我国各门科学和学科的研究来讲，都称得上是重要的资料库，其学术研究价值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
既然《山海经》是中国原始社会史上的资料库，那它所记载的史前传说时代那一时间段的历史，光凭文献是难以说明的，这就需要考古学予以佐证而凸显其可信性。而能说明《山海经》所记史前史实的考古资料，在时间、空间、遗存、族群四维关系相当者，鄙见当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特别是它的后期。
（第五节）《山海经》与仰韶文化整合研究
要说明《山海经》所记原始社会史实的可信性及其文化背景如何，就须与考古学文化进行整合研究。目前对中国历史上所存在的一些模糊的历史问题的厘定，考古学资料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下面拟从四个方面予以简要的叙述。
一、关于《山海经》的时间段问题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学文化资料，在我国的夏、商、周三代以前，有过一个漫长的史前阶段。这一阶段，摩尔根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大段。野蛮时代分为中级、高级阶段，在中国从距今约15000年至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至公元前21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经历约八九千年之久。期间又分为史前时代、传说时代和文明（信史）三大段。史前时代最为漫长。传说时代，是介于史前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时代特征和史实，按徐旭生先生所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并一再强调，中国古史传说，多有文献可征，而且有相关的考古资料印证，不是向壁虚构，其内容就是那些半人半神、半信半疑的史料，为其传说时代的历史文献。
《山海经》为传说时代典籍，是由它的体制、内容和特征等方面所决定的。这在本书前面各节已予以叙述。它是东周时代凭借人们“口耳相传”的传说、记忆而保存下来的零碎杂乱的史料编成的。其史料是属于一群或者若干群体的文字记录。
东周时期成书的《山海经》的作者，所凭借“口耳相传”的传说、记忆的史料所编撰的史实中包括100多个“国家”（或部落、部族），以及各经卷中所记的历史人物，如帝鸿、帝江、帝俊、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祝融、帝尧、帝舜、鲧、共工、禹、后稷等以及他们的子孙（世系）。其史迹在《大戴礼·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中都有记载。但是《山海经》里的黄帝等历史人物及其史实的可信性如何？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对黄帝的史迹持怀疑态度。表明了在我国秦汉时期，人们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与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五帝时代的历史和历史人物都不是当做信史，而是视为半人半神的传说时代。那么要确认《山海经》为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的文献，就必须通过考古等学科的相关资料加以检验。
二、《山海经》——仰韶文化——传说时代考古
《山海经》作为传说时代的文献，其史迹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载五帝时代的这段历史，而这一时间段又有何种文化为其背景？即这一时间段为何种考古学文化？按历史年代和考古学文化序列，《山海经》史迹记述的文化内容应为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相当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中期的文化。要说明《山海经》所述传说时代的文化为仰韶文化，在方法论上就应当说明其时间、空间、族群、遗存的四维关系，才能以物证史，透物见人。
